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澳州总理霍华德“背后的男人”将何去何从？-前澳州财长的就业危机

       （图片来源GOOGLE）

    近日，澳洲前财政部长彼特高德乐（PeterCostello）成为众多商界办公室戏谈的对象。这个曾被媒体称为“甘居霍华德背后的男人”，自去年11月自由党大选败北之后，他从卸任的总理霍华德先生的背后终于露了脸，并被公开选为自由党领袖，但很快他辞去了该职务。 

    他准备离开这个让他一直是“别人影子”的政坛转而信心满满的转战商界，11年的财长经历以及国家经济管理的蒸蒸日上，他有着充足的资本，但没想到的一个尴尬局面——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对曾经位居高层、政绩不菲的高德乐来说，真是一个即无情又无奈的事情。

    知名的美国花旗银行澳洲分行在全球信用危机的冲击下，本向他伸出的橄榄枝很快又缩了回来，看来，准备亏损10亿资金解雇全球数千名员工的花旗银行想雇佣高德乐先生此时也是有心无力了。而意识到前政治家们和他们的关系并不如想象出的那样值钱，知名百万富翁制造厂——麦格里集团(Macquarie Group)不打算给高德乐先生工作的机会，但高德乐也表示自己没有兴趣加入该公司，仅仅是媒体的炒作罢了。 

    很快，高德乐主动投向墨尔本声望极高的澳洲国家银行，但所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国家银行对这位前财政部长相当的冷漠。“为什么要在新任政府眼中戳根刺？”银行的决定看来不无“道理”。

    不过，在所有的公司中，也不乏“慧眼者”，总部设在欧洲的跨国企业提供了一份薪酬超过高德乐期望值的高薪工作，但很遗憾的是：他拒绝了，因为这份工作更像一名旅行推销员，与他前财政部长的身份好像很不相配。

    从橄榄枝伸出被收回，从否认进军百万富翁制造厂及被国家银行拒绝，再到有失身份的高薪推销员工作，高德乐好像步入了寻找自己合适位置的窘境之中。

    我与高德乐先生曾经有过数面之缘，那是应邀出席他所举办的圣诞宴会上，他谦和友善的握手致意，这位身居国家财长、位列澳州政界第二把交椅的他如此平和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只是隐约中觉得他似乎少了些政治家的霸气与果敢。一位对星座有些研究的朋友甚至戏称：胖嘟嘟一脸福相的高德乐先生应该是天秤座的，有些顾东顾西、力求完美后再行动。 

    1957年8月14日出生于墨尔本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执业基督徒家庭中（family of practising Christians.）的高德乐，三个孩子中他排行老二，在凯里教会语法学校接受教育，后进入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毕业于艺术和法律系。 

    而他的从政之路可以追溯到学生时代，大学期间，作为一个激进并善于交际的基督教徒高德乐活跃于学生政治中，一时间，他成为维多利亚学生协会社会民主党一个领导者，在1977年，打败竞争对手他第一次受到了主流媒体的关注。

1984年创办了被认定为新右派的H. R. Nicholls Society（一个劳资关系的智囊团） 

1990年打败了自由党连任议员罗杰什普(Roger Shipton)，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随即，被提升为反对党前首，有效的对付霍克和基廷工党政府。

1994年5月，高德乐成为自由党领袖Alexander Downer的副领袖，Downer辞职后，高德乐没有需求新的领导层，转而支持John Howard霍华德。这一切源于1994年的Howard, Costello and Ian McLachlan三人之间的秘密协议，高德乐力挺霍华德成为总理后，作为回报：霍华德答应一年后，将职位转给高德乐。

    正如历史发展所显示，霍华德先生并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辞职推选高德乐，高德乐的总理梦也始终未能实现。直至陆克文总理上台，由霍华德陈位给他的总理梦，彻底破灭。

    而此时，踌躇于从政或弃政的高德乐并未最终作出决定，虽然有自由党领导朱丽叶毕肖普（Julie Bishop）欢迎他回到联邦自由党的办公室的表示，有国家党领袖沃伦杜斯（Warren Truss）的支持，但“布伦达内尔逊作为反对党领导同样也非常出色，我非常认同他。”，这样的补充恰恰从另外一面反衬出高德乐的回归意义好像并没有想象中令某人期待。甚至大多数高德乐先生的同僚仍然期望他能在今年的某些时候退出，重返法律界可能会是他最终和最好的选择。 

　看来以低价卖出自传版权的高德乐先生此时以希金斯（Higgins）区代表的身份坐在国会的后排席位，已经失去了聚光灯的效果，没有人能确定又会是在何时他能重新吸引人的目光。 

   “这就像一个足球运动员，根本就没有跟进去拿球，只是在原地等待球自动滚过来。他没有勇气进行挑战。”澳洲国立大学政治学家Norman Ab jorensen 和JohnWanna如是评价高德乐。

    在走到一定位置之后，一次又一次更大的机会来临之时，高德乐没有勇敢的接受挑战，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充当别人的影子，尤其默默13年于霍华德身后，他已经失去了支持者的信任和信服，错过了成为总理的机会。

    他的经历，似是在诉说着一个道理：一个人的成功除了本身的努力之外，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机遇，一旦机遇错过了，再用十倍的努力也无法补偿错过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