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7月，中国因为贵州瓮安群体攻击警察局事件、上海杨佳单刀血洗闸北警察局事件、张家界居民车载煤气罐撞击政府机关事件，使得民众与政府暴力对立成为关注的焦点。又因为瓮安事件，“俯卧撑”成了网络上的最流行语，甚至被用到了股市、楼市等经济领域，用到了足球等文体领域。

三大社会事件，说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已经沉积太久，象沼气池一样堆积发酵且得不到有效地宣泄，在碰到一星火苗时，就会点燃剧烈的火焰。

就瓮安事件本身而言，无论少女李树芬是自杀还是他杀，在我们泱泱大国，是每天都有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非刑事案或刑事案，正常情况下，司法机关很容易就处理完毕。但为什么会引起万人骚乱？平心而论，真正闹事的可能只有几百人，其他人仅仅起哄而已。但见到人家围攻警察局不是出面谴责、制止，而是起哄看热闹，本身就说明了民众的心态。

事后，贵州省的领导人也认为，这里牵涉到很大的民怨，县政府负有重大责任。

那么，瓮安事件为什么会震撼全国呢？原因是事件发生后，网络上传出了许多版本的“事实真相”，激怒了广大的网民；各地的民众中同样也积怨很深，所以群起而攻。

上海杨佳单刀血洗闸北警察局事件、张家界居民车载煤气罐撞击政府机关事件，民众的关注中，居然很大比例是同情施暴者，对上海闸北警察局与张家界有关政府机关抱有幸灾乐祸的心态。

和以往不同的是，政府相关部门这次对网民的幸灾乐祸心态保持了相当宽容的态度，几乎所有的质疑言论在网络上都能够得到刊载，包括被指责为造谣的杨佳生殖器被警察打残废的言论。贵州省对瓮安事件的处理，也显示了非同寻常的进步，并没有一味地将责任归咎于“暴民”“刁民”，而是迅速地撤换了该县的公安局和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并指出他们的责任，公开谴责当地政府往昔施政过程中积累了民怨。

国家相关部门在处理瓮安事件、杨佳事件、撞楼事件的过程中，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开明。几年前，人们从海外媒体得知重庆万县事件、广东汕尾事件、郑州大学生抗议事件，而国内的媒体却噤若寒蝉；.但今年，相关部门刚开始也奉行只许转发新华社报导的那一套，但短时间后就允许地方媒体报导和评论了，没有刻意去掩盖。几个主要网站的相关论坛，也相对放开了许多。

但和国内传媒以及全国民众的关注程度相比较，和早前发生的西藏事件相比较，人们会发现西方媒体对中国新近发生瓮安事件、杨佳事件、撞楼事件不那么热衷，尽管杨佳单刀血洗闸北警察局，简直可以媲美美国西部的牛崽大片，但西方公众却远不如西藏事件时那么激动。这自然得益于国家相关部门在处理瓮安事件、杨佳事件、撞楼事件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开明程度，而西方媒体也吸取了教训，在相对透明的景况下，自觉地尊重中国官方的报道。事实上，世界各地时刻都有社会冲突，而美国和德国的校园枪杀案件，其极端方式，与杨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外国人不关心，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对自身处境可以放任满意。中国这些年来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是不争的事实。三十年来的社会剧变，造成原有价值体系的分崩离析，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为特征的恶疾肆意泛滥，导致新的价值体系难于建立。公务人员严重的腐败，地方官的枉权、枉法，土豪奸商与官员的利益勾结，使得民怨沸腾、民不聊生。而公权力的妄自尊大，官官相护，推委扯皮，又使得许多民众有理无处诉，有冤无法申，社会动荡非常激烈，且愈演愈烈，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三大社会事件，表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已经沉积太久，政治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借用网络语言，就是中国急需做“俯卧撑”。

第一个“俯卧撑”：进一步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得益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不是以邓小平、胡耀邦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如果不是在“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理论的指引下，中国人就突不破“两个凡是”的桎拷，后来的改革开放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国道路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来回争辩不休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一句“发展就是硬道理”，解放了人们思想的束缚。

因此，中国的经济飞速地发展了。但到底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现在回过头来看，已经很不重要了。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帽子可以任人去戴，但发展了，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利于科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前进，就证明它是一条好路。

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因素，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政治改革却未能同步。甚至，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政治改革竟然成为了犯忌的名词。因为政治改革的停滞不前，原有的政治模式又根本不能适应经济转型的步伐和需要，才导致现在公务人员严重腐败，地方官的枉权、枉法，土豪奸商与官员的利益勾结，而公权力妄自尊大，推委扯皮，多年积累的恶果，就是民怨沸腾、社会动荡。

现在解放思想，愚以为主要是两点：一曰民主政治，二曰公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就如当年邓小平推进经济改革而不少人用“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号进行阻挠一样，不可避免地，现在将有不少人使用“坚持党的领导”的杀手锏，将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努力扼杀在萌芽中。可是，中国现在却缺乏象邓小平一样强势的政治领袖。

但是，人民的选择却不由某些既得利益者的意志为转移。民意如果形成遍地的干薪，没有雨露的浇灌，反而继续曝烈，那么偶有火星，其势燎原无可阻挡。当年的罗马尼亚就是例子，罗共最高领导人一星期前还在指挥军警四处抓捕激进民众，但一个星期后，自己却被手下的军警逮住并立即判处死刑。

三十年前，邓小平、胡耀邦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根本上挽救了国家，也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本身；三十年后，希望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央领导，能够推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以振兴民族，幸福人民。

第二个“俯卧撑”：极大限度地开放新闻自由

日前，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人表示说，新闻自由要有一定的限度。无论怎样，这种表态也是一个进步。曾几何时，新闻自由这个名词本身就是犯忌的，承认新闻自由，本身就是好事。

