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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第二代的命途
□本刊记者 陈海 发自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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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以及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做出了“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的战略性部署。其重点步骤之一就是在中国广大的西部和西南部偏僻山区建设工业基地，特别是军事工业基地。以期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能够保存工业的生产能力。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大批原来在东部相对发达地区的企业，向西部和西南部山区进行了搬迁。这种搬迁不仅仅是硬件设施，也包括这些企业的干部和工人。政府提出的口号是“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身献子孙”，要求这些背井离乡的员工扎根山区，一代一代地延续对国家的责任。
1964年至1980年的三线建设，在中国当代史上，是一个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战略。长达16年、横贯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里（如果算上三线调整改造，则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国家在主要是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巨资（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01%）；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感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露宿风餐，肩挑背扛，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陲地区的社会进步。
由于历史的原因，“三线建设”曾经是个神秘的字眼，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公开见诸报端，如今也鲜为当代青年人知。当年三线建设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十几年的三线建设是如何实施的？三线建设取得怎样成就、存在怎样的失误？三线建设者的青春、命运、悲欢，有着怎样的传奇？
这些问题，多数年轻人都找不到答案，也不曾引起更多人、更大范围的关心，当然，有的疑问业已成为史家研究的课题。本刊记者近日前往“三线”，走进一个普通的三线家庭，试图通过我们的笔触，为读者勾勒“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三线第二代人的命途。
附：
王氏家庭谱系：
——————王文治（太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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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芝（爷爷） 王宏岩（继母生，小姑奶）
