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值得纪念的时光。回顾历史以及历史上伟大人物，有助于我们当代人的思考。

 

接着上次对“邓小平是如何观察世界的？”讨论，这次我谈一下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前后过程中如何判断中国的对外战略。我首先提出2点；

 

一、不结盟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有了正确的观察，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邓小平根据对国际形势的深入观察，对于中国对外战略做出了独特的判断。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外交政策的宗旨是为国内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或者条件，同时在国际社会上谋求国家利益。当然每个国家的政治家和外交官都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本国的国家利益”。

 

我认为，邓小平主张的“和平与发展”思想基本决定了中国随后的外交方针。改革开放开始后，邓小平提出“不结盟”的政策，意味着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集团政治”。他相信，如果各国都能够不结盟、独立自主地实行对外政策，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战后中国曾经搞过对苏“一边倒”，也经历过“中苏对立”后的“中美接近”，这些对策跟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有密切的联系，中国当时也许只能那样做。不过，无论如何，“针对第三国的结盟政策”最终确实导致过负面后果，中国应该是感受最大的国家之一。邓小平基于对历史的评价进行了再思考，“独立自主外交战略”若用公式来表示就是“四不一全”，即不结盟，不孤立，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全方位进行外交活动。这判断是充满着历史与发展眼光的。

 

我们从当前的中国外交也能看到中国全方位外交的成果以及大国外交、周边外交、第三世界外交等“弹性”。这一切都是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

 

总之，邓小平提出的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给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提供了基本思路与潜在可能性。实际上，不仅是外交领域，邓小平对国内事务的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二、“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任何外交思想、战略、政策都需要有理念的支撑。“ 1989年”是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东欧剧变、苏联国内爆发全面危机，在世界上“社会主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再加上，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马上做出回应，认为中国那样镇压学生们要求民主的做法是不合时宜的、不正确的，并且对中国采取制裁。

 

中国是怎么应对这时期困难的？1990年前后应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面临最大困难的时期之一。在这样背景下，1989年9月邓小平指出，面对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国一定要“冷静观察，稳住陈脚，沉着应对”。“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后来，他又提出，中国在具体的外交策略上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邓小平提出“16个字”的背后存在中国在世界新局势下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需要；中国国情的客观需要；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等。我认为，这16个字体现着邓小平的外交理念以及其内部的辩证关系。

 

邓小平还从本国的国情以及国际地位出发，认为中国首先要办好自己的事，在对外政策上，要不当头、不红旗、不树敌。“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的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看来，邓小平一直冷静观察国内外形势，并保持谦虚的态度。可是，韬光养晦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无所作为，中国尤其是在主权、领土、国家安全等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韬光养晦中有所作为”。这思想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至今仍然为中国的对外政策提供深刻的理念。

 

我借机也稍微谈一下“邓小平与日本”的关系。

 

 我一直认为，邓小平对日本抱着深刻的印象。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在北京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后，邓小平10月22日就访问日本，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了友好的合作气氛。邓小平根据自己的经验，客观评价日本的实力。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试图不借外国的援助进行国内建设，但从当时的局势看，不太可能。持续十年的“文革”也给国内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于是，邓小平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作为转换路线的某种模式，邓小平给中国人民看了日本。中国人民每天在电视上看到了访日期间邓小平视察日本工厂等先进技术的影像。他在电视上说：“这是现代化”。当时中国人民是如何看待“新干线”的？反正，邓小平访日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真希望日本为中国的现代化议程能够带来一些借鉴。

 有一件有趣的故事。据说，邓小平访日期间，有一次参观京都时，他夫人卓琳给大概25、6岁的“邓小平的秘书”用梳子弄头发，当时有一位担任翻译的日本外交官马上怀疑“看样子，她是否邓小平的女儿？”。这位外交官向中国访日人士问，但被否定掉了。但20年后的98年，这一位外交官在北京的某个场合再遇见这位“有印象”的女士，“当时是你吧？”，邓榕毫不犹豫地承认，“是的”。

2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者带自己的女儿往海外出差从当时的国内思潮来看是“Taboo”的。但邓小平确实给自己的女儿看到了，经验了日本。在日本，邓小平以什么样的心态跟这位“秘书”打交道的？从这些故事，我们也不难明白邓小平对日本的感情和重视。

 世界进入21世纪的今天，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对当前的中日关系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启发？作为一个目前在中国生活的日本人，我不能不思考。当前，中日两国经过克服“小泉时代”的困境，实现了“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之旅。中国已经承认日本是战后走着“和平道路”的，日本也承认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中日正在本着“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而努力。我相信，中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走上了新的、更高的轨道。借邓小平的话说的确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中日两国需要冷静观察国内外形势，一边以长远的眼光看待领土争端等敏感问题，一边不断寻找涉及到经贸、社会、文化关系等“共同利益”。

 

此外，如果伟大的邓小平同志还活着，他也一定会对中日两国说，“你们先要搞好自己的事！”。中国和日本都正在面临着“国内社会转型”，在国际上“如何定位自己”也好，以什么样的理念与观念统治人民也好，在正在崛起的东亚地区，两国如何共存也好，两国领导与人民还没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只有两国都搞好自己的事，才能够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

 

最后，我谈一点感悟，作为对培养邓小平这位伟大人物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祝福。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内涵深刻，逻辑性很强的智慧。他所提出的看法是跨国界的、跨年代的，我们这一代人也应该从中学习。不过，我们也不该忘记，任何一个思想都受时代的局限性。邓小平理论也如此。

 

我们如何观察今天的世界？全球化浪潮是否快速蔓延下去？多极化趋势能否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普遍化是否需要让我们建立更新的安全观，并在地区或者全球内建立某种防卫机制？东亚前景如何？中日关系似乎上了新轨道，东亚地区合作能否被促进？经济一体化促进东亚合作还是文化多样性带来某种阻碍？作为潜在的全球大国，中国的国内问题能否顺利达到改善或者解决？中国怎么利用奥运会更科学地谋生与发展？邓小平提出的“先富论”还有没有活力？政治体制改革有没有滞后不前？

 

这些都是中国人，甚至外国人必须务实回答的世界性问题。只有我们努力去回答这些问题，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下一代才能正确应用邓小平理论，世界才能超越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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