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拐点十问
１. 中日关系今年应该说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拐点上……
如果从解放后开始算，这次应该说是第二次。第一次是１９７２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六年后签订中日友好条约。
这次转折其实始于２００６年，其标志应该是安倍首相访华成功。为挽救濒于破裂的中日政治、外交关系，中日双方作出了绝大的努力。在当时那种险恶的气氛中，中国高层能够及时拨乱反正，毅然决定邀请安倍首相访华，表现出了历史性的高瞻远瞩，和作为一个正在成为大国的领导人的高度责任感。当然，这与以安倍首相为代表的日本有识之士为此所作出的巨大努力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
胡锦涛主席５月份访日，签署了中日关系第四个文件。但这不意味着第二次转折的完成。因为这次的转折，是在更深层次上的转折，更加带有根本性，不能企望一朝一夕就有显著效果。
２. ７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已经是今年的第二次访日了，福田首相也是就任后不久就访问了中国，您如何看待中日高层频繁互访的深层意义？
我们如果反过来省视一下，几年来，因为一个只应局限于意识形态范畴的问题，发展到两国高层互不来往，而给中日两国各自及双边关系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就可以知道，自古以来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和交往的邻国首脑的频繁互访，是何等重要。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通过网上聊天，就算加上视频，也不敢保证找到可靠的朋友。还是要真正见面，交谈，才能敲定。国家高层也是一样，不围桌而坐、促膝谈心，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认识对方的。最近几次中日高层互访，都有到地方访问和与民众交流。也就是说，了解并诉诸一般国民，也是首脑外交的重要内容。
３. 对于中日友好民意基础的稳定性和牢固性，您有何看法？今后，如何避免迄今为止的历史问题以及相互不信任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不稳定也不牢固。
这是因为“时过境迁”。时间的推移和两国文化、社会、体制的迥异，特别是年轻一代接受的教育也有根本的不同，所以，以价值观为中心的，包括历史观在内的各种观念，都有或大或小的差异。有差异是必然的，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一致。当双方的年轻人开始主流舆论，这种差异，就会影响（现在已经在影响）民意了。
同时，如果注重正常的交流，相互尊重对方的价值观，了解、理解，进而谅解对方，就有可能形成良好的民意基础。
而像迄今为止有关历史问题的争论，超出了应该局限的范围，正好起到了反作用，扩大了双方的不信任。
４. 今年年初的“毒饺子”风波，给正在出现转机的中日关系带来了很大冲击，您如何看待两国人民关系中的这种脆弱性？媒体在其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请分别谈谈两国媒体各需要反思的地方。
有一成语：厚积薄发。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现象，应该是相反的“薄积厚发”。
“毒饺子”发生后，日本媒体的炒作狂潮，是前所未有的。抓住三处冷冻饺子中毒事件，就把“染毒”和“残留农药”混在一块儿，把所有的中国进口饺子都“炒”成了“毒饺子”。不但是商业媒体，就连在中日关系最险恶的时期，还是基本保持正面公正报道中国的公共放送ＮＨＫ，也一反常态，极尽混淆事非、蛊惑煽动之能事。
但静下心来思考，就可以从“毒饺子狂潮”中，悟到日本人“对华心理”的一种根本性变化——不客气了。
这“客气”是从日文的“远虑”翻译而来，语义与中文有差距。就是说，长年来，日本人觉得，经济援华一直得不到感谢；外交上一直是唯唯诺诺；历史问题上道多少次歉也是反省不够……。尽管小心翼翼，还是动辄得咎。反正得不到中国人的理解，就干脆扔掉“远虑”，拉破脸干吧！
日本主流媒体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都在中国驻站。以ＮＨＫ为首的几家，不但在北京设有“总局”，还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派有记者。四川大地震，日本电视、报纸等主流媒体，第一时间就纷纷派员深入现场采访，有关消息在电视黄金时段占头条新闻达一个月之久。有的甚至在一个月后，还从灾区发回现场报道。ＮＨＫ和“电视台朝日”都编播了大型的“四川震灾”特别节目。
但中国的大媒体，到底在日本投放了多少力量呢？除了一家大通讯社，还有几家都是一两个人。偶尔有几个大手笔、大名嘴跑到日本来，蜻蜓点水一下，回去说上几句“我们所不了解的日本”之类不知所云的话。以其“昭昭”，最终还是使人昏昏。
这次的“岩手、宫城大地震”，有多少中国媒体深入日本灾区采访，从灾区现场直接报道呢？我是一条也没看到。反而是国内媒体根据所谓“特约记者”的幼稚报道或只言片语的外电新闻，发出诸如“日本地震震级高但伤亡不多引中国地方政府关注”，“在部分区域实现了由电视等媒体发布的地震预报”等等缺乏基本知识的误报、谬报，以讹传讹，混淆视听。
说到反省和改进，没有捷径。派一批人来，踏踏实实在日本人里待上几年，就会有起色。
５. 从长期的“政冷”到２００８年中日互动“井喷”现象的突然出现，您认为其原因何在？
同上例，这也是一种“薄积厚发”。这些年来反日风潮闹过了头，有时连那些持极端态度的人都难以自圆其说。比如，对日本女足鞠躬道谢的无端攻讦。明知理亏，却要强辩，还美言之“发‘愤’”。诸不知，这样做的同时会在自己的潜意识里种下“愧疚”的种子。天长日久，就会无意识地爆发出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日本救援队“默哀”的所谓“日本人尊重生命”之类的盛赞，“日本人变了”的臆测，“向日本学习”的呼吁，等等，貌似不无道理，实际上是长久以来积攒在潜意识里的内疚的一种爆发。与盲目反日一样，盲目“哈”日，其基点同样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强行解释对方的行动。结果是，钟摆摆到一头，又摆回来。到了日本“空自援华”，被媒体一炒，满天的赞誉就一风吹了。
