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劫难三千年

梁卫星

远东大陆，华夏民族的国殇啊，源远流长。

生活在这片苍茫的国土上，杞人忧天断人肠。天随时会崩塌，死亡随时会降临。无时不可死，无地不可死，无人不可死。饥饿、冻馁、风暴、地震、洪水、干旱、战争、瘟疫、掠夺、劫杀、冷漠、胜利、欺骗……借自然之手，归根到底，是借人事之恶，死神在这片苦难重重的大地上游荡，饕餮一般馋吻吞噬着骨血与生命。无数大面积的非正常死亡，无数大规模的尸横遍野，无数无人顾问的隐忍而死……天，随时会塌下来！几千年啊，盈亿累万的冤魂拥挤在王权正义的历史书写里，无人招魂，无人布施，无人凭吊，只因为后来的人啊，也成了他们枕藉相横的同伴，或者邪恶相对的杀手。

这先后连绵的历史如此冷酷，这死神肆虐的民族如此轻贱，这频繁垂临的国殇才如此轻忽，如此轻易。三千年，悲恨相续，喑哑了多少诗人的喉咙！为什么？我们回到源头，回到华夏民族的源头，也回到世界主流文明的源头，我们到底多了什么？又少了什么？我们忍看华夏民族的历史，竟然千年犹如一日，复演着杀人与吃人的丛林故事。我们唏嘘世界文明的进程，竟然一日长于百年，艰苦卓绝里，谱写着生命进化的史诗。同样的人类，却有着如此不同的历史，这越来越大的差异都起源于那个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西方也曾有过与我们共享的文明原则：我们的亚圣孟轲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西方的亚圣亚里士多德说：奴隶是会哞哞叫的牛马。但西方的奴隶却知道何为自由，也知道如何追求自由。斯巴达克思，这伟大的奴隶，因其追求向往自由，马克思盛赞其为古代史上最为辉煌的人物。而在斯氏之后，无数争取自由的奴隶前后相承，站成了一个森林。那是西方走向自由的历史的一部分。我们百代推许，尤其为史迁与毛泽东推许的陈胜王有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却是认同王权正义而追求劳心者的自由。陈王之后，这样的豪言壮语代不乏人，总在我们民族的灵魂深处回响。大丈夫当如是！彼可取而代之！一句话，左右了一部古代丛林史，追求做主子的自由，成为华夏民族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剑刃之下，是一条无尽的血流。及于近代，有盛邀兄弟会猎于华夏大地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可怕呼应；不到二十年前，有“老子们打出的江山，怎么可以让他们去享受！”的血腥嚎叫；二十年来，有“腐败有理，贫富分化正常”的冷酷论证；今夕何夕，大地震裂，千万人瞬间为黑暗吞蚀，依旧响彻“多难兴邦”的愚蠢逻辑。这呼应，这嚎叫，这论证，这逻辑，如魔咒一般肆虐在荒凉的大地上，挤压扭曲着现代化萌芽的鹅黄嫩绿。无须仔细倾听，这强横地重压在鹅黄嫩绿之上的魔咒依旧是新桃旧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邪恶的魔咒横行几千年，悠远深刻的影响了华夏民族的所有人：上流与底层，贵族与人民，士大夫与流民，帝王与臣仆，领导与下属。这魔咒深深的败坏了华夏民族的灵魂，使我们民族的人性人情人心永远处于两极分明的类别化状态，永远无能无力个体化为生命的歌哭悲笑，永远无能无力自觉自为的喜怒哀乐。他们为这魔咒所驱谴，永远处于无明之中，无力获得光照，开启个体化的人生，成为自明的自己，成就自尊的人格。他们一如被狂风搅洒的种子，在这野蛮的大地上生根发芽，杀人或者被杀，吃人或者被吃。这就是他们的命定。这丛林化的文明就是这样将所有的生命，化为其饥渴的肠胃中的蠕动。几千年啊，华夏民族的人们就这样活着，野蛮而卑贱，似乎就为了这样一个可怕而可耻的目的活着。他们永远只能是筵宴上的菜肴或者吞食这菜肴的饕餮。而这饱食牺牲的筵席竟然成为王权正义的历史书写，令人肝肠寸断。让我们来看看这人肉的筵宴铺展到如今一向何等的盛大恢弘吧！

