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要发红包了！4月底，广东东莞市委刘志庚书记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受澳门为市民发红利的做法启发，打算给市民发放补贴，以减轻CPI上涨给市民造成的影响。6月初，红包发放方案出笼，东莞市财政将拿出逾1.2亿元向12.2万低收入户籍人员发放红包。被列入此次临时生活补贴发放范围的七类人群，发放标准为每人1000元。（6月25日《南方日报》）

    尽管该方案较此前“学习澳门，人者有份”的期望有所“缩水”，但是红包的出现还是让不少人眼前一亮。毕竟，对于“民富”而言这将是一个增量。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政府部门“还富于民”的一次实践。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满怀忧患，许多人甚至担心黄色文明的中国可能在“蔚蓝化”进程中失去“球籍”；二十年后，有关“大国崛起”的种种讨论则从另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人正在重拾自信。显而易见的是，这一心理变化主要有赖于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注意到，国家崛起并不必然导致国民崛起。简单说，国家有钱并不必然意味着国民有钱。正因为此，如何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成果，如何还富于民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政治现实仍是，在这个国家，“国富论”做得多，而“民富论”做得少。

    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曾经算过一笔账，2007年中国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政府为什么“越做越大”？一方面无疑是因为政府自我授权的扩张缺乏必要约束，另一方面也在于“国富”对“民富”的觊觎与凌越。如果凡事“以国家为重”，而政府又是国家的“代理人”，政府就难免会与民争利。而这一倾向不仅体现在国家对某些领域的垄断，同样体现在一些具体的公共政策上。只是，在民权日益觉醒的今日，从政府到社会开始意识到，任何高蹈的国家理想都应该奠基于公民的个人理想之上。

     177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部有力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经济学著作在中国被译为《国富论》。然而，结合斯密提倡的经济精神，不难发现，书之关键仍在于“民富论”。亚当·斯密说，“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今天，避免“国富民穷”也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锲而不舍的追求。

    任何时代，只有货真价实的“民富”才可能有真正的“国富”，同样，一个社会致力于民主、民权等追求时，也不会割裂“民富”理想。事实上，“民富”不仅意味着个人生活与理想的实现，更蕴藏着一种社会抱负，用斯密的话说，虽然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四篇第二章）。

    几个月前，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在2008年两会上建议给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在这个更多是强调纳税义务而非纳税权利的时代，人们似乎习惯于政府“取之于民”。尽管提案看似异想天开，但不得不承认，无论其结果如何，“给每个人发放1000元”的提出便已经是一次观念的胜出，而写在这个建议背后的更是沉重的时代之问，即我们如何建设一个可以实现社会分红的政府，以及需要一场怎样的国家伦理革新。

    今日世界，“找政府分红”已是国际惯例。年初新加坡政府公布了“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给国民发了一个相当于43亿人民币的大“红包”。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紧随其后，因为巨额财政盈余准备退税400亿港元，退税率高达75%。此前为了刺激美国经济，布什政府提出了145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回到东莞此次“局部分红”，虽然还需要在社会批评中得到提升、改进，但是它毕竟开始了一场牵动国家伦理进步的旅程。除此之外，在国家与社会角逐中，它至少也说明“还富于民”的观念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