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以恒讨权利

常看主流报纸的统计数字，我怀疑自己的数学水平了，综合里面的数据后，便淡定了。上大学时觉得统计学不好弄，原来不是我的智商不够用，而是我们的统计学不靠谱。

深圳市统计局公布本市2010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205元。第二届南中国HR高峰论坛的调查，深圳的薪酬平均月薪达到6644元。前面的数据还不够喜剧，后面的数据就喜催了。统计后浪催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反正就是浪催的。想一想自己的工资，我都不好意思说了，拉了人家的后腿，悲催。

《求是》主办的《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发布报告说，近七成人对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感到“没有安全感”。我想，剩下的那三成，应该是享受特供食品的吧。当然了，这个结论的前提是“10成-7成=3成”是成立的。

社科院调查称7成居民认为物价过高 ，4成买不起房。社科院这话刚喷完，掉过腚来，它又与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在京联合发布“2011年中国家庭幸福感调查”，说中国超过七成的受访者感觉幸福。

以上这些调查，是对数学的极大突破。我建议专门成立一个部门，负责协调统计调查机构的口径问题，以满足“X成+Y成+Z成=10成”。如果在自然科学上不好弄，就在社会科学上费点劲，以保证很多成的人在“没有安全感”、“认为物价过高”和“买不起房”的情况下“感觉幸福”。

其实数据本身没有问题，调查对象不同，结论肯定不一样，只是不要用特例来代表全面。你前脚去干部疗养院做完福利调查，后脚就对着城中村的租户说结果，这太不厚道。尽管被代表已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一旦事牵扯到了自己，还是感觉不爽。当然了，这正是他们教育的成功，从小学作文开始，我们就学会了战斗英雄代表民族面貌。

我看到近来有人写文章，公开谈论革命民主自由，开始与执政者讨价还价。这些文章能够幸存，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安全感，这也是2012年最大的新年礼物。

文章谈论在中国是否需要暴力革命，或者来场天鹅绒革命，或者什么什么的。就国家的进步来说，我不认为暴力革命是好的，因为任何冲突，受害最大的肯定是弱势老百姓，我也不认为天鹅绒革命是好的，过渡时期的混乱还是要弱势老百姓来承担。一旦时局动荡，被发动的最多数肯定是基层民众，在历来的社会变革中，他们一次次的充当炮灰，那些有钱有权的人要不成为革命的受益者，要不在读《华盛顿邮报》了。这些记忆应该还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老百姓伤不起。其实在众多的变革中，还有一种方式叫妥协，执政者与民众互相让一步，都看到希望，都保持希望，让一切都在平稳忍让中到来，这才是最理想的方式。

当然了，坐等执政者恩赐给你权利，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与其空谈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进步，不如采取实际行动，促成进步的实现。我的实际行动，就是提出我的要求，讨要我的权利。这也是宪法赋予我的自由。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如果你不去珍惜，还坐在电脑前勾搭帅哥美女，幻想着来一场键盘革命，盼着一个理想的局面吧嗒掉在你面前，那你就不要抱怨别人不争气，只能说你太虚拟了。

北大校长周其凤说，从培养公民的角度出发，与我们的教育相比，美国的教育一团糟，因为美国培养的是国家公民，我们培养的是世界公民。我痛悔自己没有机会读北大，以至于思想觉悟一直局限在国家公民的水平上，我认为，一个像样的政府，它的首要任务，不是解放全人类，而是让它的选民，也就是本国人民生活的好一点。当然了，这必须是在遵守人类普世价值的基础上，你不能为了本国去祸害别国。鉴于此，我的眼界也仅仅局限在个人的水平上，我只想在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讨要自己的权利，为的是我自己能够生活的好一点。也许我讨要的权利和你纯属巧合的如有雷同了，那你就算省事了。在未经授权的前提下，我不会臭不要脸的代表别人，如果我哪一点一不小心代表了你，你觉得不爽的话，请你不要放过我，当然我自己也会反思。

因为我是一职业经理人，四处打工过活，供养着老婆孩子生活，承担着父母和岳父母部分的生活，所以，我要求：

1、统计数据发布时，同时注明调查的哪些对象。这是拒绝被代表的权利。如果想统计一个全民的数据，请把调查表发到最普遍的中小企业工人手里，看不到选票，请让我填一张调查表。

2、按照家庭平均收入计算个人所得税。个税改革是你们提出来的。不纳税的人制定个税方案，在做样子征求意见时，请让纳税的人有参与权。之前的个税改革，都是让穷人和富人一样交税，辛苦工作所得与资本投机所得一样交税，这就让改革一直在数字漩涡中纠结。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个税的不合理，假设把个税起征点提高到4500元（够高了吧），某个能人，他一家五口人，自己和老婆孩子都在机关工作，老人都从机关退休，他们每个人的工资是4400元，那他一家五口月工资总额是22000元，而他们一分钱税不用交；另一农转非凤凰男，一家五口，孩子读书，老婆摆地摊，收入有一搭没一搭，父母没有退休金，这个凤凰男月工资7000元（比最高平均还高了吧），那他的家庭平均收入仅仅是1400元，统计的人均工资都6644元了，你让这一家人怎么活？你还要对他工资中的2500元计算税收。我觉得这明显不合理。

3、广而告之困难群体的救助办法。你们宣传政绩时，说投入了多少钱，救助了多少困难户，现在，我要求你们把困难群体的救助办法宣传得家喻户晓，争取人手一册。如果这个月失去了工作，请让我知道去哪里填写失业表，下个月到哪里领取失业金，如果今天得了大病，请让我知道去哪里递交资料，去哪里领取医疗补助金。困难群体救助办法的真正落实，才是最根本的经济安全感。让人们生活的有安全感，也是你们承诺的。你领导在电视上扛着袋子面，到孤寡老人家去送温暖，或者让一群孩子在春晚上跳幸福舞，或者在美国的广场上展播笑脸，都不能建起真正的经济安全感。你们可以把具体额度打折再打折，但不能把具体渠道遮掩起来糊弄过去。我们从新闻联播中听闻类似措施，却不知道如何办理，我们从会议报道中听闻支付了巨额资金，却不知道这些钱都给了疗养干部，或者卖了人情。

你们说要让更多的人享受发展的成果，我认为，耗费财力物力人力唱红歌，组织人们免费看免费听，这不能算。

当然了，也鼓励那些有条件领取困难补助，却主动放弃的人，这些人大多是觉得领取困难补助太掉架了，那主要还是他们有架。我这个没架的人也会感到领取困难补助怪丢人的，对尊严的追求会促使我尽快找到工作，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我相信，但凡有点门路，没有人愿意靠困难补助金过活。请相信我们的群众素质，一旦拥有，不会贪婪。

我就这点儿要求，其他的权利，诸如公平正义一人一票什么的，让那些需要的朋友自己去讨要。我相信，只要我们都讨要自己的权利，即使不能完全实现，也一定会促使实现权利的那一天提前到来。

也许，我所讨要的权利不能百分之百的实现，如果能够打折实现一点，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大家都退一步，互相妥协一点，就是极大的进步。不管大小，只要有进步，那未来一定是充满希望的。

我的讨要权利，没有任何鼓动煽动情绪，也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鼓动煽动，在这几个最基本的权利实现之前，我一定会不遗余力的继续写文章讨要，直到不能写了不能做了为止。持之以恒，瓦釜雷鸣。

即使我看不到它的实现，也不能把遗憾继承给孩子。

（徐玉涛，2012年1月1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