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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昭寺外俗世众生
——藏民族直面现代化的社会学样本
本刊记者 陈海 发自拉萨
现代化是一柄双刃剑，它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对地区社会文化有着或好或坏的影响。一个开放的民族，不会拒斥现代化，在我们的采访中，即使最保守的藏族学者，同样认为藏民族需要现代化，问题在于，如何既不丢弃传统菁华，而又与时俱进。
一个民族如何现代化，这是一个庞大而沉重的命题。我们试图以大昭寺为圆心，随机遴选了拉萨社会阶层中的15个人，作一个横截面解剖——这或许不是观察西藏社会最好的方式，但一定可以从中一窥西藏人在面对现代化的矛盾心态：充满幻想，焦灼，渴望，而又不安。
60万个等身长磕
拉萨的天夜得晚，太阳像久久不愿离去的恋人，余晖晒在寺庙的金顶，远远望去，仿佛海市蜃楼。
40岁的次诚尖措仍旧虔诚地在大昭寺外磕头，正对寺门，双手及地，跪下，肘向前搓，然后五体投地，周而复始。身边，数十信众用同样的方式向佛祖表达他们信仰的虔诚。
这一幕，已延续了千余年。
大昭寺是拉萨八廓街最古旧的中心建筑，寺里供奉释加牟尼12岁等身像，1300多年前随同文成公主进藏。
来自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柯生乡香扎寺的次诚尖措在拉萨呆了近一个月，除了朝拜释加牟尼佛，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大昭寺外磕头，他的目标是10万个等身长头。和我聊天的间隙，他还差约4000个，“明天能磕完，然后回家”。
来圣城拉萨朝佛是出家28年的次诚尖措最大的心愿，所以这30天是他“最快乐的日子”。从河南县到拉萨，2300多公里，每公里磕200个等身长头，次诚说他“共磕了50万个整”。
同行四人，只有次诚是佛门僧人，一步一磕，他们在路上走了10个月。很难想像其间的艰辛，但次诚说“不累”，“越近拉萨，越兴奋，越满足”。出门前次诚带了3000元，路上花完了，前几天父亲寄来的2000元已收到，这是回去的资费。来一趟拉萨，5000元，对于一个年收入仅几百元的赤贫家庭，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能到圣诚拉萨，这一生能有机会朝觐释加牟尼佛，无疑是一个有着忠诚藏传佛教信仰的家庭最大的幸福。
求乞儿童与八廓街管理者
八廓街是老拉萨的中心，由一条同心圆的环形街道组成，“八廓”在藏语里即环行的意思，信徒们也称其为“菩提道”。现在俨然是拉萨市最具民族特色的商业街区，每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信徒和旅游者。
9岁的热那和她的小伙伴们每天都在大昭寺广场和附近的街区活动，求乞是他们惟一的工作。多数时候，他们能一眼分辨出外来游客的善缘，早早伸出黑乎乎的小手，游者通常会以一毛两毛的零币布施，抓了钱，热那们一哄而散。
也有面对众求乞儿童而犹豫不决者，热那不高兴时会紧紧抱住求乞对象的一条腿，通常被抱者是女性，任你如何摆脱，不放。一番纠缠，热那总能得偿所愿。当然也有失望的时候，但在这个信仰佛教的社会里，布施显示慈悲，热那们仿佛为过客提供了一个行善积德的机会，所以八廓街乞讨的孩子为数众多。热那说，运气好，一天讨上百元钱不是困难的事。
几天的观察发现，孩子们的身后常能见到大人的身影，他们有意地躲避，而孩子求乞得来的钱，总能迅速而诡秘地交到他们手中。
小昭寺旁，一家社会福利公司楼道口，成日聚集了十数衣衫褴褛的藏民。一早大人们给孩子们分配了求乞的任务，上午必须交多少钱，下午必须交多少钱，孩子一走，便终日饮酒无度，醉态酩酊。
旺堆一再告诫我们不要给求乞的孩子施舍，“这样会培养他们好吃懒做的坏习惯”。作为八廓街道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负责人，旺堆无法阻止求乞儿童的自由活动，撞上了顶多喝斥几声；更多的时候，执法者与孩子们能和谐共处。
旺堆管着72个保安，全是藏族，行使八廓街4个居委和大昭寺广场的治安、卫生、乱停乱放等职能。保安们又称他“旺队”——个不高且胖，腆着便便肚儿，戴上大沿帽和墨镜，像极电影里汪伪时期的执保队长。
单位一位副主任调离，头晚同事们欢送，大家兴高喝了一箱“拉萨啤酒”。第二天，即6月17日，旺队有点倦意，他坐在街心的阳伞下养神，悠闲地喝着藏式甜茶。
15岁当兵，1989年参加工作，36岁的旺堆至今21年工龄了。因为不符合征兵条件，父亲把他户口上的年龄改大了两年。旺堆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乍听没有口音，“这是在部队里练出来的”。
