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状元亭轮船码头外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码头入口处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四周无关者的热闹跟相关者脸上的悲戚形成鲜明的对照。码头台阶下泊着三艘运送知青的驳船。一群带着红袖章的干部站在连接码头和驳船的趸船上，挡住前来送行的家长，同时指点背着被包，提着网带的知青按各自的下放地点分别登船。

我下放的地方还是“五七”干校，不同的是上回知道归期，而这次却不知道归期。到干校的知青共有一百多人。另外约两百人分别下到西北湖农场和红山林场。离别在即，男知青眼噙着泪，女知青泣不成声，家长们挤在趸船的木栏边泪流满面，大声呼喊。我转身登船时，看见母亲正掏出手绢抹泪，便止步叫他们回去。表情严肃的父亲点了点头，拖着母亲侧身朝码头上走。

进到船舱，哭泣声不绝于耳。可能是有过一次离家的经历吧，唯独我没有流泪。随着几声汽笛长鸣，驳船在一阵轰鸣声中抖动着躯体，缓缓离开码头。知青们忽地一下拥到舷边，遥望码头。使得船体猛地侧向了一边，慌得船员们大喊大叫，跑过来拼命把挤在一起的人驱散。驳船驶入江心后鸣着长笛折向洞庭。喧闹的锣鼓和挥动的彩旗渐渐从人们的感官中消失。

初春的太阳躲在灰暗的云层后，只透出一点点白色。湖上拂面的寒风吹得人瑟瑟缩紧。舱外的人开始三三两两退回舱内，尽管脸上还印着泪痕，神情却渐渐舒展。有的人在昏暗的舱内走动，左顾右盼，寻找自己熟悉的脸。

从人们的交谈中，我略知船上的知青大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其中有陈光明的大弟陈光富，由于停止招工，他们的出路便只有下放；另一种是社会青年，没上过初中，一直在社会上打流，包括从三线建设工地回来的人；像我这样的情况可能就我一个。

 

 

二

时值枯水，驳船在九曲十弯，滩突洲叠的河道间穿行了六七个小时，天漆黑时才到达干校。随着一阵叫喊声传来，我们看到岸边晃动着许多手电光和火把。驳船终于靠岸抛锚了。在驳船和岸间，泊了两条系在一起的小船，船上铺了几块方便行走的木挑板。上面站着几个拿手电、打火把的人，呼喊着引导我们下船。距大堤一百多米的河滩沼泽上，铺了一条用芦苇垫成的路，路上每隔几米远便有一人负责照明。知青们三五成群、互相搀扶、跌跌撞撞地摸索前行，不时传来有人踩进泥浆里的尖叫声。好不容易才走上了大堤。

来码头迎接的是这儿的干部和农工。他们招呼上岸的知青先在堤上排好队，由一位据说是校长的“眼镜”致了简短的欢迎词。然后由一个副校长念名单。念一个，就要求出来一个；念完一批，就由不同接收地的负责人带走一批。我和大约四十来个知青分在了三连。在连长、指导员等人的带领下，我们在堤上摸黑走了七八里路才到达住地。

下堤就是食堂，虽然已在船上吃了午饭，但经过上岸这一阵折腾，被汗水浸湿的内衣沾在身上，早已是又饥又冷。连长、指导员和总务招呼大家先把行李堆在一张晒垫上，然后按六人一桌，凑满吃饭。伙食不错，有红烧肉，三菜一汤，饭尽量吃。

接下来是安排住宿，女知青的宿舍和食堂并排，主要是方便打热水；男知青都住在再往后约五十米远的另一栋茅舍里。房子仍然是芦壁草顶，只是里面的通铺都改成了单人床。关键是没热水，连长特意安排食堂为女知青烧了一锅水，男知青就只好在塘里提桶冷水，胡乱擦把身子，把脚冲洗干净。

 

 

三

连队共有两排房舍，前头一排从左至右为干部宿舍、连部与女知青住房、食堂和猪圈；后面一排从右至左为男知青宿舍、仓库、农工住房和牛棚。两排房子中间有个很大的池塘。

初来乍到，第一天没安排我们出工。上午收拾寝室后又发了个人用的农具；下午就在食堂开欢迎大会。只把饭桌摞起靠墙，板凳摆放成排。讲台就是张饭桌，底下空着。指导员柳志隆讲话时，两条腿在桌下交叉晃动，还不停地颠。大伙坐在底下总感觉有什么东西摆动起伏，注意力也被吸引到了下面。连长汪枝连五十出头，有眼病，一双眼睛老是不停地眨巴，上面有两道很粗的花白寿眉，一看就让人感觉是个忠厚长者。副连长章光柏很象画中的豪杰，隆鼻凤眼，容光焕彩，眉发漆黑。若能蓄须，准是个美髯公。他俩介绍完连队的大致情况和作息时间后，便指挥大伙的把凳子摆成圈，中间留出空，又提议大家自报奋勇，表演节目。