我们民族的圣人孔子所向往的三代，殷商《卜辞》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而春秋242年间战争448次。平均一年发生战争二次。战国，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春秋战国数百年间转型，华夏子民奉献了无数的人体。那时的中国人如此嗜好自己的同胞，一如吸血鬼嗜好人血一般。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尽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

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纷征。据史迁记载，列国之主都是三代圣王的远亲玄裔，他们驱策着自己的子民前仆后继，共同营造着死亡的盛大宴席。而自秦末始，一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二千多年，这盛大的死亡筵席就要么是诸王多人共谋，要么是兄弟几人摆布。刘项二兄弟摆布的结果是，到西汉立国之初，秦末的2千万人口被吞食了70%，以至于刘邦“威加海内”的荣耀只能用简陋的牛车来寒伧的表达。汉武帝这位大独裁者在位五十多年，同样需要数千万子民贡献人体，几番讨伐匈奴，使得“文景之治”的成果减半，50%的人死亡。公元2年全国人口有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只余2100万。汉末三国南北朝，为满足几个人逐鹿的欲望，子民们再一次捐躯。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然后是南北朝的战争，文明仍不过是一种绞肉机。北朝的齐代有2000万人，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宋代有469万人，到南陈灭亡时只有200万人。短命的隋朝向唐朝过渡，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全国户数由890万减至290万，东方大陆上的人口就锐减了三分之二以上，几千万人似乎刚冒出泥土又永远地进入了荒坟；安史之乱，为时九年的屠杀，中国人口从九百万户锐减至二百万户，四分之三惨死，残存者以纸为衣。公元755年有5292万人，到760年人口1699万。唐末、五代，前后八十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唐武宗时有496万户，后周世宗仅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宋元明清，人民依旧是无声无息的“投名状”。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而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混战五十四年。明末人口为一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损失人口8000多万。1786年大清人口3亿9110万人，白莲教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据说到1911年全国才恢复到3.4亿人。抗日战争，中国伤亡人口1800万；抗日战争之后，二兄弟相争，投入百万人以上的战役就在四五次之多，死亡达数百万，从1959年到1961年，不到二年，中国人口锐减三千万……
　　历历如目，远东大陆上，每隔十八年就要以战争的形态吞食人体，至于平时，以权力、捐税、运动、拆迁、转型、稳定等形态杀人，更是数不胜数。不独如此，杀人者还总是追求杀人的艺术与创举。一战坑杀几十万人，项羽不让白起。屠戮灭绝，后来者总是不让先前者，一如张献忠不让黄巢。至于杀人艺术，诸如剥皮灌顶千奇百怪，难以尽数，中国人的创造力全用于杀人，就如精心的厨师花样翻新，迭创新菜式。张献忠杀人后将人脚摆成山，带其妾欣赏，觉山上缺一顶不足观，乃杀其妾，斩脚而观，抚掌大笑。明末反清知识分子彭孙贻《平寇志》记载，崇祯八年张献忠焚毁凤阳，“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2650 余间”。同年12月，张攻克和州，“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好以为乐……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未有。”这其实已经不是残暴可以形容，而是以杀人为娱乐了。无独有偶，民国建立20多年后，孙传芳也曾流畅自如的说过“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的豪言。与此相应，50多年后，在富饶的江南，一个十岁才出头的孩子刘辉拒绝救他落水的妹妹：“活着那么苦，拉她干什么？”在首善之区，一个“科学家”说下他一生的名言：“不必敬畏自然，何苦生在中国。”今夕何夕，大地震裂，无数生命转眼之间沉入永久的黑暗，无数花朵瞬间夭折，却有太多人依旧叫喊：“多难兴国！”今夕何夕，泪眼模糊里，无数家庭毁灭，肝肠寸断中，万千花朵葬身废墟，权力依旧宣称：“灾难击不倒中国！”人是什么？诗人余世存悲愤地说：“是取乐的工具，是消遣的对象。这种文明，实在是无明于人。”
    华夏民族就这样千年一宴，无数的人体成为了吃人艺术家们修习厨艺的原料。而表达王权正义的史册里，响彻着华美的欢畅。几千年啊，这样没有心肝的欢呼赞美，刺激了多少厨师们创造的热情！当然也有不绝如缕的哀伤。屈原也曾悲歌：“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曹操也曾哀叹：“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杜甫也曾呻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李白也曾感概：“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白居易也曾哭诉：“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王安石也曾悲问：“柔桑采尽绿荫稀，芦箔蚕成密茧肥。聊向村民问风俗，如何勤苦尚凶饥？”张养浩也曾撕心裂肺的哀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年青的夏完淳也曾无限悲伤：“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黄仲则也曾满腔无奈：“搴帏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诗词的国度里，也有着少许不绝如缕的悲歌与哭诉，然而，他们的悲哭与人民自己的人性表达相比，与五百年的歌唱相比，与古诗十九首相比，那种深深的生存悲哀与死亡恐惧百不及一，以至于当代诗人余世存不能不苦涩的说：“即使有五百年的歌唱、十九首那样的人性哀伤，但这些人民的呼声经过方块字的抑扬顿挫处理，变得可以赏玩了，变成类别化的人性人心。这些类别永远无能说明人民，永远无能说明个体的喜怒哀乐。人民没有从无明的状态解放出来，千千万万的民众，一个规模巨大而畸形的活物，中国人民，像抛洒在东方大陆上的无数种子，生根、发芽，他们在关中大地治河，在北方边陲的群山之巅筑建万里长城，在五岭蛮荒之地开辟草莱。他们跟传统文明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以自我牺牲的劳作和牛马一样的苦役为上流社会效劳……他们像蚂蚁、像芽虫、像蜜蜂，机械地活着，悲惨地死去。他们就像生物学上毫无质量可言的生物群，他们只能以数量保种取胜，以供文明不断地盘剥、杀戮。”

