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劫难三千年（下）

梁卫星

希望在1917年萌发。这一年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陈独秀更是推出了《文学革命论》，明确指出文学革命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是开发文明、改造国民性、革新政治的利器，并指出文学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他鲜明而准确的指明在王权正义的规训下，文言文已经完全成为贵族老爷们奴役人民的工具，是一尊横亘于贵族阶级与下层人民之间的柏林墙，深刻的毒化了华夏民族的心灵，文言不死，华夏灭族。他因此提出了自己的三大主张，这三大主张正是华夏民族心灵表达歌哭忧患的希望所在：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响应此一伟大号召，第二年，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横空出世，这是人民被王权正义奴役几千年来的第一声心灵的呐喊，他指斥王权正义的无理无道，申诉汉语书写几千年的罪恶，痛苦而悲伤，深刻而透彻。汉语开始成为人民的心灵表达。然而，从一开始，白话汉语就面临着多重剿杀与招安。首先，是对白话文形式的讨伐。对那些迷恋于腐败精致的文言表达方式的遗老遗少们而言，打倒文言文，也就是打倒王权正义，也就是取消他们垄断话语权的天然优势，也就是蔑视他们作为主子与奴才、老爷与奴仆双重的荣耀与光彩，他们自然会疯狂反扑，然而，人民表达的渴望在这变革时势里已经成为时代的律令，而已经丧失了合法地位的王权正义没有了皇家权力的后盾，这些遗老遗少们只能望白话文的汪洋大海而兴叹。但是，白话言说虽具有了形式上的平民性，并不一定能表达人民的歌哭喜乐，白话文还需要有正常健康的心灵内核，才能具有真正强有力的价值内核上的平民性。而王权正义虽说已经丧失了合法的权力根基，却仍然牢牢掌控着华夏民族的汉语心灵，变革仅及于白话言说形式的成功是无济于事的，其根本在于要及于白话言说灵魂的裂变重生。然而，汉语心灵的裂变重生显然面临着双重困境，一者是从旧时代中来，那些言说发明汉语白话的心灵难以彻底洗白浓重的王权正义的文言烙印，一者是时代对白话汉语的价值内核的形成的深远制约。而且，这二者本身就是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

轴心时代，那些文化巨人们，比如，孔子、老子、庄子、韩非、屈原、史迁等人铸就了文言汉语王权正义的价值基点。随后文言汉语的发展，就只能以王权正义为旨归，其路径千年逶迤，是一种命定。所以，曹操父子、阮籍、嵇康、陶潜等人为文言汉语浇注了死亡意识与逍遥风度，他们均脱胎于王权正义的残酷，是在王权正义的掌控下必然的内在心灵现实与外在伦理表达；随着王权正义越来越不可理喻的强大，李白、杜甫、苏轼等人为文言汉语打造了自我粉饰与自我崇高的优雅气质与精致面具，自此，汉语心灵已经自我规训得圆润滑溜了；柳永、关汉卿、马致远等人为文言汉语保留了一丝血色与痛楚，这一缕血色与痛楚，得益于民间语言的纯朴泼辣。然而，随后的时代，即使民间语言，市民生活也已经被王权正义收编，于是，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等人就只能印证文言汉语的腐朽罪恶却对之无可奈何。

而在白话文的时代，汉语心灵若想突破依旧笼罩人们心灵的王权正义的价值迷雾，就必须为白话汉语铸就新的价值基点，这个价值基点应该是与王权正义相对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内核。这一价值内核内在的包容着群己权界的政治哲学与自由平等的伦理诉求。如果白话汉语的内在心灵无法形成个人本位的价值伦理，不能坚定不移的持守群己权界的政治意识与自由平等的生活诉求，那么，王权正义的腐朽价值注定会在新的时代改头换面，再次腐蚀白话汉语的心灵。白话汉语出现在一个方生方死的大时代，遗憾的是，我们回头再看那个时代，只能扼腕长叹，汉语心灵在华夏民族的第二个轴心时代，依旧堕入了先贤曾经跌入的类人孩深渊。如果考诸那个时代华夏民族的内在困境与外部环境，我们不能不说，方生方死这个词竟然是如此恰如其分，然而，我们第二个轴心时代的先贤们竟然再次选择了死地。那个时代的先贤们无疑大多具有一颗渴望个人独立的心灵，然而，这颗渴望独立的心灵却也是积淀着深厚王权意识的心灵，他们知道个人独立的重要，却不知道个人独立内在的包容着群己权界的政治诉求与平等自由的伦理道德，更没有多少人能对群己权界的政治哲学与平等自由的伦理价值有深刻的生命体认与学理思索。这看起来有些荒唐，却是事实。这个荒唐的事实与当时西方民族利维坦的扩张给西方民族自身带来的现代化劫难及给华夏民族带来的近代化劫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先天不足的汉语心灵之上的投影，使汉语人生在遭受几千年王权正义的劫难之后没能把握住后发国家的优势，迅速遭遇了国家正义的更大劫难。