高桂清（奶奶） 周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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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华 王丽华 王敏瑞 周美玲
王敏 李晓云 小红（离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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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宇 李琳杰 王慧强
破旧的中巴车在贵黄公路（贵阳至黄果树风景区）上重重地喘着气。车厢内污浊不堪，车窗呼呼地灌进凉风，多少减轻了刺鼻的气息。察觉到我的埋怨，车上一位操着东北口音的中年妇女说，我们厂与十多年前辉煌的景象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时候，都是云马大客，准点发车，舒适恢弘……
车到清镇，下高速，过平坝，沿途很多当地农民模样的人，上车，下车。再在一条十来公里长凸凹不平的泥路上颠簸半小时，中巴车便嘎然停在大山深处的黎阳机械厂（代号460厂）。中年妇女这时说，现在都是个体营运，厂里的大巴早不开了；以前，都是凭厂牌上下车，地方上的人是不能乘坐的。
从她的不满里判断，黎阳人显然不复当年的优越感。
下雨如过冬，这是贵州民谚，盛夏的山里竟有几丝阴冷。这是一个三线老厂：雨中的黎阳厂是凄清的，人们的生活节奏出奇的慢，做什么事情都总是慢条斯理，显得要比正常节奏慢半拍。商店还似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样儿，封闭式销售，货柜陈旧，透着腐朽气息；需要什么商品须得唤服务员从架上取下，不同在于商品丰富了许多。厂里也没有什么娱乐场所，一个还算标准的足球场，草皮尚好，平时却以“维护草皮”为由，不让进去活动；舞厅在职工俱乐部底层，周五至周日，开放三天——这还是几年前的事了，黎阳公司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任罗娟说，这几年不太有人爱这玩意了。
多年没放电影了，空旷的礼堂最近在搞党员“保先教育”，硕大的横幅悬在舞台上方，周周正正；四周的饭馆门可罗雀，了无生趣。
好人好马上三线
回到40年前。1969年的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将中国推向紧张的战备状态，因“文化大革命”而瘫痪半瘫痪的三线建设掀起了第二个高潮。
王广芝一家就是这一年来到贵州。
王广芝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四世同堂。父亲王文治尚在世，93岁，一个人住在三区外的平板瓦房里。40年前他们住沈阳大东区，王广芝在黎明厂工作——这是张作霖建的一个兵工厂，后来成了新中国第一家兵工厂，第一台发动机和第一架飞机都是从这里出厂的。5岁丧母，“战争，饥饿，动乱，一个不落，全赶上了。”
父亲王文治在厂里（当地人称“满飞”）做车工，一生交给了航空工业，“那时节，一天出厂几十架飞机，全往珍珠港飞，成了二战期间日本人的杀人机器”。王广芝1951年进厂做工，修理发动机；妻子高桂清1955年进厂当会计；1957年大儿子王敏华出生，1959年生女儿王丽华，1963年有了老三，儿子王敏瑞。
王广芝先家人三年来到三线，之前搞了两年“四清”，文革参加工作队，及后响应毛主席号召，“好人好马上三线”。老人说，凡四清工作组成员都来了，被分散在011基地（黎阳厂属011）各个企业，“像他妈拉屎一样”。
到了山里，瞅着全是一人多高的荒草，常有狼豺虎豹猴獐子出没，“心中装着朴素的情感，所以从未叫过苦”。整个黎阳厂前期的水、电、风，都是王广芝带领着建设的。1966年9月，厂房建了几栋，但几十个建设者，仍然住在牛棚里。
给妻子高桂清的信里，王广芝写道：“冬不冷，夏不热，民风淳朴，这边风景独好。”揣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对“独好”风景的向往，1969年3月，高桂清带着王广芝的父母（继母）、四个孩子（其中有王广芝5岁的妹妹），来到贵州。