是的，从轴心时代开始，在传统文明的西方国家，人民的确也曾为牛马为行货为菜肴向上流社会奉献过肉体，然而，也正是在那个时代，个体生命的自由歌唱开始响彻历史的天空，个人自由的呐喊开始反抗历史绞肉机的邪恶轰鸣。当古希腊文明从荷马口中发出悲剧英雄的灿烂华光，那文字竟然不是贵族的禁脔，而是平民的口头日常。当帕台农神庙开始日日上演埃斯库罗斯们的悲喜剧，平等与自由的花朵与公民理念的根须便深植开放于西方民族的血脉肌里。当苏格拉底在雅典的街头洒满“认识你自己！”的种子，当柏拉图在他心造的理想国里追问何为正义与真理，当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的指引下清理各种政治体制的优劣，三大哲学巨头就已经播下了群己分界的人类正义秩序的种子。一切歧异从这里开始，当文化希腊气势恢弘的教化权力希腊，当古希腊人民发出自明的歌哭喜怒之声规训权力希腊，伯里克利代表权力希腊为此教化与规训满怀感激与自豪的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西方的文明就已经踏上了奔向人间正义的道路。文化希腊甚至教化规训了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与罗马帝国的帝王们，这些帝国的统治者们和权贵老爷们心悦诚服的匍伏在文化希腊的脚下，把文化希腊那个体本位的自明自尊的人性人情人心自豪的传播到他们马蹄所到之处。希腊文明之花在一千年的时间里开遍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欧亚非大陆。只是到了公元五世纪，堕入歧途的基督教会越来越狂热偏执愚蠢，视人间生活与个人尊严为敌，视人间生活与个人尊严的守护神希腊文化为敌，视生命如刍狗如羔羊如蒿菜如草芥，罗马皇帝迫于压力关闭了希腊文化的灵魂雅典学园，西方世界便堕入了漫长的黑暗深渊，西方民族在千年自豪的歌唱后萎顿为教会老爷们手中的行货，一如华夏民族一直是王侯将相老爷们手中的行货。然而，从公元十世纪开始，生命的歌声就再次开始萌芽，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艰难成长。让我们记住阿威洛伊学派，也感谢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教宽容的气氛下，阿威洛伊学派保存了希腊的文明火种。接着，从西班牙起步，这文明的火种艰难曲折的向整个欧洲幅射。