西方民族自身的现代化劫难以及西方人民与此劫难百折不挠的斗争前文已经论述，此不赘言，西方民族利维坦的扩张给华夏民族带来的近代化劫难只要是一个读过中国晚清历史的人无不无语问苍天，此亦不多说。我要说的是，西方民族的现代化劫运行至中国，的确给中国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后发优势，应当说，满清政权的跨台，王权正义历史理性的合法性的丧失，正是此一后发国家最初的优势彰显。当然，这不是最为重要的后发优势，最为重要的后发优势是在此之后的对西方民族现代化价值体系（包括人的观念、权力的理解、国家的认识、政府职责的限定等等）及其衍生物现代科学技术的自由学习与移用。应当说，白话汉语在此时取代文言汉语，也是后发国家的优势显现。皇家政权与王权理性的语言载体被白话汉语取代，更能方便的使后发国家成功实现最大的后发优势——对现代化的价值体系的植入与栽培。遗憾的是，华夏民族的第二个轴心时代，只有极少数人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一点，而终其一生都为此努力的却似乎只有我们民族伟大的先知鲁迅才做到了。只是一人之力又何能成功的为白话汉语植入现代化的价值内核呢？鲁迅在其有生之年就眼睁睁的看到汉语白话不可阻挡的又一次滑进了黑暗的深渊——王权正义借尸还魂，以国家正义的名义，进驻了白话汉语的心灵。我们很难想像鲁迅的内心悲凉。

这一切的发生，用后人的话说，源于救亡压倒了启蒙。然而，为什么救亡压倒了启蒙呢？一则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思想家们过多地看到了先发国家的国家劫运，对于西方整体价值进行了错误的判断。比如严复这样理智的思想家居然认为西方世界“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所以严复虽然敏于明示“群己权界”的国家构想，但他更热衷于适者生存的天演论思想的推举，为此，他晚年成为了复辟帝制的积极参与者。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游历欧洲，其结果是完全同意严复对于西方的悲观看法，甚至认为，西方濒临严重的精神危机，而拯救西方物质疲惫的重任只能落在中国精神文明的肩头。他们曾经都是传统王权正义的革命者，但在世界转了一圈后，竟然无例外的都向中华大帝国的往昔荣光投注了深情的目光，甚至于脱帽致敬。当然，王朝是回不去了，但不是已经有了西方国家的新形态吗？王朝可以成为国家，而运行国家的基本权力逻辑却并不需要作根本的改变。只要能在西方国家给我们带来的近代化劫运中建立起统一的国家，一如以前统一的王朝，我们不是又可重享荣光吗？他们因此多立足于自己国家的“国家至上”观念。那些以救近代化劫运之亡为己任的思想家及其追随者，于是无不陷入了东方与西方、强权与公理、殖民与自新、外侮与国贼、主义与问题等二元模式之中。即使以孙中山之非凡，他为解决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现状痼疾，为达到建立现代国家之目的，竟然不择手段，最终选择的也是回到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进化版王权思想。即使以为国家是工具者，也仍不能理性的看待这一工具，陈独秀说，八国联军侵华后，“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尽力于这个大家的大义。”“近代国家是怎样？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的主权，并且防御内部的叛乱和外部的侵袭。这主权的目的，也就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经济是掠夺。”“国家是掠夺别人并防止别人来掠夺的工具。”这里，把国家植换成王朝，并没有什么不同。毫无疑问，我们民族的巨人们并不了解“国家”或“精神”在世界的进程，只是一群昧于世界知识的国家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荒谬的是，这些国家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们一方面只能在类王朝的意义上理解国家，一方面为了建立起国家又只能受外来理论体系或政治逻辑的支配。结果自然是思想家们滑稽的分裂为革命者或改良者。然而，革命者误解先发国家革命的要义，不知革命的要义在于革除个人尊严与独立之上的价值迷障。改良者则根本否定现代国家立国的革命阶段。革命变质异化，走向自己的反面；国家成为皇帝之后的利维坦。国家与革命，更重要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就这样遭到曲解，使得近代以来的中国人都在劫难逃地加入到自己的时代。尽管各种主义风起云涌——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众声喧哗，却无一例外地把国家当作生存的前提。他们当然以为自己的主义是可以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的，他们自信于自己发现了时代真理。胡适甚至说过：“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得起来的！”但对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对现代国家的性质、归属和存在状态，胡适们没有深入地描述出来，更没有如洛克那样明白地对同胞宣示：“凡是图谋奴役我的人，便使他自己同我处于战争状态。”这些思想家不明白他们发现的其实只是表面的真理，更不明白，他们已经为此表面的真理所劫持，他们确信于自己的伟大发现，确信于自己“时代智者”的身份认同，确信于自己国家建构理论导师的名份，结果是可以想见的，也正是我们此刻看到的：“我”劫持了“思想”、“世界精神”，然后“我们”劫持了“我”，最后，“国家”水到渠成地劫持了“我们”。