大伙先是沉默，接着左右顾盼、互相怂恿，最后七嘴八舌推举了几个代表，要她们唱歌。被推举的人开始死活不干，最后还是有一个能出众的嘻笑着走到了中间。这女孩比我低一届，别人叫她唐建明。柳叶眉、鸭蛋脸，小嘴薄唇，好象在学校搞过文艺宣传队。人一到场中，马上就进入角色，一曲《北京的金山上》宛转直上，真可与蔡旦卓玛媲美。大伙先楞了会儿神，接着便爆发一阵热烈的掌声。感觉意犹未尽，又鼓噪她唱第二首。这回她模仿沙奶奶的声音唱了段京剧。音色忽转浑厚舒缓，眼神手势配合的有板有眼，让人感觉路子还挺宽。无奈之后无论大伙怎么鼓掌，她都不肯再出台。后面几个的表演，不是声音发紧唱不上去，便是歌没唱完便捧腹坐下再不肯起来。眼见得欢迎会虎头蛇尾，让人扫兴。指导员只好找来两男一女三个干部，唱了段阿庆嫂舌战胡传奎、刁得一。总算给欢迎会打了个圆场。

 

 

四

我们连加上去年下放的四个，刚好五十个知青。长训班干部二十多人，农工七人，连队管理人员四人，合起来有九十来人。

四位老知青一般都因家庭出身不好。比如刘志清，家就住在我家附近，同属南街四组。小学比我高一届，没上中学。去年我在干校就见过他，可能他当时有些自卑，只跟我打个招呼就扭头走开，脸上转瞬即逝的笑就象是挤出来的。今年见面就明显不一样，成了热心的大哥，忙着跟我们介绍各方面情况，不停地往来穿梭，帮着布置寝室。给我的感觉是，人一旦处境相同，感情自然就会亲近。

长训班干部都是从全县各区乡抽调来的，训期两年，多是一般干部。只有管理男知青的杨先觉是老县委下来的。我们都叫他杨辅导。四十多岁，个儿瘦高，脸上没肉，目光浑浊。老是穿一件灰蓝色列宁装外套。走起路来提脚快落脚慢，象是行进在泥淖中，重心有些不稳，看上去风都能把他吹倒。就这样一个人，却每天坚持天不亮就把大伙叫起出早工。有时晚上还来知青宿舍了解情况，顺便安排一下第二天的生产。

管理女知青的干部叫朱细毛。矮而胖，肤色黑黄，脸上长了些斑，初看一眼就象没洗干净似的。这几天女知青的任务是在渠边路旁薅草，再把草皮挑到田边的粪凼里。

修粪凼是男知青的活。看了农工的示范，我们便学着用板锹在田角打出约两米宽、四五米长的长方池。打出的泥沿池边筑成土埂。再把池底踏紧，埂边夯实，做到滴水不漏。凼修完，装上草皮，挑些猪屎人粪，灌水和草耙匀，便称之为沤凼肥。

 

 

五

食堂后面的茅厕和猪圈之间有个水泥粪池。我们每天从这把粪挑到一两公里外的田里沤凼。因为是重活，连队除了派农工李民兵、张立新领头外，四位老知青当然也是首当其冲的人选。另外又从新知青中挑出四个人，我也在被选之列。

开始我们站在池边用粪瓢扒来扒去，舀上来的都是粪水，渣根本舀不上来。农工赵得胜路过这儿看了说：“不下去把粪搅匀，渣怎么舀得上来？”“下去——？没搞错吧！”大伙心里都在嘀咕。脏且不说，天这么冷？谁敢下去！见大伙磨磨蹭蹭都不肯下去，赵师傅耸耸肩，撇了撇嘴，带着一脸的不屑走了。杨辅导本来只负责记数。见无人下去，便找了把耙头，脱掉棉裤，蹑手蹑脚下到池里。只见他两眼直瞪，牙关紧咬，抽着冷气，奋力耙搅池内的大粪。不到十分钟便冷得脸青唇白，人开始摇摇晃晃。我们见情形不妙，连忙喊他上来，手忙脚乱帮他冲洗。寒风中，他的牙咬得嘎嘎响，身子剧烈地抖动。幸好旁边就是厨房，我连忙扶他进去，点燃草把和棉杆，让他烤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气儿来。我返回池边时，只见李民兵正在池中大显身手。虽然声音也在发抖，但仍能憋住气断断续续说笑。还是年轻人扛得住，直到把粪全部耙匀后才爬上来。跑到厨房喝了半碗酒，便没事儿似的挑粪去了。