经过五百年，经由但丁、彼得拉克、马基雅维里、米盖朗奇罗、达芬奇、薄伽丘、拉伯雷、乔叟、伊斯拉谟、加尔文、马丁·路德等等难以尽举的文化巨人们的教化，到十五十六世纪，西方民族取得了这场复兴希腊文明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成功。这一运动的成功彻底确立了西方民族人类个体自由独立尊严的观念，与之相伴而生的是人类有权享受俗世生活的快乐幸福的观念。自此以后，历经几个世纪，人类的这一部分为将此观念现实化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斗争是在拥有现代人权观念的人类与仍然企图奴役人类的教士、皇帝、国王、贵族、老爷们之间展开的。正是在这一场人类争取自身独立的长久斗争中，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滋生并发展成熟了。成熟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一经与人类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结合，教士、皇帝、国王、贵族、老爷们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很显然，这是一个迫于无奈的选择：人类要想摆脱教士、皇帝、国王、贵族、老爷们的奴役，只能借助于国家；而且，从教士、皇帝、国王、贵族、老爷们那里获得自由的人类要想保持自由，也不能处于无政府状态。然而，这些热爱自由与独立的人类怎么可能放心的把自己的一部分自由与权力交给那个叫做国家的异己之物呢？于是，西方人类迫使国家签订了以公意为权力旨归的契约，同时，他们也发明了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企图把国家关在笼子里，确保其只能本份地行使服务人类自由与权利的功能。然而，民族国家仍然一天天不可遏止地庞大起来，最终成长为霍布斯笔下以人为食的半神半兽——利维坦。自从利维坦诞生以来，它就无意于呆在笼子里行使其与人类签订契约时答应履行的职责，而是不断的冲破笼子的束缚，征用乃至吞噬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于是，为捍卫个体的权利，人类在赶走了教士、皇帝、国王、贵族、老爷们之后，又与利维坦这个怪物展开了殊死搏斗，近现代历史成为横尸枕藉，血流漂橹的战场。即使今天我们徜徉于这古战场旁，仍能感受到为了争取自由，为了打败降服利维坦，现代人类高尚其事，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人们首先跟封建贵族、王公大人进行殊死的斗争，成功扫荡了旧世界，却随后又面临国家的变异，而不得不反抗国家、执政者，以建立自由的新世界、驯服国家。然而，利维坦以祖国利益高于一切、民族自豪感等等口实无视个人的生命权利，以国家公敌、颠覆政府、反社会等罪名将个人置于另外一种专制——一种变相神权的总体性社会中，一种集权威权的统治下，生杀予夺。利维坦在皇帝、国王、君主、贵族、老爷们等等退出历史之后，粉墨登场，成为现代国民不得不面对的鬼怪。在三大革命完成现代人类的成年礼之后，变异的国家开始将成年公民视作需它保护，更需它防范、管教的类人孩。变异国家以国家信念、意识形态、国家安全、民族情感、社会福祉、集体动员等组成了“国家劫数”，逼迫国民就范，入其彀中，形格势禁，管制国民的生活，限制个人的自我完善，异化人作为天地间的生命大美。于今思之，经历国家带来的劫运，乃是现代人类的宿命之一。

法国革命后，历经近一百多年的左右摇摆，至第五共和建立，国家才作为个人实现自由的工具置于全体人民的监管之下；美国革命后，历经南北战争、工人运动、黑人革命、妇女运动等一百多年，种族、阶层、弱群的自由平等观念方流布社会诸领域。这些先发国家甚至主动被动地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以无数公民做炮灰的代价实现国家主权意志。先发国家如此，更不用说后发国家变本加厉败坏了国家的名誉。俄国十月革命作为一种否定或背叛的革命形态、以及德意日法西斯的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形态，都极大地冒犯了人类，伤害国际社会，侵犯他国主权，并对本国国民极尽管制和异化之能。     

现代人类同“国家劫数”的对抗是感人的历史文本。在英国，这是个人追求悠闲的生活方式跟“黑暗的魔鬼般的工厂”和“日不落帝国”的对抗；在法国，这是个人权利同多数人暴政之间的对抗；在美国，这是熔炉般的“我有一个梦想”同种族优越感之间的对抗；在苏俄，这是阿赫玛托娃、法捷耶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诗人与帝国的对抗”。此种对抗强化了人类的现代国家观念，使利维坦真正被驯服为民有、民治、民享之自由民主宪政政体，温驯的利维坦之间的竞争也公开并相辅相成，以至于福山急性发言，以为自由民主是现代国家的政治终结形态。

这一段西方民族凭借个人自由独立尊严的文化信念与生命信仰驯化利维坦的历史，诗人余世存激情澎湃的写来（《中国劫》），格外悲壮而可歌可泣。

然而，回看华夏民族，我们的古代文化从来就不曾驯化王权专制，相反，我们的文化从来就只是王权中国的三帮兄弟。近现代以来，我们更既无文化自觉亦无生命自性以驯化始生于孙中山成长于蒋中正疯狂于毛邓江胡诸公的利维坦。