孙中山之后，无论改良，无论革命，中国人都置身于“我们”拥有绝对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国家劫运里，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个人为“我们”或“国家”的所谓大时代所裹挟，个人生活的一切都是无足轻重、没有意义的，即使有意义，也只是为时代做准备。生活在明天、在未来、在别处，在我们之中，在国家那里。于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成为个人对国家的今天与未来或悲观或乐观的感受，成为个人对国家的深情。中国的精英上层就这样带着民众走上了各种通向国家的不归之路。即使穆旦这样落实于个体的天才诗人，仍“赞美”了国家的至上魅力——他满怀深情，满眼泪水的歌唱“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正是缺乏自我启蒙的那一代白话文大人物们最终葬送了启蒙的辉煌业绩，也正是他们自我启蒙的能力与意识的匮乏，使救亡变成了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时代洪流，当国家在王朝的废墟上最终高唱着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旋律建立起来，国家权力替代王朝权力一统河山，为国家权力与民族生存所垄断的话语霸权就成为了白话汉语的恶梦，白话汉语的价值基点以国家民族类群为旨归，在几十年的挣扎后，从国外输入的没有多少存在底蕴的个人主义彻底溃败，走在了文言汉语的旧轨之上。这种挣扎在以生命坚守一生的鲁迅著述中惊心动魄的留存着，让人扼腕长叹。应当说，国家劫运与白话汉语的劫运是同时降临的，在国家建立之先，正是白话汉语的劫运导致了时代价值的迷误，而时代价值的迷误则直接导致了国家建立的劫运化结果，此后，二种劫运互为表里，紧紧纠缠在一起，不可分割。他们是近现代中国人的存在劫运。

当统一国家建立起来，代表国家主义的毛思想及其变种一花独放，当利维坦日益强大，白话汉语的劫运则成为了国家劫运的结果与表现。汉语劫，是万千生命的劫难，是一个古老民族在这个时代的劫难延续。我们不知道他们还会延续多久。

白话汉语的劫难体现于价值迷误，有如下几点：其一，暴力逻辑的至高无上。亚洲第一共和国建立之后，国库空虚，财政匮乏，政令不出国门，在此需要相忍谋国之时，这个国家的上层实力派，拥兵自重者，知识分子，官僚老爷们却无意于维护难产而生的孱弱的共和国婴儿，反而责怪这个婴儿没有能力保护乃至发展自己的利益和资源，于是，袁世凯以一种历史的必然出现了，袁世凯的洪宪梦不是他个人的梦想，而是所有这些官僚老爷知识阶层共同的梦想，他们口里叫喊着共和，内心却无不服膺于王权时代的暴力逻辑，当袁世凯死去，无人以君临天下的暴力力压群英，共和国就为军阀所割据，成为实实在在的暴力统治国家，孙中山奋斗半生的共和国就此成为他个人与国人的梦魇，特别是在不喜欢暴力而以谈判演讲为治国理路的宋教文死于暴力之后，他彻底放弃了共和梦，他改组国民党，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思路，无不在在说明，他服膺了暴力逻辑。枪杆子里出政权，稳定压倒一切，成为民族的不二真理。从此，共和理想，宪政向往，一变而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血腥迷梦，在此迷梦之下，无数志士仁人一变而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不独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所不计，而且牺牲他人多少生命亦可在所不计，在国家的名义下，一切生命成为历史的成本，随时可以进入预算。而所有这些被牺牲的生命只能与有荣焉。在暴力逻辑的支配下，孙中山以半生失败催生了利维坦，至蒋介石，利维坦成年，而至毛东，利维坦则予取予求，成为所有生命与生活的恩主。

