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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故事
——我在黑暗里听见煤炭燃烧的声音
□本刊记者 陈海 发自江西
安源煤矿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秋收起义的主要爆发地，又是中国近代煤炭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煤炭基地，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
安源煤矿创办于1898年。清末邮传大臣、官商盛宣怀为解决汉阳铁厂燃料之需，引进外资和西方先进采矿技术开发安源煤田。开凿总平巷，修建株萍铁路，1906年路、矿相继完工投产，成为中国最早采用机械生产、运输、洗煤、炼焦的煤矿，时为中国十大厂矿之一。1908年，萍乡煤矿成为中国当时最大股份制企业——汉冶萍公司的组成部分。它创办了中国煤炭行业最早的煤质化验机构，煤矿银行，煤矿矿务学堂，煤矿医院。
中共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安源作为工人运动的基地，先后派李立三、刘少奇来安源开展革命活动，成功组织和取得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并把它建设成“无产阶级的大本营”。
1939年因日寇侵略，安源矿被迫停产关闭。抗战胜利后，安源煤矿与高坑煤矿局合组为赣西煤矿局。1949年后，改称萍乡矿务局，隶属煤炭工业部。安源煤矿1954年在废墟上复矿，通过改扩建工程，生产能力达到年产90万吨，成为萍乡矿务局七座矿井中最大的煤矿，至今仍在萍矿集团中发挥巨大作用。
百年老矿同样面临资源枯竭困境，也一直在寻求转型突破的方法。在百年的煤业发展过程中，安源煤矿保留了多处珍贵的近代煤炭工业和红色工人运动活动遗址。当地政府为配合红色旅游热，积极申报国家矿山公园，并力图“通过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办法，将矿区的矿业遗迹和人文景观的建设开发与萍乡旅游开发结合起来”，计划在盛公祠建设中国煤炭工业博物馆，开发总平巷至八方井直井的矿井旅游体验、矿区安源群地质遗迹旅游考察线等，以发展旅游经济，为百年老矿实施战略性转移积蓄力量，促进企业在未来持续健康发展。
学者于建嵘在其著作《安源工人访谈录》里，有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者
一
许维新西装革履地走过镇上惟一的大街，频频和熟人打着照面。一米七八的大个子，楚楚衣冠，使他乍看上去不像个矿工。
他是矿工的头，安源煤矿开拓二区副区长，基层干部，负责安全质量和生产进度。从安源煤矿出大门往左走上十分钟，自南而北有四排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红砖楼房，他们叫它“广东房子”，据说是广东老板援建的。4栋96号，是许维新的家。
这个家略显窄小，铺着白色花纹瓷砖，50平方米的空间被节约地隔成两房两厅，最小的一间专用于吃饭，能坐下四、五个人。39岁的许维新是萍乡市湘东区麻山镇人，来自农村，1989年安源煤矿招工，一干16年。妻子何桂枝没有工作，15岁的女儿许婷在安源中学念高一，中午不回家。
井下有两种基础工种，掘进和开采。许维新一直从事掘进，为采煤作前期准备，具体工作是，“风钻钻眼，炸药爆破”。
许维新几周没下井了，因为严重的胃溃疡和肝病，他所在的开拓二区支部书记张明准了他的假，让他静养一段。他否认他的病与所从事的职业直接相关。但他称，与他一同进矿的哥儿们，有的患了矽肺病躺在病床上——那是煤矿工人常见的职业病。
开拓二区共205名职工，分四个队，每个队分早中晚三个班，一个班约十人。许维新说，“班、队长带头干活，不算干部”，只在薪水上有些倾斜。早班从5：30到14：00，中班13：30到21：00，晚班21：30到6：00。开二区的工作地点在井下四水平，许维新管一队。
