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海冬天接近零度，空中的太阳就显得格外温暖，而一年也就快过去了。这时，假如真有什么公共领域的上空，让人最在意的可能不是它也会有日出般的温暖，而是各种雄纠纠、气昂昂的盘点和展望——2011中国如何如何，2012又该如何如何。虽然这些文章的内容千奇百怪，观点也不尽相同，不过打眼一观，似乎都可以八股地，甚至还可以八卦地总结为中国找标准，说中国应该这样，否则中国未来必将会那样云云。但这些标准，即使明白如韩寒今年谈革命时所说开夜车，交会时要关“远光灯”那样简单，也未必能达成现实。

我不知道怎么谈革命（改革）、自由和民主，但我能想象到如今新司机是那样的多，他们开夜车交会时不关远光灯，不是不知道应该关，而是真的忘了；当对面远光灯刺到他的眼睛，他才发现这样的后果。一个举手之劳就能够做到的无后果，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物理世界里的必然生理反应，不知怎么就有那么多人疏忽了。这是一个生活细节，如今生活在北上广的人，日益感受到夜里开车时远光灯的刺眼。

但我的老家——那远在安徽的小县城，却还沉浸在能够从外地开车回家过年的显摆里。尽管这把一个平时十分安静的、自行车铃声都能听得见的小镇子，堵得像北京的东三环一样一动不动，而各种声音集合起来的分贝还大过国贸的CBD。不过我注意到了，这时大家表面上很容易成为“车怒”一族，但主要的情绪还是兴高采烈的，充满着衣锦还乡的节日气氛。这里不会想到革命（改革）、自由民主远光灯的关系；也没有具体一点热闹话题，比如宏观经济里各种行业的勾连，哪怕是在北上广被人吵得沸反盈天的地产价格及其限购，在这里都未必有真的关心。至于欧债危机的中国应该怎么办？更是事不关己的；20年苏联轮回路是不是需要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无所谓说还是不是说，反正这些东西都不如开车奔驰，将远光灯射进鸡鸣犬吠的原野，然后乱按喇叭早早地告诉：爹娘，我回来了，是那么快乐。

在这样遥远的乡下，各种年度盘点和分析烟消云散了。尽管中国本来应该怎么样，未来又会怎么样，不完全只属于巧者劳、智者忧，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即使不按照顾炎武的说法是匹夫有责的，也肯定涉及到每关远光灯或者根本就不关远光灯的中国人。但现在人们也许更喜欢在匹夫有利的基础上，然后再去想这个责，这是某种现代公民社会必经的滥觞？还是世风日下？我是无法判断。

在我心里，假如把中国现在应该怎么样，中国未来又应该怎么样？简单转换成远光灯的问题，我是无法解释如今集体的疏忽，也无法面对来自历史某种悖论似的质疑。

我是60年代人，80年代工作时曾经多次乘坐油罐车去各地出差。但那时的夜路从来没有遇见过两车交会不关远光灯的。那时比现在车少得太多了，却有起码的车德。不过有过来人可能会驳斥，那时开车的人少，司机很吃香，是一个好职业，能娶好媳妇。现在你说会开车，别说北上广了，即使在你乡下的老家还能那么牛吗？

这些时过境迁的事儿，和我们现在面临的远光灯的问题一样，可能都是生活细节，看着都不像是中国的焦虑，却都折射着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到了今天，一个也许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过的缺陷在远光灯的无意识之中浮现了——

我们曾经是那么虔诚渴望并以实际的各种行动欢迎，包括汽车时代来临的所有现代化的到来（从身心期待的愉悦，到身心艰苦的准备），可如今现代化的物质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丰富，我们对匹配现代化物质得以运行的基本常识（还上升不到程序正义和制度公平），却越来越怠慢，越来越不敬了，甚至就想不起来是不是还应该要了！否则怎么会集体出现夜里车交会时不关远光灯呢？即使没有强制的法律规定，这也是初中物理学的常识。而初中教育在中国是义务教育，这项法律从1986年制定，已长达25年了。

那一年韩寒只有四岁，四分之一世纪后他抱怨这个问题，他是真的不知道当时开夜车并无远光灯的问题。而我们早生若干代的人，却在这漫长的25年里，在讨论各种中国方案时，在各种严肃的意识形态里，自然而然地忘记一些初中物理书里的常识！你要说这还涉及到生理卫生常识，我也不反对。因为夜里的远光灯是真的刺眼，它提醒我们生活在唯一的物理世界，谁也不可能跳起来生存。

临时补贴：文章的标题是模仿诗人梁小斌30年前的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所起，三十年新中国丢了爱情，又三十年大家连物理都丢了。

 上海商报署名陈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