晚上我们相约去看杨辅导，他正蒙着两床被子。同寝室的干部说他两顿没吃东西。我说最好让食堂熬些胡椒姜汤，发发汗，再勉强吃些软食。那位干部听了便出门找厨房刘大姐去了。从杨辅导那出来，大伙心里都感觉不是滋味儿，可谁也不敢逞这个强。没有真身体，结果还不跟杨辅导一样。

 

 

六

整秧田、翻凼子都要下水，从家里特意带的护膝根本派不上用场。天寒水冷，关节炎还是现了形。早上起来，左膝疼痛红肿，不能弯曲。跟杨辅导反映后，他马上找来一位女干部，大伙平日都叫她刘医生，是连队的卫生员。她走到床前按了按我的腿，转身对杨辅导说：“都肿成这样了，出不了工。”杨辅导听了随即对我说：“行，你就在家休息，让刘医生看看。”

刘医生自己搬条凳子坐在床前，微笑着说：“怕打针吗？”

我摇摇头：“不怕，我母亲是医生。”

“那我就先给你扎几针，如果能走，最好还到校部医务室看看，那儿有针灸仪。”说完取出银针，摁准穴位，开始扎针，边往里送边转动针柄，直到有酸胀感为止。一连扎了四根针，才起身舒了口气。接着又坐下用手指弹拨针柄。随着胀感逐渐增强，我仿佛觉得她弹的不是针，而是我腿里的神经。那葱白笋尖般柔润的手指象是琴拨，每拨一下，胀感便随“琴弦”的震动向两头延伸。让人既难受，又好奇。我不禁默叹，此手只宜拿针，为何却使握锄。

刘医生看上去才三十出头，短发垂肩，圆脸肤白，单眼皮，弯月眉，水灵文静。虽比我大十来岁，见我目不转睛看着她，脸上还是泛起红晕。等了约半个钟头，她开始轻轻将针起出。临走时嘱咐我别急着到处走，要卧床休息，最好自己按摩一下膝关节。

下午，我拖着还有些僵硬的腿，一瘸一瘸到了校部医务室。当班的是两位三十来岁的男医生，扎针的手法跟刘医生差不多，只是多了个收音机大小的铁盒，盒上嵌着仪表和旋钮，用几个连接电线的铁夹夹在银针上。医生转动旋钮，针感便随之增强，不过显得和缓而不间断。不象手指弹拨时的间断冲击。医生一直调整到我能忍受的极限才停住。从校部医务室出来，膝盖的红肿已基本消失。说来也奇，自那次后，我的关节炎还真的彻底断了根。

 

七

挑了十多天粪，一直还是先前指派的八个人。张辰龙个子虽高，平时走路都有些驼背，担子一上肩，人弯得象个虾公，早就叫苦连天；王节廷个子稍矮，人也单薄，当时因凑不拢八个人，看他平时干活踏实，就临时拉来凑数，谁知再没人自报奋勇接替。据有人在私底下说，挑担子会把人压矮。朱辅导看着于心不忍，只好叫他俩每天少挑两担。其他人的任务是每天二十担。按来回平均二公里算，别说肩上这一百多斤，光路程就差不多百十里。王节廷、张辰龙常常挑出呲牙咧嘴的怪相。农工莫建明打趣说，他们那是挑得咧开嘴笑。

除开农工不说，我们之中挑担最有耐力的要数潘大民和刘振岳。潘大明是老知青，也是知青中年纪最大的。扁平头、满月脸，光泽红润，嘴角隐约有两撇绒毛似的小胡子；刘振岳面目清癯，膀阔腰圆，有家传武术功底。他俩身个都在175公分以上。挑担行走，不紧不慢，很有弹性，轻松优闲。其他的人都是你追我赶，想慢都慢不下来。有次潘大民说：“挑担子要脚尖着地，步子要合着扁担闪动的节奏，人才会轻松；你们这样脚跟着地，死杠硬挺，最容易压伤身体。”真是说来容易做到难，我们何尝不想脚尖着地，可没这把力气，步子怎么也晃悠不起来。

