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有人发问为什么农村的民主建设走到了城市的前头。当然这个问题本身可能会被质疑，如农村比较普遍的贿选。但是李承鹏说得好：贿选是农民装睡，装睡也比真睡好。这个问题使我想起十七八年前我的一篇文章：《微观民主建设：农村向城市挑战》，其中我从六个方面分析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领先于城市的原因。总的观点，是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行为，更多的决定于其经济利益。只有他成为明确的经济利益主体，才会进而成为政治和社会的主体。在联产承包制给予了农民相对完整明确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后，才有了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的席卷中国广大农村的基层自治热潮。

这个观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其后中国农村出现了较多的自治异变，如贿选。那就是：农民的经济主体地位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土地只是“承包”，而不是私有，它是“集体所有”的。由于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土地价值被不断发现，以及农村的其他资源性资产如矿产、林产的价值也一路走高，更由于与之随行的中国权力经济、特别的工业化城市化和腐败的出现，所以农民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其经济利益被压制、侵蚀和剥夺，其政治意识也就被压抑和扭曲。在这种情况下，一张选票以若干金钱变现，可能是一个更为理性的选择。当然，在村级自治中，不一定完全适用民主，在一个熟人共同体中，有时协商甚至“差序格局”更为合适。

这时再来看韩寒的一个观点：中国人素质差不可能急速民主。这个观点不错。但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承认民主的价值和它的必然性，那么我们就需要分析在中国具体实在的环境中，民主的力量在哪里，真正推动民主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哪些人，以及路径和方式是什么。

这里也不妨再看一看乌坎。乌坎事件中的农民一方，不仅仅有经济利益的诉求，而且有政治权利的诉求。在经济上，他们要求得到土地转让的合理收益；在政治上，他们要求行使合法的权力，实现真正的自治。乌坎事件首先表明的是农民由明确的经济利益抗争导向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的发扬，这可以说是自大包干以来，中国农民的公民意识的第二次回归。当然，不仅仅是乌坎，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多数基层自发的变革甚至群体事件中，经济意义总是和政治意义或多或少地相联系的。

土地利益纠纷曾经占据了中国群体事件的主要比例，但是专家指出，当前劳资纠纷已经位于第一位。这一变化告诉我们，中国社会矛盾趋于广泛化，并且尖锐于工薪阶级和雇主阶级。考虑到中国“制造大国”的国情，我们可以预测——并且事实上也已经看到了中国进入了一个更多的公民争取经济、政治、社会权利的时期。

其次，乌坎事件变为乌坎转机，其本质意义，是公权力向公民权利的退让。过去政府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中国政府的腰包很鼓，因此在高压态势下，拿出点小钱解决个案，可以敉平绝大多数群体事件。但这次事件，公权力全面向民权退让。转机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公权力突然良心发现，而是中国的社会矛盾到了必须政治解决的时候了。这时统治者中的明智者，会审时度势，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而这种调整，或者转机，其意义也并不只是公权力与公民和社会的互动、博弈、共赢，它还表明中共党内高层开始良性的博弈与竞争。今天中国的变革首先应当是政治改革，主题是民主与宪政。凡是能够把握住这个时代潮流的领导人，会在历史上确定自己崇高的地位。我们看中国不同的地区模式，我想，只有那些更多孕含民主、宪政元素的“模式”，只有那些与公民和社会互动、呼应的“模式”，才是代表历史正确发展方向的模式。从这点说，中国高层政治也有可能从乌坎转机开始，进入一种更多公开、民主、公正、人权与良性竞争的新阶段。

在写作此文的时候，看到温家宝在近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讲话。温家宝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无论他们是否还需要以此来作基本保障，也无论他们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镇，任何人都无权剥夺。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关键在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有必要、也有条件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要精心设计征地制度改革方案，加快开展相关工作，明年一定要出台相应法规。

这是继广东省委领导之后，中共更高层中的理智力量对民间吁求的正面回应。

现在我们可以说一说中国的民主改革与革命了。中国不大可能会发生改朝换代式的革命，它只能走向民主宪政。民主宪政也不是少数人的一个理想和奋斗，它是一个历史潮流。但是民主宪政的实现是有条件的。首先它必须基于公民个体的明确而合理合法的经济利益主体地位，其次它必须是一个专制统治者中的大多数人也不得不承认的利大于弊的政治选择。而中国正进入这两个条件加大的阶段。面对１万多农民森严壁垒、有某些“过激”行为的乌坎，虽然政府有更强大的暴力，却不敢也不能开枪。这时采取退让就是公权力的唯一选择。中国的民主宪政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前进的。积量变为质变，终有一天它会成为一种国家的政治制度。至于人民的政治素质，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提高。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有良知理性的知识分子，应当为它的实现，为减少社会转型的代价，不断地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