“一片荒山啊，”高桂清说，来了就后悔了，“抬头看不出几里地，全是山，憋屈啊。”一家人开始了艰辛的生活：没有家属楼，住在厂房里，用草席隔成十来个空间，每家一间，王家八口住一间，晚上睡觉八个人躺在一张大床铺上。在厂房外的空地临时搭个小灶台做饭，只有一个公用自来水管，一逢雨天，水里全是黄泥，接到盆里须得白矾过滤，很难渴。没菜场，得骑自行车到20多里外的县城去买菜。
先后盖了家属房，高桂清说老头子发扬风格，照顾困难的或者比他先来的同事，凡事谦让，王家两年后才分到房子。高桂清至今后悔，“如果早来考察一下，我就不会来了。”令她后悔的真正原因倒不是生活的艰难，二儿子王敏瑞此后因医疗条件有限而落下的终身残疾让他抱恨终生。
她至今不能原谅自己。敏瑞两岁上发烧，医生用青链霉素打针造成药物中毒，母亲发现儿子聋了、不会说话时已四岁。1966年文革开始，医院乱了套，没人管，儿子的病无法医治，等平定下来，一家人又调往三线。这里可没有医院，没有聋哑学校，就一小门诊，职工看病还得到百公里外的省城贵阳。
高桂清耐心，勉力帮助儿子过上正常孩子的生活。刚上学时敏瑞还多少能说一些话，哼几句曲子，但同学的嘲笑加深了他的自卑，索性不愿讲了，耳朵也慢慢失聪。母亲给儿子配了助听器，身边的孩子们好奇，抢过来把玩，敏瑞更不愿意戴了，便彻底聋了下去。初中时已无法跟上学习，退了学。
“不来三线，至少可以（让他）进聋哑学校，在沈阳，我还可以解决他的就业。”高桂清说。聋哑儿子一直在厂里的服务公司工作，没有正式编制。
革命时期的青春
清晨4：50，王广芝的大儿子、王敏华一家三口起床了，煮了头天做好的饺子吃过，背上行李出了门。这一天是王敏华的儿子王慧宇上学的日子，舅舅开车送他们到贵阳乘火车。88次，7：50开，武昌站下。
天还黑着，小雨，路灯昏黄。偶有晨练的人，顶着伞，顺着家属区到厂区惟一的道路跑过。车出厂区，母亲提醒儿子，“身份证、学生证、车票都带上了吗？别落下。”舅舅特意把车停稳，儿子顺从地翻开手提包，取出证件检查，确认无误，再小心地放回去。父亲一路都在叮咛，火车上要小心，别轻易上别人的当。
车上，母子俩谈论毕业找工作的事，询问记者广州本田、一汽大众和神龙富康的底细，打听北京、上海、广州的就业情况，比较三地的消费水准，咨询生活习俗，事无巨细。儿子在武汉理工大学念书，车辆工程专业。一线城市是他们的期望，不让儿子回贵州，则是一家人的底线。
三个小时后，恋恋不舍送走儿子。夫妻俩本计划逛逛商场，却没了心情，郁郁返厂。
王敏华长期患痛风，按他的说法，血液里含酸太多，来回上下在血管里串，天一凉，左右腿轮换着疼。他一瘸一拐给我斟茶，再一瘸一拐从房间取出一张《卫生报》，递给我，一版硕大的标题：痛风等于不死的癌症。空气变得悲壮起来。
这其实是一个坚强的汉子，1969年随母亲来贵州时只有12岁，对沈阳的记忆更多是文革武斗混乱的场面。王敏华成绩好，一年级到四年级，一直是班长。学校里成立宣传队，他成为红小兵，毛主席党中央下个什么最高指示，老师到家里喊，半夜里也得起来宣传，参加学校的演出，又唱又跳“忠字舞”。
王敏华家后面是沈阳黎明厂里的锅炉房，供暖集中地，最混乱时，学校不上课了，孩子们经常在锅炉房周边玩，王敏华经常能看到有一伙人在里面打铁，造枪，制武器，“一堆一堆的”。
王家离黎明技校近，技校是武斗其中一派的据点，有一天夜里，另一派来攻打据点，吵吵嚷嚷，伴着枪声。家人不敢开灯，爷爷奶奶把棉被挂在窗棂上，防止乱飞的子弹，孩子则集中在过道上躲避。有一阵，枪打得很激烈。
第二天早上起来，技校已经空了，没有一个人。孩子们不懂，像往常一样跑进去玩。这是一幢筒子楼，中间是过道，黑乎乎的，胆大的孩子喊叫着往里面冲，突然“扑通”一下，被什么绊倒。良久，从房子里冲出，颤抖着大叫：“不要进来，不要进来。”绊他的是很多用席子裹起来的，死人。
少年王敏华听说这一仗死了很多人。大人们说看到了四五具尸体。
之前更惨烈的是攻打文化宫，土制的炮都用上了。离文化宫很远的地方有一条河，人们用河沙堆起一个两层高的土堡，少年王敏华和小伙伴们跑上土堡，隔着河岸看“打仗”。“土制的炮打出一团团火球，很利害。”而着急的奶奶，四处在寻孙子。
为安全起见，家里人把孩子们送到乡下避了一段时间。这期间，王敏华浑身上下起包，被跳蚤咬的，家人不忍，又接了回来。
到贵州后，重读4年级。没想到重读这一年，竟错过了1972年的招工和技校招考，在他之前的，都进厂当了工人。而王敏华1973年才初中毕业，却赶上了“上山下乡”。