这种现象应该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好题目。
６. 从两国领导人互访到地震外交、日舰访华、东海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这种变化是否可以导致今后中日关系畅通无阻地发展？
“地震外交”的提法，很有深度。正是因为突如其来事件的交往，才能品味到两国国民意识中深层的东西。而“空自援华”设想受挫，对改善两国的交往是一大损失，是多少次“舰艇互访”所不能抵偿的。总之，我们应该好好地感谢日本政府和国民在中国大灾之际所表现出来的情谊。就连一贯煽动厌华情绪的日本富士电视台，到７月３日为止，也已经为四川大地震募捐到了近6000万日元（58908743日元）。
至于东海谈判，知之甚少，不做妄评。只是感到，可能要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对其作出中肯的评价。
７. 中方邀请了很多日本政界人士在奥运会期间访华，据说其中还包括以反华“著名”的石原慎太郎，……
奥运应该排除政治。这正是一个范例。至于石原本人，我不予评价。只是看到，以前张口闭口“支那人”的他，最近，在记者问到有关问题时，却含混支吾：我在两边（中国的大陆与台湾）都有友人……云云。
８. 请允许回到历史问题上。您认为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可以预测一个彻底解决的方式与时间表？
首先，必须明确，历史、历史认识、历史教育是分属不同范畴和层次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历史，是一种存在。依据考古发掘、文物记录等而承继；历史认识是对历史从各种角度和层次进行分析思考，产生各种理论、观点；而历史教育则是一个国家、民族意识形成的一部分，是建立和维护民族尊严的手段。所以，各国的历史教育都是有所偏重、强调的，也基本上是不会为外来力量而左右，而轻易改变的。
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之所以产生并存在至今，就是因为混淆了上述三者的界限。而所谓“共同历史研究”，还是这一混乱的延长。要想由此产生什么有建设性的结果，那是天方夜谭。所以，“中日历史认识问题”无所谓解决到什么程度，也不可能设想一个时间表。
作为长期滞日的中国人，我只想说，从整体来讲，日本人“对历史的反省”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一般中国人的相像。比如：遇到大型自然灾害，日本自卫队没有地方行政首长（如县知事）的要求，即使有最高司令官的首相的命令，也是不能走出营门一步去救灾的。原因是防止历史上日本军队曾发动军事政变，导致军部统治，走向军国主义的历史重演。据说，这一规定直到１９９５年阪神大震灾后才有所缓和。
另外，日本中学的历史教材及教员，大多数是持左派倾向的。日本孩子从小受到的反战、反军国主义教育的成分很大。这也体现在ＮＨＫ教育频道的“高校（高中）讲座”历史部分中。有的日本学者对我讲，我们从小受到的不仅是“正视历史”，甚至是“‘左’视历史”的教育，中国还要我们怎么“正视”才好呢？
９. 您个人对中日关系今后的发展是否持乐观态度？能谈谈理由吗？
不乐观。或者说，无所谓乐观与悲观。
近来，中国的媒体上经常出现一个日文词：“平常心”。我建议对中日关系要逐渐趋向于“平常心”。也就是逐渐淡化、减轻中日关系在中国人心中的印象和分量，逐渐把日本作为一个平常的、普通的邻国，把中日关系作为诸对外关系之一来看待、对待。不要因为对岸“风吹草动”，就“鸡飞狗跳”。这样往往会中了不喜欢中日两国平静相处某些势力的圈套。
我们对北到俄罗斯、蒙古，南到印度、越南等周边国家的政治动向可以泰然处之，为什么不能对日本也同样呢？
日本是一个国家，日本人是一个民族，是不可能按照别国的意志来改变自己的。而放弃企图把日本人的基本价值观纳入中国人轨道的打算，也就解放了自己，可以平静下来了。
但是“激发”容易“平抑”难。中国人可以说一口漂亮的英语，而日语说得再好，日本人也会称赞你“日语真棒”（听出你不是日本人了）。因为，说汉语时，口腔肌肉的动作程度不如英语而强于日语。只要你肯张大嘴，就可以说好英语，而想抑制肌肉只用嘴皮子说日语是难而又难的——正如中国人的对日情绪。
10. 最后，中日两国的关系，应该不仅仅是单纯的双边关系。您如何看待中日关系对中日美三国，以及东亚地区以至世界局势的影响？
中日关系的重荷，是中国在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过程中，必须丢掉的。中国如果一直把中日双边关系看成一种特殊关系，并不断发掘、赋予这种关系以很多复杂的、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中国就会永远背负着这样一个重担，中日两国也就永远会被套在同一个枷锁上，中国人也就无法在心理上为成为一个大国的国民而做好准备。
日美是同盟关系，但又是不平等的关系，有其非常对立的一面。这次美国不顾日本将所谓“绑架日本人”与朝核问题捆绑解决的强烈要求，断然给朝鲜“支恐摘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胡锦涛主席赴洞爷湖，与其他新兴４国首脑共同参加发达国家峰会扩大会议。这次峰会，很可能成为发达与新兴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重组的起点。如果我们不能心平静气地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那也就无法冷静地分析和对处日美关系，从而在中日美三国，以至东亚、世界局势中摆好自己的位置。
（以上为《国际先驱导报》 2008-07-07 特别报道《中日关系拐点十问》中笔者回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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