传说中，中国文字之父苍颉造字成功，当日苍天雨粟，是夜鬼哭魂嚎。有理由相信这样的传说，起源于华夏民族的某个或某群伟大先知，他们以此传说期待以文化开启民智夯实人性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也以文化震慑邪恶驯服蒙昧。然而，到底哪里错了，历史成为了先知们的梦魇！原来，苍颉是黄帝的史官，从汉字之始，他就成了权力的禁脔。而不类荷马的文字也是希腊奴隶平民的歌哭哀乐。从此，汉字恰恰成为华夏民族的柏林墙，将帝王将相老爷们与万千子民一分为二，隔离为二个不同世界的人，而前一个世界注定成为后者的噩梦。所以，甲骨文是君王贵族的游戏，周易是文王们推演天道的工具，尚书是三代君臣们的语录……这些横亘于二个世界之间的言文，为确保帝王将相们的繁华生活，竟把愚弄奴隶百姓当成了自己存在的本质目的，从此，中国汉字远离个体本位，初民先知们的伟大预言成为了一个不可企及的梦想！自此之后，被整体愚弄的华夏民族三千年无一个体之人。三千年，类人孩的先知们也曾前仆后继的努力过，他们堂吉诃德一般搏击权力的风车，总是缘木求鱼，进一步加固权力威严冷酷的城墙。据说，我们民族的圣人孔子删订《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然而，我们的圣人是如何删订《春秋》的呢？“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精心选择的汉字组合里，我们的圣人就是这样公然以其个人理智的奴性确立起了以王权正义作为终极旨归的历史理性。从此王权正义的历史理性就成为华夏子民永远的恶梦。与此同时，我们民族的智者老聃也不遗余力的为王权正义的历史理性提供强有力的工具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这诗一般的汉字里包容着多少对生命的轻贱与个人的漠视！这汉字成为生命与个体人格，生活与个人幸福之间不可逾越的深渊。这深渊里千百年来腐烂了多少无辜的人体！然而，这人体的腐烂竟然是必要的，这竟然是我们轴心时代大圣绝智们的共识，所以韩非严厉地说道：“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正是韩非以其气势磅礴的汉语之美打造并粹炼了王权正义捍卫自身无上地位的屠刀：严刑峻法。这严刑峻法公然与正常人性为敌，与人的正常生活追求为敌，还有什么样的语言比韩非的这段文字更能突现王权正义的冷酷与邪恶！从此，以王权为绝对律令，愚民与虐民成为王权正义的双驾马车，冷酷的历史理性奔腾在华夏大地上，几千年，碾碎了多少脆弱无告的生命！而这正是文化中国孜孜追求的伟大功德！我们的奴隶在王权正义的迫害下，在文化中国的教化下，最响亮的呐喊，也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与个体尊严无关，与个人自明的生活无关。于是，多少野心勃勃的准帝王们游戏会猎，多少悍不畏死的奴隶揭竿而起，多少朝代落下又升起，王权正义的历史理性总是永远的胜利者。化灾难为功德的历史理性，是华夏民族永远走不出的坟地。

几千年，没人真正尊重这华夏民族厚土阔天的恐惧，没人真正抚摸这华夏民族亘古不变的哀伤，没人真正诅咒这华夏民族永劫轮回的残民以逞……庄子鼓盆而歌，只为他有蝶化的快乐，可华夏民族万千人体化身为蝶也逃脱不了无处不在的捕蝶者。屈原，汉语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把自己一生的歌哭全都献给了那昏聩的君王，他在那冷漠的铁墙上撞得头破血流，只为他日益衰朽的楚国。被汉字冷酷抛弃的普通炎黄子孙无能无力表达自己的罪与苦，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情死，只为屈原一句“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就涌泉相报，世世代代祭奠他枯槁的亡灵。这无能自明的民族啊，不懂得感恩，却是如此须要表达感恩。

