78岁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吴敬琏是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一直被视为中国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

6月上旬，吴敬琏教授对宁波及周边地区的企业进行为期5天的考察，重点对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突破发展瓶颈的案例进行调研。期间，他就中国经济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同时还回答了本刊记者提出相关问题。

关键词之一：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和怎么样才能持续发展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议论的热点问题，这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今后走向。

记者：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的成就的同时，也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您认为，挑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吴敬琏：从经济的深层结构看，中国正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

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GDP在投资和消费结构上的失衡，主要问题就是过度的投资和消费的不足。消费不足不是说绝对量增长不足，而是消费的增长赶不上GDP的增长，所以消费相对的份额下降，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已经偏离正常状态，造成经济社会生活中许多的问题。从国际上来说，投资在GDP中的比重大概在25%上下，我国现在投资的比重越来越高，达到的水平大致在45%到接近50%，而消费的比重偏低。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并造成贸易摩擦加剧。

内外失衡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首先，内外失衡在宏观经济上集中表现为流动性过剩，或者说货币过量供应，而货币的过量供应就导致了或者是资产泡沫的形成或者是通货膨胀，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特别在2007年下半年开始浮出水面。

其次，这样一些内部、外部失衡，还会导致金融体系变得脆弱，当出现了外部或者内部的冲击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东亚许多国家都曾经经历过一个高成长的时期，但是好像它们大多数都没有逃脱金融危机，出现了金融的系统性危机以后，损失了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我们现在就是要尽力地防止出现这样的问题，防止我们大好的经济增长的形势、经济发展的形势出现逆转。因此，转变增长模式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事实上，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型的观点提出已经多年，但是转型进程至今仍显缓慢，您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吴敬琏：一是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信贷资源，因为银行体系、金融体系改革没有到位，所以各级政府依然对于信贷的发放有着很大的支配权利。另外由于产权制度不明确，土地也成为一种重要资源。

二是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很小，表现在很多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定价上，价格扭曲会扭曲资源配置。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在1992年就提出来，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在资源配置中是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所谓市场起作用就是说通过市场自由形成的价格起作用，因为这种价格是能够反映供求、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的，像这样一些资源应该由市场配置。

三是各级政府把GDP的增长速度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志，不光是政府内部，似乎是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这种观念。

四是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的速度紧密相连。从政府的收入结构看，主要的收入是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跟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是直接挂钩的，所以这使得各级政府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上；从支出结构看，一些公共产品的财政责任过度下移，这使得各级政府如果不能够加快物质生产增长的速度来取得更多的收入，日子就过不下去。

记者：您认为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如何实现转型？

吴敬琏：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是由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这种增长方式曾经有效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但是一些问题也在近年来逐步显现。从要素投入驱动看，出现了这样一些挑战，而且越来越严重。第一，大量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投入，造成了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破坏。第二，由于资本要素的超常投入，引致了投资和消费的失衡。第三，超高速的增长是靠大量的劳动投入实现的。在早期阶段，大量廉价、低成本的劳动投入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但是在近年来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

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实现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主要的途径是：一、劳动力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的转移；二、基于科学的技术广泛运用；三、服务业向各个行业渗透和它的独立发展；四、信息化。这些研究的成果正在变成中国政策方面的实践。特别表现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里面。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关键词之二：CPI

从去年下半年起，通货膨胀不断在全球蔓延，中国的CPI指数一直处于高位运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抑止通涨和稳定物价的政策，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上调利率等措施，但是收效甚微，导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企的原因是什么？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来稳定物价？

记者：有人认为现在物价属于结构性上涨，还没有到全面通涨的阶段，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吴敬琏：在我看来这毫无疑问是通货膨胀。按照一般的说法，3%的CPI是温和的通货膨胀， 5%是中度的通货膨胀，8%就严重的通货膨胀，去年7月的时候是4.8％，有些权威的人认为不是，但是老百姓的感觉是很深的。

记者：您认为当前我国物价水平不断上升的原因是什么？

吴敬琏：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原因是货币过量发行，所以政府要保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办法只能是控制货币发行。

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以为通货膨胀是由人民币升值引起的，或者两者是伴生的现象。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与其说通货膨胀是人民币升值引起的，还不如说它是由低估了的人民币没有及时升值而引起。

记者：调高准备金率或者加息是否是一个很好的抑止通涨的办法？

吴敬琏：央行目前使用的办法不是完全没有副作用的。而这些副作用最主要表现在对于商业银行的运营造成的困难。央行发行票据、调高准备金率等措施把一部分流动性给冻结了，而这些措施回报是很低的。

货币要紧缩固然是目前解决的方案之一，但人民币汇率要加快升值也是非常重要的措施。在人民币升值后，国家可以采取相应的财政手段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减税就可以是其中之一的手段。

