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是个新词儿，但问责这件事情，却历来已久。了解了一下历史，慢慢发现问责，跟产权有密切关系。或者说问责力度的大小，取决于产权的明晰程度。之所以会扯到产权，是因为国家其实也就是一份产业，是产业当然就会有产权的。产权越明晰，这份产业的主人当然就会关心产业的安危兴衰，对于有损产业利益的行为自然就会严厉问责。
刘邦就有比较明确的产权意识。他是一个带有浓烈流氓气质的人，早年在乡里，就不务正业，整天吃喝玩乐。他父亲于是很生气，经常教训他，要刘邦向他家老二学习。刘家老二又种地，又做生意，挣下了一分可观的产业。一边是有产业的刘二，另一边是流氓无产者刘邦，刘家老爹难免会厚此薄彼。没想到刘邦后来居然成了大事，成了国家的主人。这个时候刘家老爹还健在，还被尊为太上皇。但刘邦终归是有流氓本性，有一次当众问他爹：“今某之业所就孰于仲多”？意思是今天我的这份产业，比起老二的产业，哪一个更多呢？可怜的刘老爹大概也是无言以对吧。
把国家看做是自己的私家产业，是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贻害无穷。但也并非一无是处，总比产权不明确要好。至少，稍微清醒和勤政一些的皇帝，都会极力维护“自家的产业”，毕竟维护私有财产，可以说是人的一种本能。具体到对官员的问责，力度一般都比较大，轻则罚薪、降职，重则监禁，甚至砍头，取人性命。
我们考察一下历史，就会发现，稍稍有名一些的大臣，绝大多数都有被责罚的经历。比如说苏东坡，一生当中多次被贬，最远一直被贬到海南岛。对此，我们以往的解释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的结果。但事实上，皇帝是统治阶级内部最大的大佬，他不发话，谁又敢把谁怎么样？皇帝对大臣的责罚，固然有一部分是出于主观好恶，但更多的，则是他觉得大臣特定的言行损害了江山社稷的安全。
不过降薪、降职、流放这样的问责还算不上严重，有些人因为被问责，动辄人头落地，那才叫恐怖。比如清朝的大将岳钟琪，雍正皇帝本来是极其信任和器重的，让他带领大军攻打准噶尔。但时间一长，尽管岳钟琪并没有打败仗，最多也就是个久战无攻，雍正便失去了耐心，把他抓回来，判了个死缓。岳的部将纪承斌等被处斩问责。乾降年间还有个高官张广泗，按说也是总督一级的人物了，也因为军事上的失利，被问斩。
值得指出的是，皇帝不但问责别人，有时还问责自己。国家在出现重大的灾异、动乱的时候，皇帝就要下诏书，怪罪自己，称为“罪己诏”。比如汉安帝永初三年京师大饥，民相食。安帝遂下诏罪已。明末，处于内忧外患中的崇祯皇帝，更是六次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
本文发表于2011年12月31日《温州商报》。2011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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