应当说，先秦诸子是一群奇怪的人，他们基本上都出生于破落贵族家庭，却都一无例外的以君权作为自己言说的基点，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过君权至高无上的合理性，更没有一个人放下眼光，从个体自由的角度，思考个人与君国权力的关系，甚至也没有从下层民众这个整体的角度去思考君国与人民的正常关系，下层民众被重视，仅仅是基于对君国利益的考虑。比如孟子所谓民贵君轻的说法，也只是因为在他心目中最高的不是具体的君，而是君国利益和君权本身。他们当然有不满，有痛苦，有愤慨，有忧伤，但所有这些不满、痛苦、愤慨、忧伤都是因为所谓礼崩乐坏，君国无能无力有效稳定地控制时局规训人伦而引起的。他们所谓以道凌势，不过只是要以他们自己的所谓道去填补礼崩乐坏以后的伦理道德空白，以便确保君国的有效秩序与正常控制，他们的道，可能敢于轻视某个具体的君，但那已经是不在君位的君了，比如桀纣。孔子在世，从来没有对某个与他面对面的君主表达过丝毫的道的尊严。孟子的确说过梁惠王“望之不似人君”之言，但那却不是面对面，而是面对遥远的背影，而且是在被对方拒绝之后。道的势利，于此可见一斑。庄子拒绝了楚王的邀请，但他捍卫的自由只是其不愿做局的自由。以庄子之愤世嫉俗及其先秦时代无人可以比肩的思辨力，他也不曾从个人权力的角度思考过个体与君国之间的关系，他的确思考过作为整体的乱世之民的出路，但不是从权力的角度，而是从消灭作为整体的人的欲望的角度。至于教训君权本身，先秦诸子，就更无一人了。最后的结果，我们现在可以清楚的看到，先秦诸子的个人面目总是模糊的，他们的言说似乎只是代表着某个类别的整体看法，从没能表达具体个人的心灵。他们的确立下华夏民族的不朽之言，但这些言辞罕有表达他们作为个人生长于那个年代独特的心灵轨迹，罕有表达他们作为个体对世界的认识，后人也很难从他们的言辞中感知他们个体的喜怒悲欢。他们似乎生来就是类的代表，群体的象征，是超越常人的圣贤君子。比如，孔孟是儒家人格与理想的代表，老庄是道家人格与理想的代表，屈原是诗家人格与理想的代表，但他们自己呢？我们很难辨识。不独如此，他们作为某一类人的代表，也直接规范了后世同样类别化的言说，却无个体的表达。在这些言说之外，是广大的沉默的大多数和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沉默的个体生命。顺理成章，华夏民族轴心时代没有产生自己民族的诗人、讽刺家、哲学家、歌手、艺术家。充其量也就只是产生了这个民族的上流社会的不同类别的集体人群的言说。汉语，与人民的隔离，是汉语言说无法表达民族心灵的根本原因。汉语，在轴心时代没能成就华夏民族的独立尊严的心灵，没能努力教化权力，以后就更不可能，华夏民族的悲剧从这里开始。

而在同一时期，在希腊，文字是属于每一个人的，甚至奴隶，所以，他们从自己的人民中间产生了歌手、诗人、剧作家、雕刻家、演说家和幽默讽刺大师……所有这些人，他们的表达既是高度个人的，也是高度民族的。正是在古希腊人这些个体灵魂的言说中产生了对世界的认识，产生了对人，对世界，对人与世界、人与政府的关系的严肃思考。哲学、经济学、天文学……所有由古希腊人开创的现代科学的雏型，都起源于荷马史诗与古希腊悲剧。因为能够自由言说，他们认识了自己也认识了世界！但“中国人民不被允许也无能表白自己的思想，他们不曾把自己的灵魂从无明之境呈现出来。直到今天，中国的平民百姓仍无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艺术、自己的语言。他们生活着，劳动着，犯罪，受苦，有数无心，有量无力。他们是没有语言的灵魂，是没有自我造型力的生存。久而久之，他们是没有心灵的物种，没有认知的行尸走肉。”（余世存语）

