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了新的国防战略评估报告。他一方面宣布大幅削减国防预算与裁军，另一方面坚持加强美军在亚太与中东的部署，其战略东移的部署进一步落实。许多媒体还特别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即当记者问及“这份报告是否大部份针对中国而来”时，白宫发言人卡尼并没有明确否认。

这种回应其实一点都不奇怪。笔者在以前的分析中已经提出，奥巴马已经视中国为最有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对手，俄罗斯、恐怖主义和所谓“邪恶国家”都已经退居其后，他的国际战略部署都将以此为中心，战略东移则是这一思想的自然体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奥巴马有意与中国开战，但战略上的牵制、遏制却势不可免，其最新国防战略评估报告中的表态实是这一政策的最新落实。

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所谓的“国际战略机遇期”已经提前结束。2002年时，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2020年前是中国战略机遇期”的说法。当时这一说法的背景是中国国力上升，而美国以恐怖主义为首要敌人，开始深陷到阿富汗战争之中。迄今不到10年，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外交环境发生重大转折，以后的日子势必更加艰难。

但笔者更加关注的是，这种国际战略机遇期的丧失，还可能对今后中国的改革道路，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道路产生重大的影响。众所周知，改革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定的环境。在顺境中进行改革，往往能事半功倍。而在逆境中推动改革，则不免事倍功半，甚至功败垂成。

一个正面的例子是中国1978年决定启动改革进程。当时内部人心思变，邓小平也急需调整政策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从外部看，中美关系转暖，为中国向西方打开大门，吸收资金、技术提供了条件。假设一下，如果当时美国对中国如1949年时那样虎视眈眈，只怕邓小平想改革开放亦不可能。

一个反面的例子是苏联。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实是苏联改革的最好时机。从国内看，新执政者勃列日涅夫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享有一定的威望。加上西伯利亚油田得到开发，大量的石油美元能够支付巨大的改革成本。从外部环境看，美国深陷越南战争，自顾不暇，在国际问题上采取守势，无力与苏联作梗。可惜的是，当时苏联领导人无所作为，从而错过了这一时机。等到20世纪8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想改革时，这些有利的国内外条件都失去了：内部是油价下跌、石油美元减少，人民日益对苏共失去信心、社会秩序颓废，外交上是苏联自己深陷阿富汗战争，加上美国重新采取对苏强硬政策，以军备竞赛的方式给苏联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这个时候，苏联改革起来已经是困难重重，加上戈尔巴乔夫回天乏术，苏联解体自然无可避免。

而中国目前有陷入“勃列日涅夫”式困境的可能。在这一代领导人上台之初，对内是民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人民对改革普遍寄予较高期望。中国虽然没有石油美元，但强大的财政能力、大量的外汇储备也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底气，有可能支付高昂的改革成本。对外是美国深陷反恐战争，一心寻求与中国的合作，无意也无力对中国改革进程指手画脚。但十年过去了，中国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一样，无论在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方面均无重要进展，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有后退。与此同时，反观原来有利改革的条件已多半改变。国内对于改革进程的延宕已越来越不满，第四代领导人与民众之间的“蜜月”早已不再。经济上，虽然外汇还在增加，但国内各级地方政府的庞大债务已经在向人们显示：政府的钱并不是用之不尽的。而这次美国最新的国防战略评估报告，则是再次敲响了国际环境恶化的警钟，中国未来改革的回旋空间，势必会越来越小。

有人可能会问：国内条件倒还罢了，这种国际环境会影响到国内改革吗？美国不是民主国家吗？它难道还会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吗？笔者的分析如下：

第一，由于国际环境趋紧，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民族主义势力会借此进一步妖魔化西方的民主制度，从而为中国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寻找借口。

第二，美国固然是民主国家，但它在国际上的第一目标是美国利益而非中国的民主。如果后者与前者相冲突，它将会舍“中国民主”而取“美国利益”。

第三，国际环境恶化将加剧西藏、新疆、台海等地局势紧张，如果民族问题进一步严重甚至爆发，将使国内民主进程更加复杂化，甚至不排除陷入像苏联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两难处境：要么以武力镇压损害新生的民主体制、要么维护民主体制却眼看着民族地区分裂出去。

当然，中国不是苏联，今日的世界也与冷战时有着重要的不同。当前中国的国内外条件还未恶化到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的地步，中国还有一些时间。关键在于，中国不能再次浪费这些时间，不能眼看着改革良机的完全失去。如果我们的领导人不认清国内外条件变化对于改革进程的深刻影响，不及时采取措施预先化解未来改革可能面对的严峻挑战，苏联解体的阴影就不会从根本上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