记者：如何根本上解决物价的过快上涨？

吴敬琏：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动市场化。
有些办法不是好办法，要谨慎使用，特别是管制、冻结物价的办法。有舆论说，燃油不能涨价，涨价会推动通胀。但资源价格太低正是造成现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物价并不是仅靠限制就能限制得住的。而且，一旦把价格管住了，市场就难以发挥作用，经济结构就难以优化，这将导致中国现阶段的很多经济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目前的经济情况，最不能做的就是管制或者冻结物价。千万不要做表面文章，指望靠行政手段来平抑物价的上涨，抑制资产泡沫，是无法实现的。

关键词之三：股市

股市作为经济的晴雨表，在中国为什么老是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相协调？这个晴雨表怎么了？大多数股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享受到我国经济稳定发展所带来的实惠？

对于几千万中国股民来说，在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当中，“吴敬琏”这三个字，可以说是和他们结缘最深的一个名字。2000年和2001年，他的“基金黑幕”、“股市赌场论”等观点，一次次地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此后的10多年，吴敬琏几乎不再论及股市。

记者：10多年前，您把中国的股市比喻成“一个没有规矩的赌场”，一度引来了众多的批评声音，10多年后的今天，您是否还坚持当时的观点？

吴敬琏：我曾经长期研究股市，但2001年后再没有对股市研究了。但是我的观点没有变，2001年这本书里（《10年纷纭话股市》）所讲的观点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股市应该建立一整套市场运作机制，要靠这个机制来繁荣市场，而不是靠政府的强制干预。

记者：一份调查表明，中国有90％多的股民被套牢，您对这些中小投资者有什么好的建议？对于未来中国股市的趋势，能否谈谈您的预测？

吴敬琏：不少人向我提出类似的问题，非常遗憾，我没有什么建议，只想告诉大家，盲目炒股是有风险的，中小股民一定要谨慎，免得血本无归，现在股市这种暴涨暴跌的现象不正常。

对于未来中国股市的趋势，大家可以去向股市专家请教，但是，我至今还没有发现中国有这方面的专家。

关键词之四：房价

由美国次级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给中国带来的警示远非直接投资损失所能涵盖，更是拉响了红色金融警报。在政府高价拍卖土地、开发商操纵房价、银行放贷审查松弛、税收调控不力的多种因素合力的作用下，中国城市房地产出现了全球绝无仅有的连续上涨局面。人们不禁担心：中国房价过快的涨幅，会不会引起类似美国的次级债危机？
记者：您觉得现在中国的房价高吗？

吴敬琏：现在这个房价，不单是低收入阶层承受不起，中等收入家庭也承受不了。现在房价上升不完全是消费买房所造成的。我认为还是一个宏观经济形势造成的，也就是货币过量供应造成的。

记者：近几年来，政府一直在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抑止房价的过快上涨，但是收效不大，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吴敬琏：一个时期内可能会有一定作用，调控得当房价还是有下降的可能，但时间长了效果很难说。

房价由供求关系决定，它的涨和跌都由这个关系决定。买房者现在有两种，一种是投资者，想投资增值的；一种是消费者，想有住房。从长期来看，房价最终由消费者决定。所以政府应该尽量让市场调控起作用，不宜过多干预房价，免得顾此失彼，从而抬高其他方面的物价。政府的调控应该是针对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泡沫苗头。

关键词之五：政府改革

尽管中国30年改革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最不足的三个问题是：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太迟缓，且远未完善；产权制度改革比如土地地权改革还没有到位；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尚不完善，行政权力滥用的情况还比较普遍。吴敬琏认为，未来中国改革的关键是推动政府自身的改革。

记者：您为什么认为未来中国改革的关键是推动政府自身的改革？

吴敬琏：我们现在是全面进入了完善法治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个阶段涉及的方面非常多。从系统论的观点来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系统的堆积，而是一个互相影响的体系，所以应该要全面的进行改革，而其中关键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目前我国政府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存在着“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偏差，各级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又管不好的事，而不少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却没有管或没有管好。针对这种情况，当前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过程中，关键中的关键，乃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记者：您认为哪些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情？

吴敬琏：比如说宏观经济的稳定，。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法治环境的建立，这些都是政府应该去努力做的事。

记者：当前政府的改革应该侧重于哪些方面？

吴敬琏：要尽量消除行政干预，尤其在资源和价格方面，政府应该让市场自我发挥应有作用。政府应该建立一种制度，用以支持和支撑市场的制度。这就需要政府部门要有建设性的突破。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政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提供良好的公共治理这一极端重要的公共产品，本来就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另一方面，建设法治意味着把政府官员的权力限制在宪法和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的范围之内，并要求他们尽职尽责，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政府改革的另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挑战，是公共服务的提供。当前，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我国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一个突出挑战。近年来，各级政府都采取了力度较大的措施，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这些措施已经开始见到一些实效。

与此同时，随着舆论的持续集中关注，社会各界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期望值已经大幅度提高，而且很可能还会继续提高。如何在有限的政府资源的约束之内进一步强化、优化公共服务职能，跟上社会需求不断提高的步伐，是今后若干年中各级政府都将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

作者：项茂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