安源煤矿是萍乡矿业集团下属第二大国有煤矿，年产煤炭80万吨，排行第一的高坑矿早前因资源枯竭已宣布政策性关闭。又因得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及其后的秋收起义，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在这里领导过工人运动，总平巷里还走出了杨得志、肖劲光、吴烈、吴运铎等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一时风云际会。安源成了一个符号。
每一个矿工多少都能给你讲讲安源的历史，那是他们生活中不多的自豪。但安全生产，安全生产成了眼下从矿长到普通工人最头等重要的大事。每次班前的调度会、进班会，安全生产都成了最主要的话题，值班矿长、各区领导反复强调各工作面的安全隐患，分析成因，寻找解决办法，提请工人注意。
在我们十余天的采访时间里，各地矿难不断：11月27日，黑龙江七台河东风煤矿171人遇难；12月2日，贵州水城县阿嘎乡仲河矿难16人死亡；12月3日，河南新安县石寺镇寺沟煤矿透水事故，井下48人作业，6人获救；12月5日，河北石庄蔚县涌泉庄乡西坡煤矿发生爆炸，至少造成5人死亡，1人下落不明；12月7日，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刘官屯矿难；12月7日，湖南涟源市新坪矿难；12月8日，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长岭煤矿发生透水事故……这些事故，在安源煤矿的各种大小会议上都会及时进行通报，并分析事发原因，以引起重视。
许维新说，因为安全生产抓得紧，安源煤矿几乎没出现过大的安全生产事故，今年7月份惟一一名矿工死难，也是由于自己违章操作，被矿车挤压致死。
二
1989年，安源煤矿招工，在家务农多年的许维新想要个稳定的工作，但父亲坚决反对，说下井不安全。之前许维新到各地打过工，认为打工不是长久之计，执意来到安源。初进矿每月190元，那时他的身份是“农民轮换工”。
当时井下只有三水平，四水平是许维新们“打出来的”。第一次下井是1989年2月，春节刚过，他的感觉是“巷子很矮，头老是撞在岩壁上”。
十六年矿工生涯，所幸没出过什么大事。最危险的一次是在打巷道时，用水泥管砌拱，顶上的岩层不牢，掉下一块岩石，几百斤重。许正巧在巷道边的地槽下脚，巨石掉下来，一旁的班长大叫“让开”，许条件反射地从地槽里跳出来，石头从岩壁滑下，脊背一阵凉……这是1998年5月，许维新后背皮肤被划烂，住了十几天院。
我们到安源时，煤矿正在进行“决战年末40天”活动，主要目的是“消灭井下重伤以上人身事故，消灭各类灾害事故，确保安全生产”。按照矿上要求，如许维新这样的生产部门副职，每月下井带班“不得少于18次”。
按许维新的话，叫“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他带班时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整个工作面的安全，不能出问题，又要过质量关。虽是领导，“但不干活不行，帮着干，可以少干一点；如果地质条件不好，得带头干。”班长易斯桂证实了许维新的说法，他知道许身体不好，通常都会让他少干一些。
许维新每月有3000多块的工资，这在镇上是新足以让人羡慕的收入了，但他却没有强烈的幸福感，尽管家庭和睦。妻子何桂枝脾气好，家里大小琐事全包了，不让丈夫插手。结婚前她在镇上开缝纫店，许维新常借故去修修补补，眉来眼去，就成全了一段恋曲。婚后生活平淡如水，夫妻为数不多的争吵也因孩子的学业。
“上周去参加家长会，老师说了，这孩子偏科。”这是许维新最闹心的事，“我这几年什么都不想，多挣钱把她供出来，上大学。”许维新固执地认为，就一个孩子，不念大学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早前他曾经考虑换套大点的房子，盘算着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夫妻俩忍痛打消了这个念头。
1989年与许维新一道进矿的工友，能干到生产部门副职以上的，惟他硕果仅存，因为他着实比别人能吃苦，很多工友扛不住，陆续走了，而更多的，还是一线工人。他承认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比如，失去了健康的体魄。
