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清楚地知道,类似哈尔滨停水事件、江西地震、禽流感、七台河矿难,等等特大灾难对我们这样的人物类周刊来说意味着什么,放弃?或者怎样做才能体现自身特色,又规避周期、时效的风险。之前有过先例,比如错过了2004年下半年频发的矿难(其实一直频发),比如错过了南方洪水。以去夏南方洪灾为例,当时报上已出现“超百年不遇”这样的字眼,不管这个定词是否准确,这显然是自1998年长江洪泛后最大的一次洪水灾难是没有疑义的。刚好这期间,梧州市水利局长因“抗洪不力,消极应付上级指示”,被火线撤职。我认为这给我们报道这次洪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我想做的是被撤职局长对他的职责的反思,更主要的还是,或许可以贴身近访火线代理他的工作的水利领导(可能是新任局长,可能是另一副局长临时主持工作,这不重要),在灾难面前的各种作为,他们的表现,他们的勇气或者如履薄冰的心态(?),他们的具体施政能力。如果能贴身跟着分管副市长,那更好。
有记者反驳,领导们当然会往好里表现,写出来肯定是一篇表扬稿。想当然了不是,还没去采访怎么就能下这样草率的结论?如果他做得足够优秀,表现得主够称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报道呢?对共产党的干部,我们为什么一味带着有色眼镜呢,一团漆黑,不可救药?或者,只揭官员的阴暗面才能体现精英媒体的职能?人物是复杂的,我们应该立体地报道多面,而不是一味盯着某一侧面。所以要贴身近访,死皮赖脸地跟着他,职业记者应该有这样的精神,看看《时代》周刊对纽约市长茱利·安尼的报道吧(这是“9·11事件”那年《时代》周刊“年度人物”),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灾难背景中人物报道的样本。
我记得我当时的审视:1998年长江、松花江全流域洪泛,百年不遇的大灾难,我党、学界、水利界、传媒对大水有足够多的检视,各种反思也足够深层。政府对应付今后的灾难应该是有经验的,有准备的,有策略的,有各种预案的。从十六大开始,中共提出了建设政治文明的概念,还说要努力提高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去岁的南方洪泛,显然是对98洪水后,共产党基层政权执政能力的一种检验,也能考察我们98后对灾难的抵御能力,还是不是在重复地试错?从而,我们选择了梧州市一位水利干部为切点,揭示这些背景,报道这些深层问题,看看他们是否实践了“三个代表”,是否落实了“科学发展观”,是否在洪水中印证了“八荣八耻”——难道没有价值吗?
去年第45期《三联生活周刊》尽管因封面文章《为了400万人的生命与水源》被回收(网上传言,未作证实,特注明),此前一期《中国新闻周刊》也同样因报道哈尔滨停水事件没将文章放网络上,但朱伟仍然自豪地宣称这是“周刊发展进程中迈出的很重要一步”(参见其博客:http://blog.sina.com.cn/u/46fc810b010000n1)。《中国新闻周刊》做了封面文章,他们有时间上有优势,虽然做得很浅,但先声夺人。而朱伟则满意于他的后发制人:“哈尔滨停水事件,我们派了四个记者,在周刊至今历史上第一次真正通过对核心信息源的采访,做到了对该事件的相对权威报道。我始终认为,对一个媒体而言,突发性事件发生之后,能够接近核心信息源,才能称上比较权威的报道。《三联生活周刊》毕竟不是新华社、央视与《人民日报》,我们在突发事件中接近真正核心,真是难中之难。国内的报道确实有它特定土壤,阻隔太多。接近不了核心信息,在外围指手划脚容易,你又如何有一个宽阔的眼界呢?这真是我们目前做媒体最痛苦之处。(三联)周刊这一期的重要突破在采访到了哈尔滨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及关键部位的局长们,在这样的核心信息源面前,真有一种眼界被放大的感觉。你不了解这些官员在这么运作,你有什么发言权呢?朱伟还说,哈市官员们所总结的——在面临这种突发的灾难面前,那种组织的调动能力、那种计划调控的手段真能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但那位市委书记在这种能量后面对市场调控能力的体会体现了一种清醒。”
这是真正有价值的发现,尽管他们并未做出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但指向是明确的。在SARS后我就想操作这样一个选题:在重大灾难面前,在突发性疫情当前,在频发性安全生产问题背后,我们的基层官员的具体施政能力和状态。我有同事提出不同意见,他说这些腐败官员骄奢淫逸,没什么可说的。我当然不能同意,共产党的某些基层官员有两面性甚至多面性,腐败、骄奢淫逸是大众熟知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在类似安全问责机制、GDP压力下的紧张不安和惶惶然。山西某煤城一位分管安全的副市长曾对我的同事说过,几年来他没有睡过一次踏实觉,夜夜担心电话铃声猛然响起——他活在不安中,骄奢淫逸只是他的外在体现。如果我们能表现出分管官员在安全事故、灾难前后的生态,提供一份生动的样本,多好。而这次,哈尔滨、七台河、九江、禽流感疫区,又给我们提供一次绝好的机会!
我们在赞叹《PEOPLE》在“9·11”后做出《消防队员的遗孀们》,在新奥尔良飓风中做出《抗争中的勇气》的时候,为什么不检讨自己在新闻面前的麻木。昨天同南方都市报LH吃饭,他说我们的杂志还是下不了决心坚决做人物,我明白他的意思,那是因为我们不甘心也不愿放弃对新闻的呈现。我认为任何新闻事件背后都有人的作用,而人物在事件中的表现是新闻中最精彩的一部分,我当然可以舍弃其它,专著于此。
还记得在讨论哈尔滨停水事件时,大家都对官员在其中的作为深感兴趣,甚至想,如果能做到张左己(省长)在这十来天的作为(而不仅仅只是喝了第一口水),该多么NB。省长?市长区长局长都够呛!——大家都觉得不可能,但《三联》做到了,尽管不尽如人意。所以他们记者的表现竟然让苛刻的朱伟“感动”:“说实在我的第一感觉是感动。从官员的进步上,我真是感觉我们整个社会在进步——官员们真正把人的利益摆到了第一位,而且市委书记也可以与我们的记者对话,能平易讨论问题,能强调透明化对于一个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的官员都真如这样‘以人为本’,那社会真的能越来越进步。那些官员们真的几天几夜不睡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
省长不行,可市长区长局长,再不行可一般的基层领导,威权政府在具体行政中各级的职能体现虽有不同,但行政逻辑基本是一致的,所以你彻底深入了解一个县级政府的政治生态,一个县委书记的为官理念和治地逻辑,大体上,中南海也不出其右。所以一定要迈出这一步,新华社跑时政口的同志也许会给你些经验;所以也一定要勇敢地扑出去,在大的灾难面前,及时奔赴现场是职业记者的本能,新闻媒体的职责,至于角度,是次要的事。前年底太平洋海啸发生时,《时代》周刊派出五十位记者第一时间奔赴灾难现场,人家的记者出发前,也根本没有什么角度。
我想说的是,新闻竞争到这个层面,拼的其实已不止于报道角度和叙述方式了,更重要的是对资源的占有,对核心信息的把握、消化和对独家材料的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