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中国的国内GDP中，资本主义的外资经济已超过40%、私人经济约占30%、而代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只占27%，中国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其实已完全蜕变为现实中的权贵资本主义，“一部分人”早已经富得流油了、而万民期盼的“共富”政体改革却几乎连影儿都看不到。

财富在不知不觉中被精英权贵形成的利益集团所掠夺和瓜分，而占人口95%以上的劳苦大众几乎就是弱势群体的代名词，两极分化已经出现、甚至新生资产阶级也出现了。这已经严重背离了宪法规定的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规定，当然也严重背离了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再去带动大家共富”的初衷，因为绝大多数“先富”们根本就缺乏去带动“共富”的自觉、甚至还在争先恐后创造条件携款移民。

据胡润富豪榜显示，中国身家过百亿美元的富豪至少有260人左右、拥有10亿美元身家的富豪大概有540位到600位，其数量已经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瑞信研究院发布2011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跻身全球财富增长额最高的六大国家，百万美元富豪人数超过100万（占全球总数的3.4%），预计未来5年内百万美元富豪人数仍将翻倍。而普通民众的人均拥有资产仅为居民16、农民4万元人民币！

西班牙外交官布雷戈拉特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书说：中国已经变成了“专制的资本主义社会”。

美国知名投资家吉姆·罗杰斯在2009年8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现在的中国越来越像资本主义，而美国反而越来越社会主义。从全世界来看，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变。”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略萨说：“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贫富差距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而中国也许是唯一接受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加入共产党的国家。”他问道：“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吗？”

难怪在纪念《决议》座谈会上，《中国税务》杂志社原社长张木生说：“改革开放最大错误，明明搞资本主义却不敢告诉人民”!

中国的富豪是如何炮制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权力寻租、官商勾结、精英抬轿子。除了房地产、矿产资源、资本市场炮制大批富豪外，众所周知的“ 灰色收入”和“ 黑色收入”，更使得中国富豪人数庞杂社会财富底数不清。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曾在2007年推算过，当年至少就有4.8万亿的“隐性收入”没有被统计在内。
　　
凡是洞悉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的人的都很清楚，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各类采购招标，其腐败寻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甚至更高。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央政府主导的4万亿投资项目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和银行配套的20多万亿投资中，至少有6万多亿通过或明或暗的不同渠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的私囊之中。

上大工程、大项目，是地方政府求之不得的。一方面，可以加大GDP增速，累积个人政绩，便于今后的升迁；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而催生出成千上万的富豪，有些工程项目甚至就是为个人谋取私利量身定做。有了这两大推动力，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是何等强烈，为了投资，他们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表面繁荣的背后炮制了多少隐性富豪？老百姓不清楚莫非政府也不知道？！
 
况且，精英权贵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掠夺和瓜分社会财富时，根本就不用讲什么规则，呈现出来的完全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式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光景，也就是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良知，而绝大多数人则被排除在游戏之外。于是，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侵袭下，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面积溃烂，社会的价值系统正在全面崩解，道德在畸变、良知在泯灭、人性在扭曲，如此变异竟还被宣扬为可以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媲美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所谓社会主义是社会至上主义，其对立面是国家垄断主义。“社会至上”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即以社会主体“人民”的主权至上——人民的权利、权力和利益至上。“人民”是指人人，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包括知识分子阶层）和所谓“新社会阶层”（企业家和各种自由职业者）。现代社会只要实行自由平等、共同富裕幸福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与有关政策举措，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不论其姓公姓私，也不论其是否孕育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滋生于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经济崛起不过30年的时间，富豪数量就远远超过了历经几百年发展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抑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败？这些令人炫目、身价不菲的富豪到底为社会发展、科技进步贡献了什么？而且其中为富不仁者多多！众多的“待富”们到底还有多么大耐心？难道不值得整个社会一起来反思吗？

而且，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中国精英知识的流失也成为全球之首，在国际移民大潮中，中国海外移民呈不断扩大趋势。特别是“先富”的一代富豪、精英们正在携款而去，并没有去带动“共富”，他们只是把“牛”牵走了、给众多“待富”的人们留下是拔“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