那时候，子弟们惟一的出路，就是进厂当工人。附近的县里虽然有高中，但没有人把孩子送去念书，当地人给这些来自东北的外乡人的感觉是“野蛮”、“埋汰”（东北话：脏），而不愿融合，厂里自成系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幼儿园、商店、集市、学校、礼堂、甚至居委、法庭，绝大多数的人几十年与地方上没有丝毫往来。
1974年11月下乡，王敏华插队的地方是个农场，山包包上盖了几间房子，成立了一个知青队。他是抓生产的副队长，一开始的工作是基建，盖房子，男知青住仓库，女知青的房子还没有。干活时不觉得冷，干完活回去，双脚冻得打颤。肩头天天肿着，后来也磨出了茧子，年轻人真有劲啊，晚上嘻嘻哈哈，扳扳手腕，就忘了疼。
房子盖好了，要把旱地改为水田，挖高填低，搞梯田。开年三四月份，往田里灌水，从生产队借来牛、犁，先耕一遍，用水泡上，把泥块打烂，再撒上农家肥。王敏华带头，用钗子把粪便取出，打赤脚踩溶，挑到地里去泡田。
改完田后，插秧，改不了的旱地就种苞谷、蔬菜，田地在山腰，水从山下抽上来，虽有蓄水池，但不够灌溉，后来又在山壁上砌了一个水池。
有人不信爬上去，马上扑扑地往下跳，人刚下来，轰一声，池子一下垮了，水抱着砖石往山下滚……
夏季好过一些，冬天就比较难受，晚上打水进屋，稍迟点洗脚，盆里就会结一层薄冰。睡觉前得用毛裤包上脚，再在被子上罩一张塑料布，防屋顶漏雨。窗上没玻璃，开不开窗户室内外温度都差不多，贵州多雨，每天早上起床后，被子上都会兜一层雨粒子。
夏天旱地苞谷缺水严重，带队干部头天夜里说，取点水浇地。早上五点多便起了，没有水桶，都拿自己的脸盆，一盆盆从水池取水到地里浇。
到了收稻子的季节，一麻袋稻谷160斤，扛上肩头就跑，体质差一点的，两人轮换着扛。王敏华说，“我是头，个个方面都得带头，那时的思想是，不能落后。”
1976年下半年，知青里传出风来，说马上要招工、考试了，很多人开始看书，宿舍里开始出现初中课本，大家开始研讨习题。先前成绩不好的，四下里散播读书无用论。
1976年底，厂里有招工指标，因有名额限制，知青点上互相评比。1977年2月，王敏华因表现优秀，由知青点推荐，经群众评议，带队干部、厂里招工人员的分别考察筛选，与其它三名知青进厂做了徒工。引来无数人的羡慕。
他的工作是仪表测试，测试、校验、维护飞机发动机成品。徒工干满3年才能转正，王敏华两年便提前转正了，这一干28年，从未挪过窝。
在母亲高桂清眼里，她这个大儿子实在是敦厚老实，任劳任怨，“一心扑在工作上，完不成任务不回家”；生活却极尽简朴，别人开始穿的确凉衬衫时，他说有工作服就满足了，其实那时候他“特别羡慕穿军装的”。
王敏华说他那批知青进厂至今都是业务骨干，为什么？因为那时进厂很困难，所以备加珍惜这份工作。
青工岁月
在插队的农场，进厂几乎是所有知青最大的愿望。虽然当徒工时每月只有18块钱的工资，但是铁饭碗，“福利好，一生从此有了保障”。
除了工作，青年王敏华几乎没有其它爱好。别人开始恋爱，他的心思全部都在仪表里。加上性格内向，同女青年来往的机会并不多，此后陆续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交往了几回，不合，“所以算不算恋爱我不知道”。1982年别人介绍第三次时，成了，第二年便结了婚。父亲王广芝说他这儿子古板，不太想这方面的事情，心里只有工作，“他受我的影响大”。
那时的恋爱：去她家里坐一坐，或者上一趟省城，到贵阳的公园里玩。坐早班5点的火车，河滨公园兜一圈，照张相，吃顿饭，商店逛逛，坐晚班的火车回来。我家里人多，她倒常到我家来，吃吃饭，搭把手。
王敏华却着实娶了个好媳妇，父母人前都夸，这媳妇跟女儿似的，贴心呐。结婚那年，厂里要送爱人王敏到北京培训，为了新婚丈夫，她把机会让给了别人。
妻子王敏家姊妹四个，当时就她有工作，三个弟弟皆待业，她还得照顾弟弟们。王敏性格好，从不和人吵架，与丈夫为数不多的几次呕气，也是后来为了孩子的教育。白开水一样的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过来了，很自然，没有大的矛盾。教育儿子的问题上夫妻有不同的看法，丈夫信奉棍棒底下出人才，妻子反对粗暴以对，重徇徇善诱。孩子的学习方法是王敏华这二十多年来除了工作以外最大的情趣，朋友们来家作客，话题也止于此。“我是不是很没生活乐趣？”王敏华问我。
