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书记北京学者声讨利益集团

    出于对改革停滞的难以容忍，中国各界对利益集团以维稳为名阻止改革提出了声讨。2012年开年，声音陡然响亮起来，以北京和广东的声音最为激烈。广东是首席官员出面，北京是学者出面，形成了南北呼应，官民呼应。

1，广东书记痛斥利益集团

    在1月4日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上，省委书记汪洋指出，与30年前相比，如今改革面对的困难是既有利益格局，他并警告称，“如果只是根据这个利益格局决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

    汪洋的讲话引起广泛重视。“尽管中国学界已有普遍共识，认为固化的利益集团是目前中国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而后者往往有巨大的政治能量，令继续改革的步履维艰，不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高官中，在公开场合明确指出这一点的，仍属罕见”。

   而众所周知的是，汪洋领导的广东力促改革，与重庆唱红歌形成了剧烈的反差。

2，社科院学者直指政治权力垄断

    在“2011中国改革论坛会议”上，社科院学者于建嵘发言的核心思想是：对一个应对性执政集团来说，一切都不是从什么理论或理想出发的，他们政治行为的基础是如何解决自身面对的，也只能据此分析中国政治未来的走向。当前他们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稳定问题，所以才有稳定压倒一切的提法。而这个稳定又是刚性的，是以政治权力的垄断为前提的。
 

3，清华教授揭露利益集团以维稳之名拒绝改革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主笔的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更是引起知识界关注。我本想写一些评论做呼应，后来许多朋友说看不到这份报告了，我想如果连原报告都看不到，那我的评论岂不是莫名其妙？于是我就不要画蛇添足了，直接摘录报告内容即可，既偷懒，又免是非。

    清华既有以“精忠报党”做主题进行演讲的蒋耘中副部长，有声称“政府应该管住人们头脑，不许胡思乱想”的李院长，也有令人尊敬的孙立平教授。感谢上帝，清华的堕落并非全部堕落。

   孙立平教授的报告并非多么有新意。其内容，很多朋友都在博文中写过。我很不谦虚地认为我就写过很多很多。但孙立平教授推出这样一份正式的报告，意义很大。

    为了让报告更加容易读懂，我将其内容删减归纳为简单的几百字。我想我有能力、也有品德去忠实地反映报告原意。

总结1：现今症状 

    如果说19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19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

    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失控，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总结2：改革为什么停滞？

    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但现在看，一个渐进式改革的国家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

    现在中国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已经改不动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

    人们没有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问题，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

    如果现在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团在那里阻挠和反对，事情也许还比较简单。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的，现在老百姓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这个字眼都在失去民心。
 

总结3：对中国模式的评价

    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

    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

    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总结4：出路

  首先是，不要与世界为敌，而是要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核心价值包括“自由、理性、个人权利，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

  第二，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这是核心）

  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改革之所以会走样变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民众对改革的参与……在理想主义消退之后，利益成为主导改革的重要因素，缺少民众参与的改革很容易演变为大规模的“分赃”。19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就有很多明显的例子。

   第四，用“公平正义”凝聚改革共识。

    王思想结束语：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是官员与民众共同期待并推动的。在改革遭遇强大阻力的今天，也需要官民呼应，共同推动这个国家的进步。

  （据传，潘长江的《过河》被中宣部列为禁歌。理由是，首长摸石头过瘾，不想过河。“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链接：  《中国税收应该降低90%》 

          《中国“10个下降”何时到来？》

          《如何看待当前的“打土豪分田地”》

         《中国成了金融危机的最大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