这几天干部们倒是很轻松，整天都在学中央文件，是关于林彪事件的。吃饭时听他们议论，林彪看上去像个奸贼，眉毛粗黑倒挂，脸上没一点肉，没有皇帝相。还是毛主席的相好，天庭饱满，地角方圆，象个真龙天子。我们听了都觉得好笑，这到底是批林彪还是学林彪呀？又说八三四一部队在林彪家里装了窃听器，林彪全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毛主席都清清楚楚。

 

 

八

这儿的劳动强度比工厂大得多，生活费却比学徒还少。老知青每月十五元，而我们只有十二元。全记在总务帐上发饭票，标准是每餐四两饭。六人一桌，蔬菜自产，油荦虽然少见，菜票倒无需多买。可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个人的饭量自然不一样。特别是男知青，饭票不够，还得问家里要钱买票；而女知青有的还能节省出一二元，买些卫生用品、针头线脑。

离发饭票的日子还差五六天，我就没票了，只好自己掏钱买，不买只能断顿。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对劲。越是干重活的吃得自然越多，吃得越多就意味着自己掏钱越多。照这个逻辑，我们岂不是掏钱买活干！尽管背地里都在议论，可谁也不敢理直气壮地说。要是让指导员听见，肯定要说是抗拒再教育。

同是天涯沦落人，知青的“男女同工同酬”就不用说了。农工每天和我们一样挑二十担，工资最低的二十六元，最高的三十八元。就连赵得胜在连队看牛的儿子，年纪比我还小两三岁，工资也是二十元。干部就更不用说了，都是带薪培训，除了农忙，平时都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横竖一比，我怎么也感觉不到哪儿体现了“按劳分配。”

刘振岳从小随祖父长大，六七十岁的老人，没有退休工资，全靠在街上摆小人书摊挣点饭钱。他怎么也想不到孙子长这么大个头，干活还得从家里带钱吃饭。孙子也不好找老人要，一时无钱买票，只好每天早上在食堂鼓起肚子，吆喝别人打一拳换一个馒头。刚开始也有人好奇尝试，结果把手都打痛了。刘振岳也憋得瞪眼鼓腮，面红耳赤。渐渐大伙也不忍心再打，今天你给一个，明天他给一个地让他吃顿早饭。在一次倒春寒中，有人翻他身上穿了六件衣服，可只有一件衣服有袖。想起他当时又冷又饿的情景，我至今都还会不寒而栗。

 

 

九

我们连队有三条水牯一头黄牛，都是从县畜牧场调来的。其中那条三岁的水牯最威猛好斗，发起烈来谁也拦不住，远近放牛的都怕它。一次校部要把一废弃的篮球坪改成菜土，将各连最好的牯子全部调去。其它的牛挣得左摇右晃都拉不动，唯独这头牯子犁如闲庭信步。因脖颈特粗，大伙都叫它“泡颈牯子”。

昨日赵得胜说，泡颈牯子已到该阉的时候了，要不一来怕“烧坏”；二来发起情来太难招架，怕影响春耕生产。连长同意了他的建议，让他尽快找阉牛师傅来。

今天吃完早饭，阉牛师傅来了。连长忙让大伙先别出工。赵师傅把泡颈牯子牵到晒坪，指挥大伙在牛的左后腿上绑了一根碗口粗向上竖立的圆木，上端系一根粗麻绳，从牛背上扔到右边，叫几个人拉住；又在右前腿上套一根粗绳，从牛腹下扔到左边，也叫几个人拉住。等两边都准备好后，赵师傅一声令下，左右同时发力，平时看似庞然大物的水牯竟轰然倒地。人们一拥而上，用绑在牛后腿上的圆木斜压卡住牛角，再将套住右前腿的麻绳缠住其他两条腿，以防乱踢。在众人努力之下，这条暴烈的牲畜竟丝毫动弹不得。这时阉牛师傅才大摇大摆走拢来，蹲在牛屁股后，动手切开牛胯下那只爱惹事儿的皱皮袋。赵师傅早捧着事先准备好的瓷碗，接住那对白里透红、鲜血淋漓的牛卵，笑嘻嘻地送回自己房里。阉牛师傅为牛缝合后，忙让人给牛松绑。牛挣扎了起来，虽显得有些垂头丧气，但仍不忘对周围这些平日只敢绕道走的人们连翻白眼。可惜它除了感到屁股下面有些疼外，似乎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