因学历低而吃亏开始在生活中全面体现。尽管干活比别人都勤力，分房子、评职称、提干、调资，处处都落人后。1985年以后身边很多人脱产上了电大，车间却一直不放他，他是业务骨干，领导说脱产学习耽误工作，就是不签字。王敏华争取了几次，也吵了几次，一次回家竟哭了。还是走不成。“现在想来，真是耽误人。” 1989年王敏华憋着气上了业余电大，学机械加工，那时儿子刚5岁，身体不好，老是发烧感冒拉肚子，下了班接孩子，做饭，晚上上课，夜里12点才回。烟也是那时抽上的，说是为了解闷。
他现在的职务是，仪表室主任；技术职称，副主任工程师。中级职称也拖到2001年才评上，如果早一两年评上，他能分到两房一厅的房子。现在他们还住着一室一厅，儿子高三那年，夫妻俩睡了一年的客厅，把里屋让给了儿子。
评职称时碰上了全国统一的外语考试，“之前都没这要求”。读电大英语是选修课，所以没学好，职称考试王敏华考的是日语，临时抱佛脚，考得不理想，获“省内合格”。黎阳厂属于国防工业，须得60分以上达到“国家合格”。第二年才勉强考过。长期从事军工产品的测试，磨炼了王敏华认真负责品格的同时，却也令他从此沉默寡言，以致于不善结交，不好吃喝，朋友自然不多。
1979年，三中全会开过，三线企业纷纷在深圳、珠海设置窗口。父亲王广芝领着三个人去了珠海，任分公司经理（正科级），“那时珠海不及黎阳厂一半大”。厂房建了起来，开始生产，王广芝却回来了，“儿子有残疾，父亲文革中留下了精神后遗症”，王广芝丢不下贵州山里的一家子。
“那时借着父亲的势头出去的话，很容易，但我没想过。”王敏华说，我是长子，奶奶身体不好，弟弟有问题，如有什么事，身边没人怎么办？
再后来一家搞计算测控的公司看上他时，已是20年后的2000年了。这家成都公司的老总把他叫到平坝县城的宾馆，让他考虑考虑。王回绝了，这时的顾虑却是，爷爷老了，母亲身体不好，一大家子人，离不开我。其实私下里还有原因：“商业公司，用我一时，不能照顾我一世。我学历不高，他看中我无非是我的经验——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两年时间我带出一支队伍，我的用处也就完了。”
深圳珠海从前的知青、同事多次邀约，“出来看看”，一一谢绝。“我这个年纪，不是创业的年龄了。厂里如果觉得我还有用，就干下去吧。”语含无比的沧桑。
儿子王慧宇对父亲的评价是，太保守。保守也有保守的追求，这个名牌院校大学生的父亲几乎年年拿先进，“却也没有刻意去争取”。科协先进、双文明先进、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五一劳模，一大堆证书，摊了一床头。每月1300元的工资，属15岗（按工资比例划分为24岗），和新来的大学生差不多。
值得这位48岁的父亲欣慰的还是儿子，这就像他的作品，多年的雕琢总算成了器。“我们厂很多父亲长期在外工作的，孩子成绩都不太好。”妻子王敏附和。
如果人生可以多做一次选择的话——最近他常常这样想——肯定要学习，上大学。“目前自己做不到的，不能让儿子耽误了，所以一定要让他出去，别回来。”
幸福吗？先吃饭吧！王敏华招呼我吃饭，避开了这个问题。“家庭和睦，子女成长，还算吧。”妻子说。
孤独的母爱
李琳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在8月20日那天拿到了。母亲王丽华却高兴不起来，女儿念的学校是武汉科技大学，属于“二级院校”，学费高昂（每年一万多）。女儿记得刚告诉妈妈考分（445分）的时候，“妈妈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但能和哥哥王慧宇在一个城市，李琳杰暗自欣喜。她并不明白妈妈的愁苦。
此后几天，王丽华坐着聋哑弟弟的三轮摩托车去五公里外的白云镇帮女儿办理户口迁移，因有人与女儿的身份证重号，她连续去了三次，才算办妥。还没拿到通知书，就有朋友登门祝贺送上礼金了——女儿考得不理想，王丽华本不想办酒（贵州风俗，逢大事办酒宴客），却推脱不过了——酒宴定在8月24日，川黔酒家——厂区最好的餐馆。
丈夫李晓云在女儿高考最后一天回了家，给女儿参考填志愿。呆了不到两个月，8月1日又走了，这一次，去了合肥。
从1992年6岁念小学始，李琳杰的假期就都是在外面度过的，深圳，惠州，海口，北京，北海，广州，上海，父亲在哪儿，母女就去哪儿。