现在安源煤矿井下工人大都是农民工，本地人越来越少。“像我这样的合同工只有1/3，其他全部是农民协议工，一年一签。”许维新说两者之间的差别其实已经很小，“可忽略不计了”。
父母早亡，弟弟妹妹也都有各自的工作，许维新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妹妹投资小水电，挣了些钱，买了车，常嘲笑哥哥是“掏煤的”。弟弟之前混得并不好，结了婚后一直没工作，便找到哥哥，要求进矿。下了四个月的井，说苦啊，吃不消，甩手走了。“我认为他是没有习惯，习惯了就好了，要过一个适应期。”许维新说，刚进矿的那一年，他同样“难过得要命”。
三
安源煤矿距萍乡市区6公里，有3路和19路公交车直达，乘出租车需15元车资。为了能下井，深入一线矿工的生活，我们在萍矿集团和安源煤矿之间来回跑了四天，终于得到萍矿集团最高层的同意。
12月8日清晨4：00，起床。摸黑赶到煤矿，班长易斯桂也到了。这时的地表温度，3摄氏度。5：00开调度会，调度员肖安平点名，各区值班领导、班长逐一报到。副矿长黄正明主持会议，说近来全国安全生产局势严峻，昨天下午河北唐山又发矿难，74人死，32人下落不明。然后点出安检科查出的各工作面的安全隐患，并一一落实人员处理。“回采四区，地质条件发生了具体的变化，希望引起重视；回采五区，修理工作要加固……”
5：30，调度会结束。借着开进班会前的短暂时间，张明带着我们到井口食堂匆匆吃过早餐。6：00，福利大楼三楼，开拓二区进班会，32名矿工围着一个长方形类似教室一样的屋子坐了一圈，值班副区长吴友芳通报了昨天（夜班）的任务完成情况，然后安排今天（早班）的工作，并一再叮嘱进班之前一定要检查工作面每一个环节的安全。并点到有一个工作点，进尺的距离已超过
开二区支部书记张明最后交待了几个“注意事项”，6：10，散会；工人们回更衣间换服装准备下井。我们也换上了棉质的矿服，领了矿灯和呼吸器，跟随张明下井。
从人行井口入内，先走了800米左右的大巷，然后坐人行绞车下一个长680米的斜井。绞车有六节，每节能坐10人，轰隆隆中带着巨大的惯性向28度的井下冲去。下车时已到三水平，走上300米，见一索道站，人们一一抓住眼前缓缓下行的索杆，顺势坐上猴车，往更深的井下滑去。也不知道有多长，大约下行十五分钟，来到安源煤矿最深的井下四水平。空气混浊起来，夹杂着泥浆的味道，也热了很多，单薄的工作服里已有汗腥。接着在黑暗中步行，一上一下，曲里八拐，终于来到易斯桂班的工作点。
从人行井口到四水平开拓二区代号“3187#皮带道”易斯桂班的工作面，我们花了50分钟。张明说，最远的工作面，需要一个多小时。
今天出班七人，张明（跟班领导），大工（打眼放炮）张家务、钟建生、周实生，小工（出渣）刘建平、雍建萍，班长易斯桂前后协调。
站在易斯桂班的工作点，一堆碎石上，张明说，他们的工作，是要向北侧方打巷道，然后运走碎石。技术部门告诉他们，从目前进尺的这个工作点往斜上方进24米，就可到达煤层。“从今天算起，估计还需要10天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张明说，“一个班进一米，一天进三米，最快七、八天可见煤。”
8：16，准备工作就绪，但是没有水，没法打眼。班长易斯桂急忙找机电科协调处理去了。张明说无水打眼尘太大，连人都看不见，属违章操作，不主张。二十分钟后，来水，矿工钟建生艰难地扛来风钻，爬上
“开工！”张明低喊了一声，便和钟建生一左一右，抱着硕大的风钻往岩层扎去，剧烈的轰鸣声让所有人的耳膜鼓了起来，矿灯所及的视线里，灰尘弥漫开来，像极舞台上的烟雾。四下里只有一种单调的声响。
按操作规程，打眼的工人应戴口罩，但因呼吸不畅，没人愿意戴。陪同我们下井的煤矿宣传科科长吴献忠说，开拓区的工作条件虽比采煤区稍好，但职业病比采区多一些，“岩灰易致矽肺病”。
打眼需要两个小时。也就是说，10：30左右才能进行下一个工序——爆破。
四
吴献忠告诉我，采煤区的环境虽较开拓区恶劣，但开拓区的班长比采区的班长辛苦。“这里，大工只做大工的事，小工也只顾小工的活，班长就得缺少跑啥，比任何人都累。”我这才留意到，刚才没水，易斯桂跑到千米开外的水泵位置去处理；风钻坏了，就得急忙维修；在最后一名矿工进班之前，易斯桂已组织人手拖来了六节煤车。
打皮带道（大巷）的话，每班的出渣量是10车，目前打的是煤斗，工作量是6车。之前我记录得这个班在12月3日和12月4日连续两个早班的工作量完成情况——