自然，暴力成为逻辑，是需要意识形态虏获普天之下的人心人性的，于是就有了白话汉语劫的第二大价值迷误：时代精神的竞逐。时代精神的培育本也是后发国家的优势。当国门洞开，蜂拥而入的自然不只是鸦片，不只是战争，更有各种思想主义，这些思想主义与鸦片和战争的合力本当在中国心灵深处铸造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然而，奇怪的是，汉语心灵却似乎被这些外来的思想主义给洗劫了，他们各执一端，互相攻诘，形成了不同的主义阵营。这些思想主义阵营互不买帐，各自划定势力范围，以不同的暴力集团为后盾，均宣称自己发现了时代真理。他们以日为师，以俄为师，以德为师，以英美为师，以马恩列为师，以巴枯宁为师，以杜威为师，以托尔斯泰为师，以萨特为师，以弗洛伊德荣格为师，以哈耶克为师，以施特劳斯、卡尔·斯密特为师……实际上他们只是以强者为师，以赢家通吃的丛林逻辑为鹄的，他们依傍于强者的言说，仿佛真理在握，大势在手，普天之下唯顺之则之，否则即非我族类，不死即亡。汉语心灵总是在纸上谈兵中有意无意地遗忘了经典实际上从来就是十足的现实叙事，最终也才因此而成为伟大的历史叙事。经典是人性人心人情人迹而不是陈死的语言，纸上的推理。他们乐此不疲地干着普洛克鲁思德斯干过的事，把死去的或别人的经典不容置疑地套在中国现实之上，套下去，他们就获取了话语霸权，套下去，他们就拥有了利益与资源。当然，他们普洛克鲁思德斯式的行为是有依据的，那就是能够确定和分配给他们利益与资源的暴力后盾。然而，二十世纪的中国，暴力如长江前浪淹后浪，所以他们不断改换门庭，依附于不同的暴力集团，他们就心领神会的借用不同的思想主义，不断的自我否定。他们确信自己从来都是投身于正确的阵容，总是在对新天新地的向往中认定自己是在开辟伟大的时代。他们于是欢天喜地的割断历史，甚至于背负天命一般地篡改历史，他们如此严肃庄重地做着这些无耻可笑的事，只因为他们对明天充满了期待，对当下充满了感恩。他们很轻易的否定自己的过去，很轻率的为自己此刻的新生热泪盈眶，他们不知道他们总是置身于劫难之中，却自豪地以为自己一直在努力进步，过去是鬼，现在是人，新的阵容，新的思想主义，让自己从鬼变成了人。于是他们总在歌唱，“时间开始了！”“春天来临了！”“这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或者，“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让我告诉未来，中国进行着接力赛，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这些后先相续的歌唱，总是感激涕零地表达着自己被从鬼变成人的无尚荣光。而历史总在持续，他们从没想过，自己永远只能是鬼，永远只是走在成人的道路上。这是历史感的丧失，更是人的个体位格的沉沦，他使得近现代中国人如古代中国人找到了王朝认同一般感恩戴德地找到了国家认同，于是就又回到了老路，文言汉语的价值内核再一次占据了汉语——现代汉语的心灵。于是，他们感激于一个人的自由逻辑。那一个人的自由，即是我们全体中国人不惜一切生命与生活的代价打造的结果。这样的打造当然就是百年疯狂的造神运动。孙文是现代中国人最早造成的神，随后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领袖、总理、主席、总裁、大救星、总设计师，等等，先后成为我们的代表，实则我们的主宰，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高居顶端，绝对全能的组织和个人代表我们，他们是我们的阳光雨露，是我们的父亲和统帅。我们无一时一刻离得开他们。汉语一如当年汉大赋一样，成为领袖导师们的雅颂。事实上，中国人崇拜的是权力，汉语歌颂的也是权力！