旺堆是2003年3月调到现单位的，之前他是吉崩岗办事处辖下雄嘎居民委员会主任，有11年的基层社区工作经验。那个居委会大都住着政府和军队的离退休干部，“工作得小心翼翼”。
之前旺堆调皮、善饮，7年居委主任和一桩美好的婚姻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如今，敬业、爱岗是同事们的普遍评价。
“八廓街太特殊了，拉萨是西藏的窗口，这里又有着窗口里最好的风景，代表自治区的形象。”所以旺堆和他的72个同事们“一日都马虎不得”。工作勤勤恳恳，但上面每次来检查，“功劳总记在派出所的头上”，这让旺队“心里很不服气”——“他们每个月只拿着500多块的工资，却保持着八廓街的稳定，这是大家都看得见摸得着的事。”
旺堆月收入2100元，而新进的大学生有的比他还高，吃了没文化的亏，旺堆说“有时候很羡慕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八廓办事处21名在职人员，只有9名是国家公务员；初中文化程度的旺堆属于以工代干，“上任、提干是没有机会的了”。
于是除了工作，他更多的心思放在了13岁的女儿彤珍身上。彤珍今年夏天小学毕业，旺堆帮他填报了内地中学的西藏班，因为妹妹的儿子也在杭州上学，旺堆也希望女儿能考到杭州去，“兄妹有个照应”。
彤珍成绩中等，让父亲有点担心。“但无论如何都要出去”，旺堆是下了决心的，自己吃了没有文凭的亏，他绝不能让女儿长大后有同样的苦恼。
那些现代化的受益者
德吉卓嘎是个幸运儿。
与旺堆不同，德吉卓嘎毫不否认命运对她的垂青：生在牧区，长在墨竹工卡县门巴乡上，为了4个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在乡政府工作的父亲尽遣关系、费尽心力把工作调动至拉萨市民政局。卓嘎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在亮敞的城市生活了，1987年小学毕业，成为第三届内地中学西藏班的学生。那一年她的成绩是235分，在上海回民中学的藏族学生中，他是第2名。
卓嘎的成长轨迹无疑是绝大多数藏族家庭对子女的期望——
1987年读了一年预科，以强化汉语学习，然后在上海回民中学度过了3年的初中时光。因为用功，卓嘎几乎很少出门，上海给她的印象仅止于外滩的气派和南京路的繁华，且随时光消逝，日渐模糊。印记最深的是，想家了就哭，一哭就是一片。
1991年初中毕业，藏族同学中，考中专、技校的占了2/3强，100多同学，只有3人去了北京西藏中学就读，卓嘎是保送。这是清苦的3年，之前是在本民族同胞中竞争，而全国统一高考，藏汉学生都是在同一条残酷的分数线上比拼了。
周末才允许外出，但卓嘎更多的时候都在教室里度过，对北京的印象，只是学校所在的亚运村那拥挤的一隅。1994年，卓嘎如愿考上长春税务学院，同学有上北大、清华的，她不遗憾，因为潜意识里觉得“搞经济日后有前途”——长春税务学院税收专业是她的第一志愿。
如果说此前7年是一种自我封闭的日子，除了本民族同胞，她没交上一个汉族朋友，那大学的4年，卓嘎完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卓嘎说大学同学感情最深，“我的思维更靠近汉族，所以交流上没有那种难以逾越的文化障碍”。
这绝对是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1998年大学毕业，卓嘎顺理成章进了拉萨市国税局，一个让人羡慕的单位。工作5年后，卓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又来到了北京；两年学成归来，她现在是拉萨市国税局青年骨干。
感情上受过挫折，卓嘎至今单身，母亲催了多次，时间一长，也懒得管了。“我不是独身主义者，但感情要随缘，不刻意。”卓嘎说。婚姻不是她认为最好的男女关系形态——在这点上，她与传统藏族文化格格不入。
每周有3个晚上，卓嘎都要到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学习英语。她上中级班，每学期学费800元，目前“口语已能应对自如”，总觉得“日后能派上大用场”。
为何不到内地发展？
卓嘎的上司，副局长扎西平措也曾经有过卓嘎同样的心态——还在江西财经学院就读时，同学老是对来自边远西藏的他有好奇感，提的问题奇怪而荒唐：西藏有大学吗？上学要骑马吗？吃米饭吗？天天喝酒吧？触动特别大，刺激特别深。毕业时正逢南下潮，800多毕业生，500多去了广东，扎西平措选择回藏，当时的想法是，“要干点大事出来，出出气”。
其实内心有着隐隐的不安，想出去，又忧于重新打拼，时间一长便懈怠下来，于是便耽于拉萨悠闲而惬意的日子了。
融不进西藏社会
