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些媒体频繁报道，要为农民工正名或改名了，更有甚者要人大立法或发红头文件，把农民工这个名副其实的名字从“农民工”头上狠劲地抹去。抹去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农民工”三个字带有等级差别，带有歧视性色彩，是具有侮辱之嫌疑；而为城市发展、国家增税的大军中就有不少奉献苦力，抛洒血汗，贡献智慧的农民工。

 农民工，顾名思义，就是干着除去田间地头活计之外的工作之农民。

 这不仅让人想起家乡许多别样的称谓：大山里出来的叫“山棒”，因其山区闭塞，经济拮据，见识少，思维跟不上平原大川人们的博闻，更比上他们的富足，就拿名称来区隔；乡下人到了城市里，城里人叫他们为“乡下人”或乡巴佬。城里有高楼大厦，有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有急匆匆一溜烟的轿车，还有摇头摆尾、声嘶力竭吼叫唱曲的文化娱乐，所以城里人就以此来凸显城里人的优越。

 本人认为，这是发展中的现象，是必然的过程。

 农民的本质是务农时——春耕秋收，年头撒出一片片希望，年尾收获累累硕果。然而，田地的收益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活所需，加之农资的飞涨，更是让农民产出收入倒挂，生活入不敷出；故此，即使面对所谓“委屈的称谓”，也决然进城，哪怕遭骗，遭白眼，遭人鄙视对待；他们知道，一年地头的获得难抵在外一个月或者两月的收益。农民为了改变自身的窘境，宁愿抛弃熟悉的土地，改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也要接受城市里各色人、事的“多彩”洗礼。

农村有多余的劳动力，城市大发展又需要劳动力，这是优势互补；当农民工这个本无任何色  彩的名字，被赋予诸多内涵之时，它就背负起了“受气包”，“素质低”，“脏累差”等等沉重的担子。

这下好了，如春雷般的好消息扑面而来，要取消“农民工”的称谓了，广大的农民工即将迎来一个响亮的让人耳目一新的名字。

 当你头顶诸如“总统农”，“农总”...等等高大、权威、富有的名号时却依然为职业病的确认而开胸验肺？却依然为讨要工钱爬高压电线杆、跳闹事高架桥？却依然为多挣几个钱劳累十几个小时蜷缩进不如“猪圈”的宿舍，吃的是连地沟油也难见的饭菜？却依然为几天回家的暂短团聚，因无特权买不到火车票而骑车千里奔袭，风雨无阻？却依然为十有八九要子承父业的儿女交高昂的“捐助”费用还求助无门？......假如，如此光鲜的背后依然是残酷的不变的本质，试问，改名的意义何在？折腾的目的又在哪里？

 由此，不禁想起去年的改名。卖淫女已是社会中常态，只是人家不愿坦白承认。北京的“天上人间”卖淫者不叫娼妓，称其为“有偿陪侍”，上海的中学生为名牌而卖淫，不叫娼妓叫“援交”，夫妻间的乱伦交换（这也是等价）不叫娼妓叫换妻；还有的叫“洗头妹”，叫“坐台女”，叫“三陪”，香港的叫“性工作者”...就是不愿承认“娼妓”的身份；就连沿袭中国几千年的大家闺秀、清纯淑女的称呼“小姐”也被娼妓烙上深深地印记，致使良家妇女被别人称呼“小姐”就火冒三丈、大怒红颜。于是，人家出面了，说，别那样叫了，这多丢人，咱们是文明古国，怎么能叫“卖淫女”“娼妓”呢？我们消灭此种丑陋现象几十年了，哪里还有？嗯？都叫“失足女青年”吧。

 讽刺的是，失足未必千古恨，反倒是乐在其中。

 好逸恶劳的思想不改变，贪图享受的心里不收敛，那么，“失足青年”的名号之下依然是卖淫获利的本质，它的名字就是娼妓。

 务工薪酬不能同等对待，就学、看病无法一视同仁，住宿条件不能改善，劳动所得不能按时发放，社会福利不能同等享受，那么，即使农民工叫做“总统农”，其称呼的背后依然是“务工的农民”。

 耕种田地的叫农民，传授知识的叫老师，工厂加工机械的叫工人，当官的叫领导，普罗大众叫百姓，天经地义；但是，当农民的你变成了大夫，没有人叫你“农民医生”，当农民的你变成了镇长、县长，没人叫你“农民镇长、农民县长”；当农民的你坐在稿件前编排文字，没人叫你“农民编辑”...就因为你加入他们同行之列时，你就变成了同行中的一份子，你就分享同行中毫无二致的权利和义务。而当今的农民工却没有这些。改变称呼，不改变实质，就是管理者自欺欺人的妄谈，就是为了敷衍塞责而扯起的遮羞布。

 当农民没有了后顾之忧也能买得起车并能开到家门口，当农民在附近就能买到丰富的商品，当农民随时能享受网络带给的世界信息，当农民有病能见到专家的诊视；当农民能在田地里发财而不是因滞销把成果免费送人而“散财”；当城里人自由的去农村休闲，农民自由地去城里消费，中间没有了隔阂，没有了成见，那么农民工在城市的身影就会减少，农民工的称谓就稀缺，农民工名字上附加的意义就会消失，农民就更不在乎“农民工”这个名字。

 领导者为解决问题需要务实的努力。

 农民工为挣钱的同时也要自强上进。

 农民工是个不错的称谓，身兼俩职，在求得打工收入之时，还能守望家乡的那份耕地，那片森林，那片城里人渴求的山清水秀、那片原生态环境。

 在他乡打拼几十年，我在坚守“农民工”的身份，

 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