在近代中国劫中建立起来的利维坦从孙中山时代的弱不禁风到蒋介石时代的时软时硬，再到毛时代的强横暴虐直到当今的虚伪霸道，这样一个吸血自肥的过程，也是中国社会左劫右劫的不断交替过程。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中国民间的老话在在准确的看透了历史的把戏。孙中山时代中国左倾于国家主义，辛亥革命却先为袁世凯后为南北武人劫持，中国成为“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的狩猎场。蒋介石时代，中国右倾于民族主义，结果却是“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不断背叛与变异，中国成为众神争取革命牌坊，无人不可成叛徒的血腥角斗场。毛时代，中国极左倾于国家主义，其结果是国家为一个人所劫持，整个民族陷入荒唐狂热的深渊。邓小平时代，中国极右倾于实用主义，结果是国家成为富人的天堂，人民的地狱。后邓小平时代迄今为止，中国又在左摆，其意识形态是各种主义的大杂烩，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保守主义，都可找到利益集团的身影。实际上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政治投机主义，以权力集团利益为目的，可以什么都信也可以什么都不信。结果是可以感受到的，穷人已经被公开抛弃，中国彻底沦为少数富跑跑的娱乐场。在这种左右摇摆的劫难中，前一劫里的英雄总会成为后一劫里的叛徒与垃圾。不同的国家观念，总是推出不同的国家英雄，又总是打倒前期的国家英雄，当新劫再临，则是又一批国家英雄的成形。我不想在这里列举国家英雄如梦般的永劫轮回，只要想想胡适、周作人这些人在不同劫难里的不同口碑，就可以明白，我们并没有一个成熟理性的历史评价原则，并没有一个合乎人性人情人心的历史认识机制，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历史劫难里从来没能吸取教训，弄清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应然关系，我们的历史评价便只能为不同的国家主义劫持，朝秦暮楚，翻天覆地，翻脸即可不认帐。

我只想简单的列举一下在这百年难言的左右劫难摇摆里，汉语的劫难是如何无知无奈无能进而无耻无赖下贱的引导而后配合而后迎合谄媚国家劫难的。

以陈独秀之睿智，他曾经把握了汉语劫的根源，他振臂一呼，一个新的汉语时代随之而起，但却正是他首先抛弃了自己呼唤的新时代。“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我们不可听议会派底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他否定的，正是汉语灵魂的价值欠缺，他到晚年才想清楚，只可惜一切都已经迟了，利维坦已经成人。胡适是文学革命的另一个催生者，他虽没有陈独秀的气魄却多了一份稳重，然而，正是这个人，却宣称要做领袖的诤臣，他的宣称正是汉语千年劫的王权价值理性的近代版本。这个人一生都没能弄明白革命与改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他除了做诤臣，竟然无其他路可走。我们的文化巨人们没有成人，如何能有成熟的汉语呢？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的汉语虽然不少言说可以直指最高领袖，但今日为人们津津乐道，大封众神的自由主义在当时其实已经堕落，这种堕落不在于其缺少与最高权力的直接对抗，而在于其已经从个人本位立场退缩，一切言说的内核已经是国家或民族主义了，自由主义者们已经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于政府的言论之臣了。他们有些人的言论直指最高领袖，但与其说他们是在捍卫个体的自由与独立，勿宁说他们其实只是在尽诤臣谏官的本份，展现的也只是类似传统文人的风骨与气节。因为他们不是把追求个人的独立自由而是把国家民族的富强作为了自己言说的终极旨归。这一点与当时的解放区看似完全有别，实则不谋而合。看来，汉语劫于左右二派知识分子而言已经是劫数难逃。这一段历史是一段被有意削减的历史，特别是在当今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为主流知识分子，刻意以历史叙述大摆封神榜的情势之下，这段历史更难以真面目示人。而这种历史叙述正是又一轮汉语劫的主体构成，是我们民族知识分子抢占话语制高点切分利益资源的无耻表现。至于左派知识分子，他们从来就以国家民族为最高价值范畴，从不讳言对个体的漠视，他们与右派的水火之势实际上不过只是争取权力与资源份额的必然，与价值无关，与人道关怀无关。

在这种汉语劫难里，利维坦不断发展壮大，到五十年代之后，一些细微的声音也在领袖话语的横扫之下，彻底消隐。当胡风激动于领袖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一个民族的站起，他深情澎湃的呼告“时间开始了！”正与穆旦当年的“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前后响应，在在说明了汉语劫是如何参与塑造中国劫的。然而，国家权力的本性从来都是“狡兔死，走狗烹”，即使是如胡风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已经俯首贴耳真心感佩顺从于国家权力，领袖声望，国家与领袖仍然要以霹雳手段明确告诉知识分子，汉语只不过是国家权力这张皮上的毛而已！当胡风的一声“时间开始了”引发“胡风案”，当舒芜类知识分子以汉语落井下石，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扔进监狱，个体价值追求其实早已经消隐的汉语就完全成为了领袖话语的无限放大与尽情跑马，汉语成为一个人的意志表达与亿万人的洗耳倾听，于是，人间劫难竟然以闹剧的方式在领袖不容置疑的汉语言说下，轰轰烈烈而又伟大光荣的上演了。