和赵师傅年龄相仿的农工匡俊才说：“赵师傅，你这阵子回都不敢回去，还吃牛卵子，不怕被烧坏呀！”说得大伙都笑了起来。赵师傅横了匡师傅一眼，红着脸说：“你专门讲鬼话！”

赵师傅会些武功，有次下雨歇工时，在食堂当众卖弄了架子拳和板凳拳。打得虎虎生风，下盘更显沉稳，虽不见纵跳腿功，但也让大伙开了眼。只有种菜的汤老倌鼻子眼哼了一声，甩手走开，连看都不看，知情人说，这汤老倌功夫更不简单。

赵师傅的家在干校后面的大成垸，离连队有十多里，听说前些日子回家时，同队上一相好的私下鬼混，被人家男人堵在屋内，吓得连衣都没穿，提着裤子跳窗落荒而逃。后来那男人擎着赵师傅的衣服，带上一干亲戚朋友闹到连队。赵师傅自知理亏闭门不出，那帮人知他有功夫也不敢进，只得在晒坪叫骂了半天，屋里反正不吭声。连长、指导员考虑影响不好，只好出面请人家吃了顿饭，答应一定从严教育，这才把一拨人打发回去。自那以后，赵师傅一直没脸回去，只好打发儿子同家里联系。

赵师傅四十多岁，紫铜肌肤，浓眉星眼，粗壮敦实，有几分英雄气象，称得上相貌堂堂，真想不到也会干偷鸡摸狗的事儿。

 

 

十

干校是个新建的堤垸。面对洞庭湖的是新堤，也叫外堤；与背后大成垸交界的是老堤，又叫内堤。建干校前，大成垸就靠这条堤抵御洪水。新堤长十多公里，两堤间相距约两公里。沿新老堤边各有一条纵渠，两渠间又靠几条横渠贯通，纵横的沟渠灌溉全校数千亩田地。

由于人少地多，校部决定在靠老堤的水渠边种一条与渠等长，宽二十米的林带。从外地运来的几船树苗就泊在新堤外面。我们的任务是从船上挑树苗，翻过新堤，堆码在连部前的晒坪里。民谚说：冬不湿衣，春不烂路。这两天尽下毛毛雨，树苗虽不重，可湿润的路面，就象是铁板上抹油。上下四十五度角的堤坡时，尽管都拼命脚趾抓地，侧身接步前移，但还是不知摔了多少跟斗，个个都成了泥猴。后来索性下堤时两手拖着树苗，坐着顺坡滑下；可上堤无法省力，时间一长，脚趾过于用力，有时上到一半腿就突然抽筋，只好坐下眼睁睁原路滑回。一天下来，人浑身都散了架，沉重酸痛。好在连队每天都提前一个小时收工，又多烧了些热水，让大伙冲澡洗衣。这几天男知青都是吃完晚饭就上了床。好在精神不困，一动不动地躺着聊天，也能聊上一两个小时。

不知怎的，又扯到国家大事上，有人说刘少奇原来也是接班人，后来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林彪无限忠于、一贯紧跟，打倒刘少奇，爬上接班人宝座，整个过程也未必是一厢情愿，可到头来还是落了个叛国投敌、机毁人亡的下场。刘林二人，一文一武，都因“夺权”而见废，实乃殊途同归。

 

 

十一

老天爷天天下雨，出不了工，连队只好也安排我们学习。早餐时，柴可夫看着窗外，怪腔怪调把小学的一段课文改了两个字：“嘀嗒、嘀嗒，下雨了，我要学习……。”听得大伙都乐了。

上午学习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指导员重点讲了一段语录：“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在我印象中，凡毛主席说的，都勿庸置疑。今天这一信念差点发生动摇。休息时，潘大民说：“毛主席提出了革命的标准，却没进一步提出结合的标准。怎样才算是与工农结合呢？如果只有下放农村，才算结合，那么还要不要社会分工？现在不在工厂、农村的人又算不算结合？如果不算，那么不革命或反革命者岂不会太多？如果算，那岂不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他的话谁也回答不了，又不能说他讲得没道理，只是打心眼里佩服他的识见和勇气。

下午指导员又跟我们介绍龙山少数民族战士龙老化的事迹。他不识字，却坚持用自创的象形符号写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就凭这点，我们许多知青都自愧弗如。在钦佩他个人的同时，我对这一现象却疑惑不解。龙老化是解放后出生的，又怎会不识字呢？明知他不识字，不主张他先学好文化知识，却叫他活学活用毛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本末倒置？难道真有人又想让别人学毛著，却又不想让别人学文化？这从逻辑上根本说不过去。

