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7日晚9时我住进通化市人民医院，3月17日出院，住院７０天，在生死线上游走了65个日日夜夜。在我康复之后一些医护人员回忆我所经历的〝24小时胃手术两次，术后刀口感染、合并肠瘘、霉菌性肺炎，每日持续高烧多在40ｃ⁰〞时，认为其中不论哪个病，都有很高的死亡率。我想如果用连乘法求解，当时生还的几率，其结果也只能是个位数了，何况这些合并症，有些几乎是同时砸在我这病危的躯体上的。我得以生是个奇迹。如果从1967年1月7日算起，至今天，整整45年了。

    创造这个奇迹的是医院医护人员和方方面面的支持者。我能回忆起的，为查找持续高烧病因，医院的院长、内科医生郝树春曾主持本院的、外请解放军第206医院和地区医学专科学校的专家 “一日三次会诊”。（翌年我和郝院长在通化市干部疗养院成了〝疗友〞，此后不久便得到他英年早逝消息。）为救助我，在短短的十几天消耗了5000ｃｃ ｏ型血——应急时它可以拯救至少25条生命；还有其它我知道和不知道的公共卫生资源，周围人的心血；单位为我支付了950元医药费——相当于当年厂里20人一个月的平均工资。已是时过境迁，如今不会有人计较，用所有这一切所换回的是否值得，何况按世界医学协会一九四八年日内瓦大会采用的《日内瓦宣言》，即《医生宣言》还有〝我将不容许有任何宗教，国籍，种族，政见或地位的考虑介于我的职责和病人间〞一说。

2012年1月4日是妻的百日祭。曾有人问我她的冠心病是怎么得的？最近逐渐意识到〝病根〞可能和我45年前那场大病有关。我听说在笫二次手术前医生让她签字，她只是哭，后来还是厂里前党委书记杨玉璞代替家属签的字。我住院70天，她负责白天护理。在她的〝百日祭〞前30天，即她在省前卫医院住院期间，她首次，随即又一次提到这一段的艰难：早晨七点以前接班，晚七点交班，每天两次都要在靖宇山下摸黑走2公里路。那时正是文革初期，〝公、检、法〞失控，社会秩序混乱，一个不到27岁的女人，提心吊胆，就这样连续70天，共140次走过这条路。在抢救我成功后数年，她常有心脏不适的感觉，只是那时年轻，并没有在意。八十年代初她被确诊为冠心病。

为我已经多活了的这45年，社会、朋友、同事、亲人所付出的实在太多。我自己却不能不考较这笔〝帐〞了。仅以妻付出的  几十年的身体每况愈下，过早的失去了本该享受的晚年论，我亏欠她的实在太多，太多。她是用生命的每个分分秒秒在关爱他人，在给予；我则是在接受，在索取，对家庭和社会而言，她的生命理应更宝贵些。两者生命置换真的有些得不偿失了。妻走后我想到过〝颐养〞〝安度〞，但当我想起这45年前和之后所积累下的亏欠，想到我欠社会、亲人们的实在太多，应在有生之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一点回报，免得走时亏欠的太多，给社会中〝不该救人〞论者多留下一份口实。

每念及此，常想到由于机缘巧合，退休后曾把我和妻的几十年工作经验与知识积累，作为破解城市污水净化的污泥处理难题的手段，和它可能产生的四个效果，即：一、终结污水处理后的污染；二、遏制沙化；三、真实、有效的碳汇效应；四、再造〝印笫安黑土〞。我现在应该做的是：在可以着力处，力求把事情做好，让有决策能力者知道它，使这项技术尽快完善，更具有可操作性，尽早服务于祖国和人类。倘得此结果，我将不负我妻，不负45年前救助我和此后一直帮我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