李晓云是那阵席卷全国的“下海”潮中的一员，之前他在第二设计研究所（属于黎阳集团）工作，搞测试。偶然在电视上看到大亚湾的招聘启示，就赶了过去。那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刚成立正好需要人，李晓云赶上了机会，居然聘上了。他走时是秋天，女儿刚好上小学。
然后就在全国各地游走，“我也说不准他平时干什么”，王丽华说，每次一家人聚在一起，都是不同的城市。今年上半年还在银川，丈夫说他的公司“要收购银广厦”，下半年竟又去了合肥，说公司收购了一家纯净水企业，他在那里当头儿。
王丽华那时候并没意识到丈夫出去就不回来了，只是觉得“一天到晚把时间耗在麻将桌上，不像个爷们”。离厂时请的长假。后来深圳公司决定要他，发商调函，黎阳厂却不同意，索性辞职，辞职也不同意，后来是以“长期旷工”为名开除的，“之前该做的工作都做了，没有用”。
那时候，辞职或者被除名都不见得是个光彩的事。但却得到了岳父王广芝的支持：“研究所，研究个屁啊，人家都是研究生，你还呆着干啥？”也只得到了岳父的支持。
这时候，李琳杰，坐在敞亮的家里和我说着自己的理想，这个自称周笔畅“粉丝”的女孩觉得也受了父亲的影响，“在贵州，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也要出去闯。”她不知道母亲为了她，付出了多大的牺牲。
3岁前几乎每礼拜发一次烧，日后老生病，身体抵抗力差，厂里流行啥病，小琳杰准得啥病。“我在身体上给她下太多功夫，学习上就忽视了，这孩子贪玩，我的要求也不太严格。”王丽华说她有点悔意，“她爸爸埋怨我，说是我给惯坏的。”
孩子去年高考就没中，复读了一年。奶奶高桂清说，丽华上了火，闹耳鸣。在厂里医院，开了很多中药，吃了不管用，到贵阳医学院附院治了一个月，才知道竟然患了“世界疑难杂症”，且不知道病因，打了一个月吊针。医生说必须要系统地治疗，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康复的，女儿要考大学，她没法让治疗成系统。接受我的采访时她戴着助听器，仍然不断地让我重复刚刚说过的话。她形容她的烦躁：脑子疼，耳朵嗡嗡地叫；晚上躺在床上，像听见下雨的声音；平日里又像日光灯的电流声，或者开水要开时的声响。
王丽华在黎阳厂（公司）社区工作部工作，类似于居委会的职能（工人们还是习惯把它称作居委），她的工作是：居民管理、离退休职工管理、人民调解，具体到小区的治安情况、文明劳动、家属区的乱堆乱放问题、邻里纠纷打架什么的，经常，要下去解决。
她的经历：1975年初中毕业，16岁作为知青插队两年，1977年“顶替”退休的爷爷进了厂，在厂办干打字工作，1995年到法庭干了三年，当书记员（那时提倡企业办社会。因人少，其实干的是审判员的工作），1998年法庭移交地方，转入居委。
同哥哥王敏华一样，当过知青，吃过苦，因而备加珍惜这份工作。其实青年王丽华有自己的理想，她想从医——下乡前在厂里医务室学了4个月的医术，插队后在农村当赤脚医生派上了用场，给知青们处理一些小伤患，为老乡看病，足够用。
进厂时丽华想继续到厂医院工作，不愿干打字，请求中层中部的父亲走走关系。父亲严厉地拒绝了，斥责她：无数人羡慕你这份工作，还不知足？
父亲王广州芝是家长制作风，虽不粗暴，但子女都畏惧他。有一次丽华和朋友到安顺烫了个头，归家时晚了，没有厂车，打电话向父亲求援，父亲叫了个车把女儿接回。回来后古板的父亲看到丽华满头都是卷儿，气得浑身直颤，大骂女儿，说“早知道你弄了个鬼头，我才不去接你呢”。这是1979年，丽华刚参加工作。
16岁下乡，18岁进厂，这份“不喜欢的工作”一干就是十多年。她也动过换岗位的念头，领导唬了几句，就不敢再吱声了。“现在想来，当时如果主意正一点，坚持一点，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因为“这工作没技术含量，学不到什么东西，没出息”，在农村耽搁了两年，王丽华说该学习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学到。1977年“不知天高地厚参加高考”，“差得太远了，很多题都答不出来。我其实就想试一把，不甘心。后来就再也没有动过这个心思”。之后参加了三次成人高考，最后一次过了关，1992年拿到党校的专科毕业证。
“那时想法单纯啊，把工厂看得很重——不夸张讲就是生命中的一部分，把工厂看得很有前途，希望厂子好，厂也是我们全部的希望和梦想。一家人都在厂里，靠厂活着，感觉谁也离不开谁。”王丽华说。
