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8日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工作情况的报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报告中表示，目前，中国已建立起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较为完整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基本做到了没有一个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中国新闻网12月28日）

对于中国的教育问题，袁部长近期发言不多，但当这个“基本做到了没有一个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声音发出来以后，顿时就引起了诸多的议论。

《燕赵晚报》发文章质疑说：今年“六一”来临时，曾有媒体报道说，目前，因为家庭贫困上不起学的孩子，陕西有几万人，全国有200多万人。难道刚刚过去了半年，教育部的资助政策体系就骤然发挥作用，能够迅速地让这200万孩子无一例外地重返校园？这未免也太自我感觉良好、太过分自信了。

熊丙奇教授则发文章直言中国的失学现象还很严重：一是幼儿园入园难，目前还有相当数量的适龄儿童没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这一数据在农村地区约为65%。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无园可上被迫失学现象严重。二是义务教育阶段辍学，一些家庭认为，如果孩子考不上重点大学，找不到好工作，读大学就没有什么意义，于是，也就不送孩子去读高中，甚至初中未毕业就去打工。有关调查显示，农村初中应届生平均辍学率为25%。三是近年来农村地区的撤点并校，增加了学生上学成本与安全风险。香港乐施会曾联合贵州大学、广西大学及陕西省社科院共同对三省的农村学校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在实行“撤点并校”之后，当地农村学龄儿童的辍学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弹。四是在高考中存在报名时放弃、高考后填报志愿放弃和被录取之后不报到的“三放弃”现象，放弃的总量接近200万，以及学生上学之后主动退学现象，教育部前不久公布这一数据为16万。

应该说，袁部长“一个都不少”的定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尽管他在报告中设定了诸如“基本”、“因为经济困难”之类的特丁词语，但也难以摆脱抽象笼统、盖棺定论的嫌疑。我们常说，“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因而对于袁部长这个较为模糊的汇报，我们有理由追问一下：一是“基本做到”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数目，是百分之十，还是百分之八十？二是是否确实做过“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的统计？如果做过，为何会与之前各方面的统计结果有如此巨大的出入？三是证明某些学生失学是否必须以“经济困难”为原因？社会上那些为支撑家庭生活而中途辍学和频现报端的“卖身”救父救母之类的学生在不在“经济困难”的范围？我想，这三点得到证明以后，袁部长的“一个都不少” 或许就不会再招惹如此之多的非议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上诸多的质疑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袁部长就这样“一个都不少”的把这样的结论带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我们不晓得全国人大会不会像有些人那样“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也不晓得中央会不会因此而满足并止步于目前对教育的投入。但我们从中所看到的，依然是那种中国教育好大喜功的自我标榜式和“死要面子”。

前两天，北大校长周其凤“美国教育一塌糊涂”和“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学校”等言论就遭到了网络的普遍声讨与批评，而今我们又听到了一个“基本做到了没有一个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功德圆满，真不晓得这究竟是中国教育的福音还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袁部长在报告中还说，当前尚未有效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主要是：有的大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现象依然突出，一些地方城镇“大班额”问题比较严重。在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问题上还没有形成系统推进解决的合力。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面临不少困难。“乱办班”、“乱收费”现象在一些地方还时有发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机制尚不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等等。对此，我们不禁再次发生质疑：设若“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问题不是教育部门一家能够解决的问题，那么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乱办班”、“乱收费”，师德师风建设之类的问题应当该是教育管理部门的分内之事吧？但偏偏就是这些问题却成为了社会诟病而长期难以得到解决，这难道我们所说的成效斐然和彰明较著？

赵本山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广告词：“不看广告看疗效！”民众所关注的不是某些人的虚幻的经不起推敲的溢美之词，而是实实在在有益于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业绩与成效。所以，把真实的情况和问题反映出来，踏踏实实弯下腰来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这才是教育部需要切实做到做好的事情！

（李吉明2011年12月31日于河南新乡 邮箱：liming730210@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