领袖的话语成为这个民族的一切行为指南，这使利维坦彻底成为一个人不知疲倦的生杀予夺的恐怖工具。汉语成为不停的不容置疑的游戏号令：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第一次整风运动；连队民主运动；“三查”运动；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清理“中层”运动；民主改革运动；电影《武训传》和宣传武训的批判运动；“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教育、文艺、科学等战线在“三反”运动中仍进行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央希望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在大规模的学校教师思想改造会议上，推动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反对违法乱纪运动（又称“新三反”）；整党建党运动；学习运动；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到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整风运动；反右派运动；工商界整风运动；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工具改良运动；农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反对右倾思想运动；增产节约运动；养猪运动；整风运动；整风整社运动（又名农村“三反”运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工业企业学解放军运动；学习雷锋运动；干部参加劳动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名“四清”运动，在城市叫“五反”运动）；群众性设计革命运动；增产节约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清查“五·一六”运动；批陈整风运动；批林批孔运动；批《水浒》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据有心人统计，从中国人民共和国立国，到1975年，26年时间里，按照时间顺序，各种运动竟达52次之多，平均二年一次，这种极权主义的游戏，使导师陶醉于其手下的将军和文臣之间的相互厮杀，流恋于民主党派和知识人低头认罪以致相互狗一般地咬死对方，开怀于全民于其话锋所指中互相攻诘陷害，子女不认父母，夫妻互相厮咬，朋友彼此构陷……在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章伯钧、罗隆基等等新中国一流的功臣被踩倒的命运面前，民众们的被改造和被运动、大炼钢铁、三年天灾人祸、上山下乡、忆苦思甜等等，也许只能让领袖意兴阑珊，而于历史书写而言，竟然可以忽略不计。在这样的时代，汉语是一个人的即兴浪漫口占，他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噩耗。在这样的时代，汉语是丑恶、下贱、无耻、背叛……所有人类具有的一切罪行的淋漓尽致堂皇大之的表演。在这样的时代，汉语是奏章、大字报、社论、红头文件、请愿信、揭发书、交待书、批判书……在这样的时代，汉语是民歌、样板戏、史诗、颂词……没有不同的汉语出现，即使是空谷足音也没有。然而，当领袖死去——这自然也是汉语不可救药的迷惘，原来领袖也会死的！——中国在长达30年的极左劫之后，汉语却不可思议的充满了伤痕与泪水，反思与控诉，复辟与索还，甚至是凄美的回忆与不悔的誓言。这些只知有自己不知有人民更不知有苦难的汉语精英窍取了所有的汉语言说管道，他们关于自身上当受骗受苦受难而又理想无罪青春无悔的叙事僭越了一个民族长达三十年的整体苦难叙事，他们把自己打扮成理想主义的受难者，民族悲剧的承担人，丝毫不提自己的出卖、背叛、动摇、下贱、迷狂、暴虐……他们依凭此种无耻的汉语言说不独堵塞了人民表达的渠道，同时还获取了汉语言说的特权，在汉语言说权脱离一个人的垄断之后又落在了他们这群没有心肝的所谓知识分子，权力的寄生虫手中，成为他们这个无耻群体的禁脔。他们一方面为自己涂脂抹粉而不倦，一方面却尽情糟蹋人民的形象。在他们的笔下，我沉默的国民滑稽可笑，无痛无悲无心肝如上城卖笑的陈奂生，我沉默的国民无思无魂浅薄委琐如快乐卖血的许三观，至若赵本山似的小品，分享艰难似的现实主义小说，遍及每个角落的同一首歌，更是对我国民的莫大侮辱与伤害。这样的新的汉语劫，不出意外的迎来了又一轮极右人间劫。于是，三十年的政治运动，三年的所谓自然灾害里三千万人的死亡，三十年的坑农政策，三十年的剪刀差……所有这些苦难与亏欠无人诉说无人理会无人拨乱反正，当人民好不容易能安安静静的种上几年田，过上一点无人打扰的贫苦日子后，新的政策又来了，于是，他们发现自己“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厂子塌了，领导发了，只能摆摊设点防城管了”“田地没了，一下成盲流了，后来改称民工了”“楼房建起来了，工头跑了，要不到工资只能跳楼了，他们说这是秀了”……而面对这样的人间劫运，汉语又在言说什么呢？