她其后的丈夫，李晓云，1977年知青返城后考了技校，进厂，念了电大——“属于那一批知青里的高材生”的李晓云，最后还是“背叛了她的梦想”——他要成就她的更好的未来。王丽华，一生就谈过这么一次恋爱的王丽华，她爱他是不容质疑的。
在妻子看来，丈夫的出走还因为——他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但在厂里很不得志，评职称，文凭不够；分房，资历不够；与大学生、研究生相比，得不到重视和重用。
丈夫离厂的好处，很容易在她们家里发现出来——三房一厅，装修华丽，家具时尚，有三台空调，这是我本次采访走过的七八个家庭里条件最好的一家；丈夫离厂的坏处，也很容易在王丽华，这个中年妇女的身上找到——她看上去比这个年龄显老，不自信，谨慎犹豫。拿8岗工资，接近1000块钱，“工作了一辈子，才挣这么点钱，挺窝囊的。” 她甚至开始自我总结这一生，说，“太老实不好”。
与丈夫分居的十余年里，王丽华也尝试过改变现状，早在1993年女儿念小学二年级时，她“心就活了”，办了停薪留职，去了深圳——丈夫李晓云的朋友帮她联系了个出纳的活。但一年后，王丽华就返回山里，母亲高桂清追问过几次，丽华敷衍说是“牵挂琳杰”。“看来她是不适应。”高桂清判断。
与哥哥王敏华严厉管教儿子不同，王丽华说父亲不在身边，她对孩子有些放纵，好在父亲与女儿关系不错，“他们常在电话里交流”。但李琳杰告诉我，父女间还是有些疏远，父亲每次回家来，她都“不太习惯”。
按工龄算，王丽华明年将干满30年，然后办退，“该想办法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了”。“孩子啊，还是要早点送出去，锻炼成长，飞！我们以前的观念落后了。”
同样问到幸福值，小姑王宏岩快人快语：王丽华幸福个屁！有事憋在心里，憋出病来，耳朵都聋了。
残缺的爱情
敲开二楼一间办公室，王敏瑞迎了出来，吱吱哑哑比划着，李琳杰说记者来看你。第二次见到我，憨厚的王敏瑞显得很高兴。工人们在房间里打麻将，他给我们找了个屋。办公室女同事说，从沈阳来看敏瑞大哥啊？真好，怎没人来看我呢？她还说，王大哥对人挺好，就是有点脾气，没人惹他，我们都尊重他，他办事踏实，很好的。
可这个有点脾气办事踏实的王敏瑞是母亲高桂清心里永远的痛。他的工作，他的爱情，甚至他的爱好，他们都为此操尽了心，却都没有善果。“我们曾经想过办法，还是解决不了进厂指标，只能到服务公司，修汽车，修锅炉，什么都干。
没进过聋哑学校，王敏瑞不会手语，与他交流，要朝他耳边大声喊：“吃饭啦！买菜去！上贵阳去！”他能听到一点儿。“还小时，眼巴前的话他也能说一点，说不好，别人听不明，就不爱说了。”母亲说，虽然念到初中，却年年全班最后一名，现在也认不得多少字了，不忍心逼他学，“他要是个女孩就好了”。
但王敏瑞人缘好，朋友也多，有求必应，小哥们儿常在一起，买包烟大家一起抽，吃顿饭他抢着付账。尤其喜欢车，修车一看就会，就爱。
“谁都知道黎阳厂的哑巴开车开得好。”高桂清说，所以儿子生她的气，她不让他去考驾照，母亲担心他出事。汽车修完他就开两圈，在厂里兜一兜。
1978年开始修车，直到去年，服务公司不景气，修车业务就撤了，合并到锅炉安装队，维修、安装锅炉，并做一些简单的工程。
高桂清说儿子对他们的埋怨有二，一是没有正式工作，二是没有驾驶执照。“所以我们对他很内疚，总觉得对不住他。家里人都让着他，他心情好一点，我们也会好一点。婚姻失败对他也有些影响。他这人啊，心高命薄，以正常人自居，比如‘谁谁开车没我开得好啊’。”
如今，哑巴儿子，41岁的王敏瑞，住在爷爷原先一房一厅的房子里，孤独而淡然。“不想再娶”的他曾经也有个貌似幸福的小家庭——1996年经人介绍，与一位聋哑女青年小红结了婚，喜事办得很隆重，请了很多桌，车接车送的。
小红娘家在不远的170厂（后并入黎阳集团），也是从沈阳内迁三线。她会织毛衣，手也蛮巧，家务活都能揽着干。1998年有了孩子，男孩，取名王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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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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