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限度。但笔者呼吁：极大限度地开放新闻自由。

今年，政府有关部门有限度地开放新闻自由，已经尝到了甜头。比如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的初期，中国政府做出了好几个首次：首次快速全面地报导，并开放国内各地各种媒体的报导；首次允许国外媒体介入大事件到当地报导；首次通过电视台向全国直播每天的新闻发布会；首次接受国外援助人员到当地援助；首次举行全国性地为普通民众搞的哀悼活动。上述多个首次，都是以有限度地开放新闻自由为前提的。结果呢？是普遍的、非常积极的反响，全世界都给中国政府以好评。

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当局吸取了大地震的好经验，一没有掩盖，二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三是没有拒绝国外媒体介入。虽然最初面对网络论坛的强势关注而显得有些惊慌失措，但很快镇定下来，用事实和真相回应，目前，事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步得到平息。

但从日前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人的表态来看，虽然感受到了大地震初期新闻自由的好处，但仍然摆脱不了担心害怕的心理，总怕过度新闻自由导致负面社会效果。

然而，这样的担心有些杞人忧天。新闻自由的结果，是信息公开，社会透明度加强，舆论监督的作用，使贪渎腐败无所遁形，促进民主政治的建设，推动公民社会的成型。有了新闻舆论的充分监督，许多社会矛盾反而避免了，有利社会和谐与稳定。

西方媒体全面放开，但没有因此而导致负面社会效果，更没有因此引发社会动荡。

但是，如果牵涉到版权、是否有诬陷等违法行为，则不是新闻自由的范围，而是法律调整的范畴。

——这，也是新闻自由的限度。

第三个“俯卧撑”：加强法律的权威与法治的落实

长期以来，舆论将健全法制炒得很厉害，似乎中国的问题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的结果。当然，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里，法制不健全是一个因素，但经过三十年的立法、修法，中国的法律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除法律以外，还有行政法规的补充。所有的法律法规，对中国自然人和法人的行为规范，几乎到了无所遗漏的地步。

但尽管如此，还是对公务人员的严重腐败，对地方官的枉权、枉法和渎职，对豪奸商与官员的利益勾结，没有起到根本性的制约；公权力的妄自尊大，官官相护，推委扯皮，使得许多民众有理无处诉，有冤无法申，有法行同无法。

瓮安事件发生后，中国大陆掀起了县委书记大接访的活动。表面看，这个模式很有效，也因为地方的第一把手的出面，解决了一些火烧眉毛的事情，暂时缓解了民众的情绪。

但实际上，这只是暂时的。因为地方的第一把手不可能天天接访，正如瓮安事件发生后，被访居民对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说的：你是大官，我相信你；但你走了，我找谁去？！

大官一走，老百姓有怨，有冤，仍旧没有地方申诉。即使偶然有向大官“告状”成功的案例，但这种借助高一级的压力取得的胜利，却牺牲的是社会正义；偶然的成功个案，影响不到其他百姓的利益受损，也挽救不了政府的集体“政声”的最终受损。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信访办，国家有信访条例。然而，正是因为信访不具备法律地位，信访办也仅仅是行政部门之一，老百姓有冤、有问题去申诉，也是挨了右手的打，然后找左手去伸冤。所以，许多人跑断了腿，倾家荡产也解决不了问题。可以说，社会怨气，从公职人员那里产生，而从信访开始积累。

当然，也可以上告法院。

但问题是，中国司法不是独立的。法院和检察院接受党委的领导，而直接侵害老百姓权益的行政部门首长，也都同时是同级党委的主要成员。照例，仍然摆脱不了挨右手的打，然后找左手去伸冤的怪圈。于是，许多问题解决不了，有的似乎解决了，但起诉者仍然认为不公道，不相信你的公正性。

于是，法律的权威在这里大打折扣。如果没有独立的法院、检察院，没有公开的、受到舆论监督的审理程序，同时又存在非司法的官员干预，法律的权威是难以树立的。

对于民告官，西方国家有个特殊的法院：行政法院。中国如果取消信访办，建立行政法院，并且以审理民告官、告公务人员的案子为主，是否也可以更公正、更有效一些呢？是否可以避免上海袭警、张家界撞楼之类事件频频上演呢？

当然，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的产生过程，也是司法独立的一个组成部分。

总之，树立法律的权威，落实法治，是中国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

第四个“俯卧撑”：强力推进民主政治

这次四川大地震让我们看到，中国也有很多好地方官。但是，就是好地方官，也不见得每一个都处处都好，更不见得每一个都会一直好下去，尤其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今日中国。

对于不好的官，中国有自己的处理办法，尤其在这次大地震后和瓮安事件后：撤掉当地当官的。这应该说也是一个进步，也是一种民主：把触犯民怨的责任人撤下来。但这只是一种初级的民主。现在已有人在呼吁：县级直选已不可再拖延。

而深圳，现在已经有了区长差额选举和区人大代表直选的规划。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在西方，如果发生了什么大事，一个地方政府或国家政府就会被迫辞职；如果政府做得不好，老百姓下次就不再选它。这样做的直接效果是：政府位置上坐着的人不敢得罪老百姓。不是老百姓怕政府长官，而是政府长官怕老百姓。

有人说，中国人的传统不合适民主政治，直选不符合中国国情。但中国的台湾省，其直选下的政党轮替，已经给这些传统和国情论者很好的回答。

当然，民主政治并非仅仅是公民选举和官员辞职。民主政治，实际上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已经规定了的公民民主权利。某种意义上讲，民主政治也就是宪政。

上述“俯卧撑”，国家不可能、也不太容易一下子都做到、做完、做好。

但至少，可以提上议事日程，逐步地实施。至少，应该让民众进行广泛的探讨，给民众以安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