我天生记性极佳，作文不用草稿，上交后便能全文背诵。当时班主任的惊喜之状溢于言表。以后老师每让我在课堂上背语录和《老三篇》。当初那么多不能背的升学的升学，招工的招工，当兵的当兵；我成绩全优，能背语录又有何用，最后还不是下放农村。

一方面让大学停课，高中废考；一方面又提倡用象形符号写心得，不知是何道理。凭我的认识，龙老化充其量是个人云亦云，任人摆布，没有自主思想的人。没脱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窠臼。虽然这一切不能怪他本人，但这样的人“造就”的越多，人类的进步只会越慢，甚至倒退。

 

 

十二

我们连有五百多亩田地，被两条纵渠，一条横渠切成四块。内渠至老堤是一湾田，外渠至新堤也是一湾田。按房舍朝向，前者被称为后背田，后者则称为前边田。两纵渠之间是旱地。以横渠为界，右边地势高的称上边地，左边地势低的叫下边地。旱地占三分之二，水田占三分之一。

内渠与横渠交汇处有一座哨棚兼机房，分里外两间。外间安一台2105柴油机，带动外面的抽水机；内间有两张床，睡着校部一个机师和兼保卫的农工张立新，外加一条有“粮食户口”的纯白大狗。这狗比常见的土狗高出一头，毛色却一点不像电影里的狼狗，名字叫“小白”。

这些天，连里的四条牛都埋头春耕，包括那条怀孕的母牛。经过两道犁、三遍耙、一道滚，田里的泥便搅和成浆。用牛是农工的活。我们十来个男知青，天天用泥船推着凼粪，在田里穿梭抛撒。田里干活，弄脏衣服是常事。上午孟亦武甩凼粪溅脏了张辰龙的衣服。没想他不依不饶，连淌几步，抓住比自己不止矮一头的孟亦武连推带搡，又拎小鸡般把他掼倒在田里。孟亦武爬起来噙着泪怒目而视。“怎么，还不服气？招打！”张辰龙说着又握拳雄了上去。“还是莫欺人太甚！”刘振岳推着一只泥船挡在了两人之间，面带微笑，话里却有份量。张辰龙一甩手嚷道：“别看他现在矮，小时候在排上剥树皮，仗着会游泳，把老子摁在水里淹，现在也让他尝尝老子的厉害！”

“那是哪辈子的事，小时候你爸打过你，怎不让他也知道些厉害！”

“这么大一坯，欺负小个算什么本事！”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张辰龙涨红了脸，不想犯众怒，再没吭声。其实张辰龙表面要强，骨子里却有些自卑。刚来干校时，张口闭口说他爸是县革委的，不知情的还真以为他有些背景。后来不知被谁捅穿了尿泡。原来是那做饭的灶蛐蛐。幼时吃错药导致面神经出了毛病，张嘴便向一边歪，说笑习惯用手捂着嘴。有时大伙说句悄悄话，他就感觉不自在，总以为别人在说他。不过说实在的，他跟我还算投缘，原因就是我从不笑话他。

 

 

十三

紧张的春插开始了，每天天不亮下田，看不清才收工。校部广播时间向两头各挪了一个小时。作为一种作息信号，人们的反应也就是起床吃饭。那些把耳道都磨出茧子的进行曲，简直就是噪音。

黑清早至上午九点只扯秧。在几支电筒指引下，全连几十号人齐聚秧田，黑压压一片。清一色腰系草绳，挂一把剔去叶衣的草筋。因多数支农时曾扯过秧，手艺都现成。秧田里马上响起此起彼伏的洗秧声。谷雨时分，清晨水还有些凉。农谚说：清明泡种，谷雨下泥。那会儿种单季，芒种才插田。如今推广双季，比原来提前两个节气。

当一抹晨曦冲破灰暗天际时，秧田时突然骚动起来。先头黑暗中，人们感到腿上轻微痛痒没在意，此刻才知是粘了蚂蟥，顿时引发一片惊慌。女知青更是连蹦带跳，又喊又叫，纷纷爬上田埂，两脚拼命朝地上蹬。可无论她们怎样不情愿，蚂蟥都始终吻住不放。有的腿上横七竖八爬了好几条，竟手足无措的哭了起来。虽说我们见了蚂蟥也头皮发麻，可还不至于进行“芭蕾舞表演”。忙乱一通后，还是农工指点大伙从上往下拍打蚂蟥，使其无法吸血松口掉下，才制服这些可恶的精灵。