他们无意于抗议新的国家劫运，无心于工人农民们的权利，无明于建构新的国家学说，无知于立足本土的普世人权意识，他们只是忙于论证市场的合理、法治的必要，帮助统治集团逼迫工农下岗、分家以好“从头再来”。这一次处于权力分肥劣势的左倾知识人则陶醉于“书斋里的革命”在国家社会面前不停地聒噪、论证他们跟右倾对手之间的道德、立场和智力高下。就在这种劫运的摇摆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产权、零点方案、《物权法》一类的说辞为统治集团的权益背书。如余世存所言，他们当年论证、注解向左转、一边倒的合理性，他们在新的“中国劫”中又会论证、注解向右转的硬道理。他们匆忙地启蒙，在1919年前后论证新民、人的自觉，在1949年前后注解社会主义新人，在1979年发现人道主义和异化，但他们志不在一以贯之地张扬并捍卫人的权利，实现生命的可能性，而是转身投靠国家，以国家之力来强压民众跟随他们所标榜的道路。他们虽然也会说自己是人民，是大写的生命，但更多地，他们会说自己是国家的一员，是革命者，是改革者。他们当然是聪明者，所以他们标榜自己是国家的“诤臣”（胡适语）、“第二种忠诚”（刘宾雁语）、“建设性的反对派”。他们以人的自我期许开始，却在“中国劫”里有意无意地变成魔鬼。

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右摆，“补资本主义的课”、“放权让利”、“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一种绝对律令。在此律令之下，一样充满了血腥、罪恶、杀戮、不义，充满了左右拉剧战，清除精神文明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防左战、反右战、广场放血、南巡。而此次“中国劫”右摆之初，中国少数有良知的边缘知识人对革命兽性、人性弱点的反思，更多地被精英上层用来做推卸责任的口实，人性中的崇高理想与精神追求变为经验世俗的肉身欲念，有了快感你便喊成为此时的最强音。革命兽性则变为改革兽性，权力、资本和一钱不值的知识合谋于改革之旗，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蚕食了大陆中国。

在此河东河西打摆子一样的大劫摇晃中，国民深知了螳臂挡车的无奈，无论如何阻挡，世风是日下了；无论如何反对，“我们就是独裁”（毛泽东语）了；无论如何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了。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时代风气变了！有太多的苦，有太多的难，国民只能沉默无言；最终的结果，是在扭捏作态中，共同加入了劫运的大潮，这种反抗不了强奸就享受强奸的顺势生态甚至带来全民狂欢。在受虐的快感中，“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是现代汉语第一次“中国劫”摆动时的快活呻吟。“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现代汉语在“中国劫”第二次摆动时的快活叫春。“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是现代汉语在“中国劫”第三次摆动时的兴奋猫呤。秦晖认为，以先发国家的左右摇摆而言，每一次摇摆多少要为国民争取某种权利福祉。向左摆争取更多的福利，向右摆争取更多的自由。“中国劫”不然，每一次摇摆劫持全民，却只是让中国的统治阶层、中国的精英上层更多地作威作福作享。就是说，“中国劫”一步步地建设成为主权独立、领土统一完整的国家，并在今天以污染、压榨中国现实和文明资源的情势，将资源释放成资本，使中国成为一个资本巨大空前的国家。对国力和民众的劫持，使得“中国劫”向右摆时，中国国民所拥有的天赋权利或传统社会的自然权利不仅不得保障，而且所拥有的人格自然平等或观念平等也被剥夺；“中国劫”向左摆时，中国国民的生存被圈养到衣食住行都需要分配计划的程度。“中国劫”的左摆，政府使国民更少自由或无自由；“中国劫”的右摆，政府使国民更少福利或无福利。正是，左摆压迫，右摆剥削。而现代汉语在左摆压迫时是快活的叫春，在右摆剥削时是叫春得快活。左摆，右派把自己打扮成争取自由的斗士；右摆，左派把自己打扮成争取公正的英雄。左摆，右派涂脂抹粉抢占道德高地；右摆，左派描红挂彩表演风骨节气。左摆，左派以人民利益代表自居，劳心劳神于建构左派英雄谱；右摆，右派以人民自由斗士自居，孜孜不倦于建立右派神灵榜。他们忙于虚构自己屁股的历史，人民的一切任他们代表来代表去，最后是没了福利没了权利没了自由没了公平，只余贱命一条，无人问津，无人慰抚。这真是让人绝望的中国劫啊，汉语劫，这样的劫难，永无尽头！

