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少数的“坏人”真勇敢。感谢这些坏人。贵州瓮安事件后很多人敬佩地说。

到底谁是这个事件中的“少数坏人”？好象并不明确。是指这个事件之外的“黑恶势力”，包括警方的涉黑人员呢，还是指这个事件中的“挑头人”？

在这个事件中，如果没有这些少数“坏人”挑头，就不可能把这件事搞到这么大。当然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你们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也不会有你们省党书记的鞠躬致歉。也不会有这么快就公开承认那些“深层次”的矛盾一直存在，而且迟早、必然要暴发。没有这些少数“坏人”挑头，可能这件事早就被当地镇压了。失去了让矛盾充分暴露和被公开承认的机会。少数“坏人”的挑头正是在人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向更多的人提供了一条表达愤怒的途径。很多人分析，少数“坏人”在突发事件中是不可能有明确的犯罪动机，他们也不是事前预谋好了，他们甚至也没有任何准备。他们只是在群体事件中容易急中生智的人，他们的行为相互鼓励，相互启发，属于社会心理学中从众心理的典型现象。这些“坏人”甚至会在事后投案自首，他们没有明确的头领，他们当时的行为完全属于人的本能。

如果我是石宗源，我肯定不会指责这些少数“坏人”。做过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人，连这种新闻导向的常识都把握不好，说明也是业务不精。首先，根本不该把这个事件的挑头人定性为少数“坏人”，如果他们确实在事件中损坏了公共财物，可以从法律层面上追究一两个人的经济责任，但必须充分考虑事件的责任更多应该由当地政府机关承担，可以免除处罚。其次，要严格把当地长期存在的“黑恶势力”和这种事件中的挑头人区别对待，要打击的“黑恶势力”是指平时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那些地痞流氓，那些贪官污吏，那些靠权势和暴力，钱权交易，相互勾结，欺压民众，有明确首领的黑恶势力团伙。应该公布和抓捕这些团伙的成员，绳之以法。

而对这个事件中，少数的参与者，挑头点火者，冲击地方政府机关大楼的人，要严格和“黑恶势力”区别开来，不排除其中有个别“身兼数职”，但我仍然相信，这其中的大多数平时都是无依无靠，无权无势，平素只遭人欺压，而不欺压别人的纯朴百姓。要让这些少数“坏人”安心生活，得到宽容和原谅，才会把和谐的种子埋种到更多人的心中。靠以暴易暴的方式严惩那些少数“坏人”，只能吓唬那些胆小的跟随的好人，到另一次事件还会有人主动而且勇敢地充当少数“坏人”，因为他们平时并不是“坏人”，很可能这些少数“坏人”在群众中还很有威望和号召力，如果不是愤怒之极，他们一定是和谐社会最主动的维护者和建设者。在一个群体中，没有少数人的示范和先人一步表率行为，其他人是不会被引向同一个方向。正因这种带头作用，才会有所谓的“先锋队”，历史上，因为有人挑头抗议示威、罢工、组织工会维护工人的利益，所以他们叫“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这个事件中的少数“坏人”当然没有这种觉悟，他们仍然属于没有组织基础没有先进的思想指导的偶发性群体事件。但这种“坏人”的挑头作用却也可以往另一个方向引导，比如参与社会建设，维护社会治安，组织义工行动，带头向灾区捐款捐物，只要符合百姓心理需求的，他们都可能在各个地方各个时间自发地产生。每一个群体都会涌现这样的挑头人。当年的陕北，就出了一个“刘志丹”，人们编排歌曲把他唱。表面上可以打击这些少数人，但会积累更多的怨气，因为仅仅是早他人一步表达出大众意愿的人。如果在另一次事件中，大家同时表达这种意愿和做出表示反抗的行为，是否会将事件定性为“多数”坏人的破坏呢？沉默的大多数同时打破沉默的案例是罕见的，但“少数”部分的比例提高还是很可怕的。瓮安事件中，如果把那些参与了抗议的人，或者冲击过政府机关大楼的人都追究一下，是不是还能称“少数”，少数究竟是多少？今天可能是五十个，明天也许是五百个，假如有一天成为五千个，是否还叫少数？

在我看来，这个事件中的挑者的那些少数“坏人”，正是中华民族不怕压迫，勤劳勇敢的血性代表，历史是他们改变的，历史也是他们创造的，不该把他们称作“坏人”。他们平时并不“坏”，只是在别无选择，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站了出来，做了过激的行动。既然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既然肯定“各族群众是非常淳朴善良的，也是非常通情达理的”，就不该如此混淆概念，让人搞不清谁是黑恶势力，搞不清楚你到底要打击谁，是打击老百姓公认的“黑恶势力”，还是打击这次事件中本来都很老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