10：02，班中餐送到工作面时，小工们运走了第2车岩渣，大工们打眼的工作仍未完成。易斯桂安排我和他把一个空煤车推向工作点，煤车很沉，我的身体被迫作45度倾斜以便更多地使出力气，头低着，喘气。易斯桂突然停下，喝止我，说我违反了操作规程，“头不能垂下，要看着前方，因为矿道窄，要避免在黑暗中伤人”。
端着饭盒时，汗已湿透后胛。和矿工们坐在矿道边，饕餮起来。今天的菜是红烧肉，肉很多；或许是饿了，直觉得味道不错。
饭毕，稍伺休息，吴献忠带我们去采三区感受采煤工人的艰辛。走了三十多分钟，来到采区工作面，尽管之前已有心理准备，但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人大为吃惊：这是一条上行的窄小巷道，需要手足并用地在煤堆上爬，煤上铺有铁梯，脚下还有流水，闪闪发亮。我们一前一后在仅能容一身的煤洞里钻——我难以更确切地描述那种工作环境，可以与之作比的是，鼠洞，或者城市里污浊的下水管道——在煤层里工作，辛劳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普通认知。
“支撑巷道由原来的木头变成了铁架。因为我在主巷道看到的是石头和水泥砌行，而在‘水深水热’的那几百米看到是由木头架起来的。因为工作面是采煤点，用这种能移动的铁架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人工作，另一方面又可以减少成本。”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而当我们脚手并用爬上采三区工作面的时候，终于看到了许多矿灯在闪烁，灯下，是一张张黑乎乎的脸，几乎辨不清长相。因为是班中餐时间，工人们坐着或斜靠在铁架上吃饭，我突然发现矿工们手中的米饭前所未有的白。
中午12时，我们提前出井。在乘绞车出700米斜井，走上宽敞的巷道时，空旷里突然响起一位矿工清洌的歌喉：“小白杨呀，小白杨，它长我也长，同我一起守边防……”
井口，阳光和熙耀眼。
五
之前的12月6日，天出奇的晴，蓝得发亮。
这天是易斯桂的大哥57岁生日，他要带妻子去拜访，顺便送父亲回老家——79岁的老人不习惯城里的生活，“没火烤，冷得慌”。
易斯桂的家乡在上栗县赤山镇长木村。一早从他家所在的燎原小区出来，走两三公里到国道，招手拦了一辆至芦溪县的中巴车，每人两元，半个小时后在高坑镇下车。妻子谢禾辉在镇上的市场买了几斤桔子和苹果，“空手回家不行”。然后从这里包了一台长安面包车，二十分钟到长木村。这一段路通常他们是步行，要走上一个半小时。
这是一个详和的小村庄，群山环抱，林木昌盛，昌金高速公路从村东头划过。易斯桂的两个哥哥和他们的儿女们早迎了出来，谢禾辉说她有半年没回来了，“一家人实在是难得凑齐”。很容易发现着西装打领带的易斯桂是这一家人的中心，他是五个兄弟姊妹中惟一的城里人，颇得兄长的宠爱。侄女们围着他，絮絮叨叨让他讲城里的事，这个不足一米六的汉子看上去有几分似香港电影里的黑社会马仔，厚实里透着机灵。
谢禾辉不离丈夫左右。她今天特意穿了灰色长裾，蹬着高跟鞋，外面套着羽绒服。“回家嘛，要穿鲜亮些。”她说。
中午吃饭时，男人一桌，女人和孩子一桌；堂屋里冷，菜也凉得快，渐渐就冻上了。至我们告别易家返回安源时，已经有两个男人喝醉了，跌跌撞撞出了门，向阳光里蹩去。
回来的路上，谢禾辉不断感叹：“虽是城里人，却光鲜不到哪里去，我要是有个三几万，肯定不让他下井了。做生意去，别让人瞧不起。”可自打他们花六万块买了燎原小区82平方的三房两厅后（含装修），两万元的债务就像蜗牛背上的壳，一家人轻松不起来。
谢禾辉在一家包装厂做零工，每月300块。易斯桂自今年6月份当班长后，每月工资上了2000元，此前是1200块。但谢禾辉说从他当班长起，就辛苦多了，“别人不干的他要干，第一个到矿，最后一个出井，累得跟狗一样”。
34岁的易斯桂其实只有五年矿龄，2000年10月进矿，“我从来没有想过30岁了还会下井做矿工！”——他不断地重复、不断地摇头。中学同学有的混得不错，在萍乡做公务员，有的有了自己的车，见了面总要寒喧几句，易斯桂“觉得难为情”，开不了口。他也常在相好的同学面前抱怨，他们劝慰他说：你从农村出来，奋斗到城市，有了妻儿有了房，很不容易了，不要过多自责。
陈晓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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