而在此无尽的汉语劫里，还流动着一条灾难的河流。在先发国家，语言是息壤，堵塞乃至填平了这条灾难的河流，而在华夏大地上，我们看到，正是汉语劫哺育壮大了这条灾难之河。看看这是怎么样的灾难之河吧：40年代，花园口绝堤，洪水淹没了几十个县市，汉语说，没问题，这是为了抵御外侮，捍卫国家民族的尊严，无数冤魂就这样成全了国家至上的大义。50-60年代之交，饿死三千万人，有些县市，百里无人烟，幸存者互相残杀以为食，明明是风调雨顺之年，汉语说，此乃自然灾害，无可避免。无数冤魂深明大义的寂无声息，保全了导师的一世英明。70年代中期，唐山大地震，一个城市转眼之间成为废墟，死人二十四万，破家灭户无数，为了国家政权特定时期的稳定，汉语甚至连自然灾害之说都无意报道，干脆聪明知趣的沉默。80年代有无数的地震洪水，那自然都是自然灾害，于是，自然灾害受到鼓励，以更强有力的姿态涌现。于是，98年百年一遇大洪水，2008年百年一遇大雪灾，2008年超级大地震，相继暴发了，然而，汉语如何书写这苦难无边的灾难史呢？汉语激动万分，多难可以兴邦！汉语感激涕零，“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共欢呼。”一切苦难，一切痛楚，一切哭泣，一切死亡，一切伤痕，全部化成了伟大光荣正确的赞歌，歌声中，国家更加至上，领袖更加英明，制度更加合理，无数人的死亡，无数孩子的无辜夭折得出的竟然是这样的旷世名言：“中国总理不可复制。”灾难成为不可或缺的激素或伟哥，坚挺着汉语的无耻与下作。

如果说，自然灾难里的汉语是个无耻的色情狂，那么，人为灾难里的汉语则是一个厚黑的抢劫狂，汉语抢劫的战歌啊，名言累累，“国家要减少包袱，不再包办终身，工人现在要养活自己了。”“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改革中的许多变通措施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往往是由腐败和贿赂行为涉足，再由正式的安排加以确认，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和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了改革的成本费。”“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提高教育收费可拉动经济增长。”“中国应该学习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验，牺牲一代少女发展经济。”“灾难后重建家园能够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人民成为汉语的充血器，就这样被精英们吸骨吮髓成为皮包后又遭无情的抛弃。天良丧尽的白话汉语已经不再是柏林墙，而是古拉格群岛。是的，唯有古拉格群岛才能比较准确地定位汉语灵魂的本质。这是怎样的灵魂呢？他们斗志昂扬地怀疑一切唯独不怀疑权力，大刀阔斧地玩世不恭唯独不猥亵金钱；自吹自擂地自我贬低，自以为是地道德堕落。他们在现代化时代里运用后现代的语言，骨子里却满是丛林逻辑，他们理性地标榜非理性，使头脑与心灵、思想与行动、事实与欲望、实用与道德截然对立，这一切对立，使他们的一切言说成为光明正大的无耻欺诈。他们从来都是将武力强迫的力量等同于劝导的力量，将肌肉的力量等同于观念的力量，这种以暴力作为终极裁判的逻辑使他们底气十足地宣称有一个伟大的未来远景需要当代人的牺牲，这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并且以所谓大历史观的回馈或穿越历史三峡后的洪流滚滚来论证此时当下的不公的公平。他们以大历史观的天命所有者自居，其实不会判断，只会重复，不会实践，只会给人实践的印象，不会创造，只会作秀。他们没有能力但有朋友，没有德行，却有影响力，他们原谅罪犯，仰慕独裁者，他们行动的根源来自于权力的意愿。在权力意愿的指引下，他们鼓吹大公无私，铲除人的价值感，供奉平庸，论证活着就是受苦，理性必须去除，快乐只在未来或者来世或者天上。他们将毒药既作为食物也作为解药提供给人民……他们就这样杀死了个人，然后，把自己的无耻下贱罪恶淫秽义正辞严的标榜为汉语的灵魂。这就是汉语古拉格的黑暗灵魂景观！

当我写下汉语是古拉格群岛这句话，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座永远不可能毁灭的磨牙吮血的恐怖之岛，而我就生活在这尸骨累累，冤魂遍地的岛上，不由潸然泪下，上帝，我如何可以相信你，你竟容忍这罪恶的索多玛城世世代代长存！汉语劫啊汉语劫，我注定为你劫持，我的后人也将命运如此，我该如何诅咒你！

（附：本文起笔于汶川国难日—停笔于2008年6月29日，其间无数次辍笔长叹，为灾难中的汉语表演，亦为余世存先生早先即已写就之《中国劫》的大悲绝痛，故本文不算一篇完整的独创文章，实为冷眼看国殇，热肠读《中国劫》的一点点读后感，故大量引用了汉语名言与余先生之绝唱，不如此不足以表内心之苦痛，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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