开始人们以为男知青没受惊吓是胆子大，后来才发现不是这回事儿。俗话说：蚂蟥听水响。于是有好事者故意用脚划水引蚂蟥过来，然后蹑足走开。尽管男女都站在一块儿，可每次先攻击的总是女的。后来又发现女的中间，蚂蟥更喜欢几个特定对象。共同点是腿上都细皮嫩肉，白白胖胖。看来这邪恶精灵还有点儿“好色”。可转念一想，它们又没长眼睛，是怎么找到白嫩皮肤的呢？除非它们能嗅出不同皮肤的不同气味。对此女知青都忿忿不平，责怪蚂蟥欺软怕硬，专害胆小的。可惜蚂蟥听不懂人话，依旧恶习不改。只有在四周没女同志时，饿得发慌的蚂蟥才会情急之下凑合啃啃男同志那硬梆梆的腿。可这种机率实在太小，因为扯秧插田从来都是以女人为主。

 

 

十四

正当男知青们为被蚂蟥疏远而沾沾自喜时，另外发生的一件事，使女知青心里也找回了一些平衡。天大亮时，刘志清还在东张西望，目寻蚂蟥究竟爱往谁腿上爬，不想扯住根圆滑冰凉的物件。还没等反应过来，手背便感觉到钻心的刺痛。人本能地一甩手，一条拇指般粗的小蛇飞向了半空。划了几圈弧线后，“啪”地一下掉在人群中，田里一下子象炸了锅。刘志清更是大惊失色，举着手“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男人的哭声一点都不好听，连吼带嚎，听得人胆战心惊。连长闻声过来，一边安慰，一边派人找来“蛇法师”匡俊才。匡师傅仔细看了看伤口，连说没事，咬人的是条水蛇。尽管如此，刘志清仍惊魂未定。连长就让他坐在田埂边休息。可他紧追着匡师傅不放。匡师傅忍俊不禁说：“你这么信不过还跟着我干啥，这种事谁还敢跟你开玩笑！”听他这么一说，刘志清才逐渐安定下来。

当秧田重归安静时，不知哪位女知青酸不啦叽地说：“想不到你们男的也有哭鼻子的时候，这叫一物降一物，看你们还幸灾乐祸不！”说得男同胞脸上象有鸡虱子爬，接着所有的人都轰地一声大笑起来。看看秧扯得差不多了，连长便安排男知青开始挑秧到田里去甩秧。吃完早饭后，所有的人都要去插秧。

人多也热闹，几十个人下去，一趟过去，便能插两三丘田。情景颇为壮观。平时要好的凑到一块儿，边插边聊，总有说不完的话。插得快的站在那等插得慢的；插得慢的把手搁在大腿上“插懒秧”，老等也跟不上来。大伙都爱听干训班的那对油盐瓶子周传文，李益云俩人唾沫横飞，争论《三国》。只有说到“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时，俩人的赞叹声才趋一致。

快收工时，赵师傅拖着汪连长到插完的田里转了一圈。赵师傅的头象个拨浪鼓：“这样插根本不行，纯粹磨洋工。东倒西歪，稀毛癞子，‘烟壶脑壳’都分不清是谁插的！”汪连长一脸冰霜，两道寿眉拧成个疙瘩。半晌才说：“明天还是分组，开展竞赛，没插好的一律返工。”

 

 

十五

今天果然分了三个组，干部一组，男女知青各一组。每丘田都用石灰作了显示不同组的标记。事实证明，分组比“嗬嗬工”奏效得多，进度明显提高。插“烟壶脑壳”和稀毛癞子的除了批评外，还要扯掉重插。这下子责任心和积极性都调动了起来，谁也不想拖集体的后腿而让人埋怨。竞赛结果有些出乎人们意料，竟然是男知青夺得第一名；女知青第二，干部背榜。本来女知青里有好几个“标秧手”，无奈快慢过于悬殊，影响了整体进度。男知青速度大体均衡，加上天生的好胜心，哪有不赢之理。干部明知赶不上知青，便干脆只比质量。

名副其实的“标秧手”是农工周大华。人高马大，马步却落得很低。分秧、插禾的两只手如影随形，动作幅度小、频率高。更让人叫绝的是，插一天秧，左手腕系的一块白帕竟没溅一点儿泥，仅此便让所有人汗颜。我虽然是男知青中插得较快的，可半天下来，手腕上的泥可剥下一层壳，全身也跟泥豹似的斑斑点点。女知青中插秧最快的是刘正芬。在插完早稻迎“五一”的总结会上，连队干部特地表扬了周大华、刘正芬和我。