这当然不是无缘识字的人民的责任，而是所有中国文字运用家们的羞耻。他们对于表现人的内心世界一无所能一无所知，更无能在内心世界的表达之外对世界、生命、世界与生命之间的关系有所认识。如果说，在屈原那里，还有无能表达的痛苦，还有无力认知的彷徨，还有无法面对的羞愧，那么，后世中国作家，就纯粹只是把汉语变成了一种逍遥人生或修饰自我的工具。如果说楚辞还有着屈原怨怼君国的无奈与无力感受那些沉默在深渊中的心灵的本能愧疚，那么，到汉赋，汉语就已经成为了君国的阿谀赞辞与上流社会欣享民脂民膏的无耻流连。只是到了汉末，一个血流成河，遍地枯骨，“人命微浅”的时代，才出现了古诗十九诗，但在经过文人之手的涂脂抹粉后，那来自大地底层的人性人情人心虽然顽强的有所留存，却也已所剩无几，一如孔子当年删订《诗经》，以无邪之名，毁灭了先民们自由的歌声。承十九首之余绪，建安风骨罕见的表达了诗人们的心灵感受，但这种感受虽然直面死亡却无明于个体人生，他们的言说仍然只是高踞于人民之上的特定士阶层在一个分裂动荡的年代类别化的痛苦表达，一种为君国建功立业而不得的痛楚，而非作为一个自在个体全面深入的基于自身欲望的淋漓歌唱。建安风骨为后世提供了建功立业类型化诗歌的源泉，但后世的这类诗歌却少有建安诗歌直面死亡的痛苦与尊严。中国诗歌最后的一点个人自性表达来自于阮籍，“清风肃肃，脩夜漫漫。啸歌伤怀，独寐寤言。临觞拊膺，对食忘餐。”长夜不寐，酒饭不思，只为这一点生命的自性太难以承受，只为这一点生命自性寻求表达而又于模糊混沌中无法无能表达的痛苦。这种痛苦使他“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面对中国生活无可理喻的处境，他只能“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阮氏无能撞破这堵隔离了汉语与个体生命自性的铁墙，更无能为生命自性开辟一条表达之路，但保留下了他无能撞破这堵铁墙而肝肠寸断的痛楚与迷惘。然而，自此之后，他的咏怀与咏史却为中国诗歌提供了最大的类型化诗歌表达，无独有偶，这种后世类型化诗歌，除了缅怀君国圣贤的荣耀，王侯将相的武功，就是诗人本身的自我粉饰与自我抚摸，再也没有了丝毫企图表达个体困境的生命自性。

中国汉字的堕落当然远没有结束，阮藉杰出的兄弟嵇康广陵散绝之后，中国汉字出现了田园赞美诗。陶潜这个人在对王权正义失去信心之后，为生活寻找到了另一个信仰，那就是田园。但这是一个虚构的田园，与苦难的田间生活与苦难的田间生民没有任何关系。在陶潜的言说里，苦难的生命甚至没能以群体复数的面目出现，他们在陶潜笔下是彻底隐匿的。陶潜把自己的灵魂安置在这个虚构的美好淳朴世界里，无欲无求，适性恬淡，全然没有了生命的苦乐悲欢。这个世界当然不是王权君国的对立面，相反，他是王权君国的补充，正如老庄是孔孟的补充一样。事实上，陶潜的田园本来就是庄子蝴蝶的诗歌版本。他为王权正义的边缘化士人提供了精致高雅的逃避渠道。陶潜所置身的时代是一个四分五裂，帝王们的狩猎游戏花样翻新，王权正义失去大一统控制力，显性暴力为尊的时代，陶潜的田园还不足以成为那个时代失意士人共同的心灵按摩器，但却为奔走中的后世诗人们准备了一个自我按摩与自我修饰的工具，他等待一个合适的时代一个合适的人去发现并发展。这个陶潜来得太早的时代，只能是一个彻底逃避的时代。如果说陶潜逃入田园有很大的偶然性。那么，中国汉字进入格律化时代，却是集体的努力，是贵族生命不堪王权正义失范，暴力横行之后心灵集体萎缩的必然。汉语的格律化是汉语的进一步精致化，进一步贵族化，进一步的去平民化。这种形式上的精致成熟花去了中国汉语操控者们几百年的时间，他们将心智完全运用在这种汉语的形式化营造中，完全无视苦难的大地，甚至完全无视自己朝不虑夕的人生。除了求仙谈玄，中国汉字在那个天崩地拆的苦难时代甚至放弃了他们一贯坚持的“无邪”之志。只是在王权正义再次一统江山之后，在陈子昂等人的努力之下，汉字才恢复类型化的歌唱。于是出现了汉语言说之王李白与杜甫。