扎西局长不是现代化的反对者，但“现代化打破了生活的宁静，让生态环境变得脆弱，资源的过度利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这些担忧无时不在。可他清楚地知道，藏民族不融入现代化，不可能进步。
这种心理较为普遍。矛盾，尴尬。
旺堆只知道，青藏铁路通了以后，他会更忙，从这个月26日起，他要开始值夜班，“治安、防火等各方面工作还要加强”。
在西藏生活了36年，旺堆从来没有出过藏，“挺遗憾的”。但拉萨的变化在他眼里，还是儿童时，“根本看不到高楼大厦”，可现在，“马路宽宽的，楼房高高的，汽车越来越高档，商场餐馆越盖越多”——这些变化让他从内心“感到自豪”。
火车一旦进藏，“物价下来了，就业机会多了；坏处是，人多了，治安形式复杂了，工作起来更困难了”。旺堆说领导每天都这么讲。
河南商人邢章顺、郭淑英夫妇或许享受不到火车进藏所带来的好处了，他们在小昭寺外经营的一家杂货店，近期已准备转让，转让费8万元。6月14日这天下午，分别有一名四川商人和甘肃商人来小店洽淡过，郭淑英没改价。
“电话不是电信的？”四川商人问。
“是网通的。还比较稳定，前天打了400多块，昨天200多，一个月能有6000到7000块钱。还不错吧。”女人回。
男人邢章顺在里屋睡觉，女人叫了他几次，没应。
街对面一家电器行放着
这家叫“承干电话超市”的小杂货店在八廓街外围，小昭寺路48号，不属于旺堆的管辖范围。夫妇俩活得并不轻松，早上7：30开店，晚上11：00打烊，来拉萨两年里没休息过一天。
这之前他们在格尔木呆了4年，男人开出租车，女人持家。他们是青藏铁路的第一批受益者，2001年2月，听朋友说要修青藏铁路，格尔木有赚钱的机会，收拾行囊就上了青藏高原。
据说修铁路的人有15万，吃喝拉撒全在格尔木，“各种生意奇好，红火了3年多”。男人就在市区与工地之间跑，起价5元，一天能跑六七百块。“格尔木一年四季不下雨，干燥得要死，生活上也不习惯”，注定是艰苦的4年。
之所以会来到拉萨，一是铁路越往西藏延伸，生意就越发寡淡；二是2004年男人有一回跑夜车，被4个匪徒抢了，钱没抢走，捅了他4刀。三刀在左臂，至今仍有印痕，另一刀刺在肩颈之间，刺成血气胸，住了半个月的医院。匪徒拿不到钱，把车砸了撒气。
治疗用了5000块，修车花了6000元，女人再不敢让男人开车了，卖了车来到拉萨。
虽然6年挣了十来万，邢章顺对西藏仍旧没有什么好感，除了林芝地区的八一镇，他哪儿都没去过，“没什么好玩的”。和他在一起聊天的五个多小时里，总板着脸，没见他笑过一次。小昭寺离他开的小店只有短短百米，夫妇俩从来没进去过；他们也没什么朋友，即便河南老乡，也极少往来。
5分钟后，孩子们又蜂拥而去，小店恢复宁静，散了一地的纸屑。男人用脚把糖纸往屋外踢，扭头对我说：“这时候要两人看店，一不注意有些学生拿了东西不给钱就跑。”
“这段街区治安不好，常有偷摸抢劫”，这是邢章顺最烦心的事。“尤其是乡下人，素质差，打了电话不给钱。”他总能说起这里的诸多不是，紧紧地拧着眉头。给他拍照，坚决不从。
提起老家，河南安阳市内黄县15岁的儿子，女人眼圈有点红，“这六年都是他姥爷姥姥带”，对儿子关心不够，她说不出的内疚。儿子要上高中了，她认为自己必须回去照顾，否则“会耽误了他”。
小女孩与郭淑英长得太相像了，我向相邻的商户打听，终于知道，这是他们的第2个孩子，为了逃避计划生育，远走青藏。
6年离乡背井，是该回去了。
喇嘛足球队员与他们各自的爱好
拉萨之为圣城，盖因寺庙集中，僧侣众多，“且有观世音菩萨化身达赖喇嘛驻锡于此，掌管来世并今生”。
大昭寺是远道而来朝香者的终点站，八廓街的环形道路就是转经朝圣者的中圈路线。内圈是以释迦牟尼金像为中心，沿大昭寺回廊转一圈；外圈是环绕拉萨：东至清真寺，南为林廓路，西到药王山，北抵小昭寺。
八廓街的重要功能在于转经道，沿顺时针方向每天涌动着不息的人流。2006年6月11日，我们到拉萨的第一天刚好碰上藏历4月15日的“萨噶达瓦节”——释加牟尼出生、得道、圆寂都在这一天——是拉萨最大的节日，这一天又被称为“穷人节”。成千上万的人环绕拉萨城区慢慢地走，摇着转经筒，17公里路程。有人提着麻袋在沿途布施，据说求乞者这一天能收入几百元。
大昭寺里，洛桑金巴一如继往、平静地在操持他每天的事务。除了念经修行，他每天的工作是维护法王松赞干部殿的卫生与安全，看殿护殿，添、灭酥油灯，收拾善款。1组3人，每天两个小时。
洛桑的家在拉萨远郊尼木县，自12岁出家，至今18载。6月16日这天他的活动：6：30，起床；6：30-8：00，念经，自我修行；8：30-12：30，上班，两小时轮一班；午饭后休息一个小时；14：30-16：30，修习佛经（他的老师是丹巴瑞斯）；17：30-19：00，辩经；19：00-20：00，上大殿念经；20：30-21：00，晚餐；21：00-23：00，修习汉语、英语和藏语（汉语老师是尼玛次仁，英
陈晓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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