刘正芬是从三线回来下放到干校的。和她一起来的有四个人，都是女的。比知青要大二三岁，长得也比女知青漂亮、成熟。刘正芬是这四个里最老实勤快的，中等个儿，圆脸大眼，面色红润，额上常有几颗青春痘。记得她说她们都没上中学，在社会上荡了一两年便由街道抽调到了三线。原来我对三线一直都模模糊糊。听她们说才知就是到大山里修路建工厂。

这些年我常想，我们这代人是被体制边缘化的一代人。不能升学、下放几年、学徒几年、长期低工资、文凭吃香时没文凭、生孩子只能生独生子、孩子上大学要交学费、看病没医保、住房商品化、临了还来个下岗一脚踢，没正式工作了退休反比原来晚了五年。一辈子都不准自己选择，只能由体制来糊弄。和刘正芬比，她还比我多吃两年苦。跟她们比，我觉得自己还算是幸运的，起码我们还上了中学。若是跟“右派”和“黑五类”相比，那就更是有天壤之别了。

 

 

十六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校二百多名知青都云集在校部礼堂，听王校长做报告。王校长原来是常德党校的教员，讲述这类话题可谓轻车熟路。介绍完“五四”来历后，话锋一转，又说起现在知识青年应该如何发扬“五四”光荣传统。他的结论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牢固树立扎根农村的思想，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尽管滔滔不绝讲了好几个小时，可“五四”运动与“扎根农村”到底有何关系。我相信大伙都没听明白。我甚至想，当时的军阀政府要是采用现在的办法，先解散大学，把学生都下放，或许也就没有了“五四”运动。

记得小学老师说过五月多悲壮事，所以五月的节日最多，有“红五月”之称。为什么如此，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此刻我突发奇想，从“公车上书”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五卅惨案”，都是青年人和知识分子挺身而出，肩担道义。个中因由恐怕也不是“初生之犊不畏虎”那么简单。而是青年知识分子头脑敏锐，血气方刚，最早发现社会弊端并试图改良，而这种改良必然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固抵制和血腥镇压。

五月乃一岁之“青年”，此时天地间万物回生之阳气最易与年轻人慷慨激昂之刚气合而为一，叠起倍发，势必与统治者强大的国家机器发生碰撞，兴许这就是五月多悲壮的根由。由些我进一步推断，世上的阴谋之事和成功之事，多会在下半年，因为那时正是收获的季节或阴柔的季节。大家如果不信，尽可到史书中去寻找答案。

 

 

十七

“割麦插禾—割麦插禾……。”听到这种鸟叫，人们就知道该割麦了，就象老天爷特意安排它来给人类提个醒似的。鸟儿已叫了好几天了，麦子已全部割完，本打算放在地里晒几天再运回晒场脱粒。可昨天气象预报说，今后几天有寒流，麦子摊在地里会淋湿发芽。连队干部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决定白天全连下地突击捆麦，晚上组织精干力量连夜抢运麦子。

抢收队由六个农工、两个干部、三个知青加上章副连长共十二个人组成。分两个组，每组配一台拖拉机。我们这组是匡俊才、张立新码垛；章副连长带着李民兵装车；我跟长训班的刘秉义叉麦。刘秉义三十左右，平素沉默寡言，不让人注意。我是这回搭档才对他有些了解。

拖拉机开着怠速缓缓前移，借助车灯的照明，我俩手忙脚乱用草叉把麦捆举上车箱。要个把小时才能装满一车。车子走后，地里一片漆黑。我俩便躺在麦捆上休息。为了提神，每次休息刘秉义都递给我一支烟。交谈中，我得知他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此前在县农科所工作。而且他老家在汩罗，跟我还算得上是老乡。

“我看到你们就想起我弟弟，他比你们大几岁，串连时去过不少地方，六八年下放。”休息时，刘秉义有些伤感。

“你弟当过红卫兵？”

“当时满腔热忱，现在想想纯粹是凑热闹，心血来潮。那时的红卫兵后来都下放了，刚斗完人，又让你去斗天斗地。你不是好斗吗？那就让你斗个够！”他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席话，字字都掷地有声，撞击我的心扉。我不禁默默思考：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有谁得到了好处呢？

“少盲从，莫冲动，勤观察，多思考，关健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抢收完回去的路上，刘秉义拍了拍我的肩膀，还稍用力按了按。我若有所思，点头会意。此时已是上午八九点钟了。这一晚两个组共运回了十几车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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