李白，这个被中国人民尊称为诗仙的人，一辈子奔走于权门，饱受离乱之苦与人生之悲，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其留存的大量诗作中，关于人民苦难的言说竟然屈指可数，这个高度自信的人一辈子的核心表达，只是为君国权利效劳的曲折向往。即使如此，在逍遥与奔走之间，李白对自身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痛苦表达，仍然成为了一个反面教材，向后世诗人示范着这种痛苦的不妥不当不堪承受。从李白身上，后世诗人学到了二样东西，一种是毫无顾忌的自我修饰，一种是避免人生因达而不得所致的痛苦。杜甫，这个被人民感激万分的大诗人，被人民尊称为诗圣，那原因竟然在于其诗中一以贯之的王权正义的历史理性。杜甫一生书写了大量关于人民苦难的诗作，对人民也饱含同情，然而，他最高的理想仍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心中至高无上的仍然是王权正义，他笔下的苦难人民仍然是类型化的群体，这个群体仍然只是王权正义的奠脚石。这个群体并不是一个一个有着不同喜怒歌哭的自性生命。杜甫的言说，同情自身远大于表达人民歌哭。于杜甫而言，人民是复数，人民的苦难等同于王朝江山的分裂动荡，而不是一个一个不同的生命的苦难。至于白居易，他的诗歌虽竭尽所能的让妇孺皆知，亦不过是让苦难的人民能够懂得他内心的王权正义。但是，痛苦仍然存在，不被王权正义接纳的痛苦，面对王权正义腐败颟旰得不可理喻肆无忌惮而又无可奈何的痛苦，还是折磨着中国汉字写手们，虽然一切安适的途径都已经存在，李白肆无忌惮的自我修饰，陶潜沉潜田园的自我适意，杜甫表达群体苦难的自我崇高，等待一个天才的诗人去合流。这个时代只能是宋代，因为唐代还有朝气，生命还有奔走做事的强烈渴望，只有在一个百事皆不可为但士人却有着空前地位的时代才能出现。宋代正是这一个时代，苏轼出现了。一个没有痛苦的人，或者说一个永远都能找到消解痛苦方式的人，出现了。

苏轼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与他的任何一个饱经磨难的前辈相比，他所遭受的乌台诗案与他一生中的几次官场遭贬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苦难。而且，苏轼一生不见容于王安石与司马光，说政见不同是大而化之，说忧虑民生是政治策略，其实是因为苏轼为了捍卫以苏轼三父子为核心的这个小党派的利益。他的官场挫折与民生没有什么关系，与理性政见亦不相关。更何况，在宋代，如苏轼这样的人是绝没有生命与生活之忧的。不能说他的官做得不大，与他的任何一个前辈相比，比如与一生失意的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相比，他多次位居方面，可以建功立业。然而，在苏轼的诗文中，我们看到的却总是一个处于极端困境中但却又能够镇定自如，豁达开朗的人。他的镇定自若，豁达开朗有时表现为他的田园情怀，有时又表现为他的佛家机锋，有时则表现为他的道家淡定，这些不一而足的表现，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极其罕见的人，这个人在各种困境中出儒入佛援道，总能消解一切生存困厄所致的精神危机，一派逍遥自在超俗绝尘的风范。实际上，苏轼一生并没有太大的困厄，他的诗文夸大其辞不过是为了突出其超凡拔俗逍遥人世的绝代风姿，如此而已。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特别善于自我修饰与自我美化的人，汉语成为苏轼不朽的广告，而其间，即使是群体化的苦难民生，也出现得少而又少。至于苏轼逍遥风姿的背后，就更无基于生命自性的歌哭忧乐。应当说，汉语书写史上，苏轼集前辈作家们困厄人生中总结出的一切自我按摩与自我修饰术于一身，是诗化广告的积大成者。他的不朽声誉，见证的不是汉语的荣光而是汉语冷血的精致与精致的冷血。和孔子一样，苏轼还是汉语在他那一时代的希望杀手。唐诗之后，是宋词的朝代，宋词从其起源开始，是走在正确道路上的，因为词的起源是婉约，可是，正是由于苏轼，他扭曲了词的发展方向，使词堕入了豪放旷达的乱泥潭。于苏轼个人而言，以诗入词，词入豪放旷达是其自我修饰自我美化的必然，然而，作为那个时代的汉语权威，他的以诗入词，词入豪放旷达却是一个灾难性的汉语事件，他使汉语又一次在微薄的希望中迅速的堕入了王权正义的陷阱。

如果说，唐诗还能体现一些由于青春冲动而

关于博主

文章列表

文章分类

最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