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全国的舆论对大地震的关注早就已经平息。

前些日子，少数媒体报道，震中汶川县城是否需要异地重建的问题，却至今没有定论。

据媒体报道，反对异地重建者，称这是“逃跑的行为”；支持者则认为，在重建问题上，再也不能坚持人定胜天的观念。而真正的当事人，数万名在酷暑与密集的帐篷中等待着的羌民们，一直在等待着争论的结束。

据媒体报道，汶川县绵篪镇板桥村，远远望去，一大片帐篷群几乎看不到缝隙。在这里，帐篷与帐篷的前后距离只有10厘米宽，最密处，帐篷与帐篷几乎紧紧贴着。因为汶川县绝对安全的地带几乎没有，紧急避险的暂居点只能如此狭窄。大约在7月5日，自来水才通到帐篷区，每村均有一个取水点。此前，数千人均需要到一里远的街上排队接水。直到现在，正常的电力仍未恢复，每天晚上，帐篷区只能在柴油发电机的巨大轰鸣中，点亮少量街灯。　　

比这一切不便更麻烦的是，所有居民都不知道，还要在这里熬多久？然而，直到7月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司长唐凯还公开表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定要把汶川县城全部搬迁。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抗震救灾规划专家组驻阿坝州组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尹稚的调查报告认为，汶川已不适合人类居住，并建议异地重建。尹稚带领的规划专家组，是第一支在汶川山地进行详细实地考察的队伍。在此之前，对汶川地质灾害的判断，主要依赖于卫星遥感拍照。进入汶川实地考察后，他马上发现了遥感照片的局限性，大面积的塌方和滑坡多形成垂直断面，图上无法判断。　　

按照尹稚教授的调查，汶川县城内绝对安全地带，最多容纳三五千人。而周边县城为茂县、理县等地区，也均为高山峡谷地带，此次地震也遭受严重损毁，存在不同程度的次生灾害威胁。

但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信宝却强烈反对汶川异地重建。痛斥汶川异地重建是“逃跑的行为”的张信宝承认，他的判断主要是依靠卫星遥感地图，在地震后，他到汶川实地只呆了一天。他说，“我们这种专家到山顶一看，他们底下人一介绍，我们基本就清楚了。” 　　

当记者柴静追问，“您不觉得专家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做田野的调查？” 　　

张信宝回应说：“做田野的调查，专家的调查，这是在他们做出来的基础上，对不对，他一讲我们要判断。”面对是否去过地质调查队发现的7个严重威胁汶川县城的灾害点的追问时，张信宝以几乎满不在乎的口气回答：“我不知道，我没去过。” 　　

后来，据尹稚教授介绍，汶川地震后重建城镇体系规划编制组已做出决定，汶川县城将在“行政区划内异址重建”。这一规划，也于7月9日得到了专家审查会的通过。尹稚认为，单独从科学的角度出发，确定汶川县该如何重建，并不需要如此漫长的时间。其中，所面临的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是导致结论迟迟无法做出的原因。 　　

 “这是一个折中的结果。”尹稚评述说，这意味着汶川县城虽然不必在原址重建，但必须在境内寻找新的县城地址。尹稚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新建成的汶川县城只保持政治中心的职能，其规模尚不及地震前汶川的任何一个镇。

繁复的计算和利益的博弈，是专家和政府决定的事情。 　　

但对于居住在汶川帐篷区的羌人而言，真实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年轻人可以选择外出打工，但更多的中年人和老年人，只有坚守在帐篷内。 　　

而国家三个月的补助期，也只剩下最后一个月。阿坝州一名官员称，汶川和阿坝已经遭受重创，耕地损毁严重，过了三个月国家补助期，恐难保证居民的生活。

就在灾区人民为今后的住所、为眼前的生活烦忧的时候，远在北京的四川人，又同时受到精神的侮辱和心灵的重创。

据媒体报道， 7月13日一大早，北京市丰台区的北川成凤饭店老板贺德志、成兴凤夫妇，赫然看见自己的店门上被人用漆喷了几个大字“四川人滚回灾区！”。根据时间推断，应该是7月12日夜里被人偷偷喷上的，而7月12日，是5.12大地震整整两个月的日子。

整整两个月前，5月13日那天，温总理在绵阳九洲体育馆对包括贺德志、成兴凤夫妇的女儿贺冬梅在内的4个小朋友说：“政府会管你们的。政府管你们生活，管你们学习，你们一定会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别哭！别哭！这是一场灾难，你们幸存活下来，就好好活下去。”

但两个月之后，在北京一行漆黑的大字告诉她：“四川人滚回灾区！”　　
　　512大地震中，贺德志、成兴凤夫妇儿子贺川被埋在了北川中学的废墟里，连尸体都没有找到。6月下旬，贺德志和成兴凤夫妇来到北京，开了一家10平米的小饭馆“北川成凤饭店”。媒体介绍，他们是坚强不屈的北川人，是感恩但自尊自立的四川人，是自强不息的中国人。他们不等不靠，不留在灾区坐等国家救济，他们想自食其力，不想永远活在别人怜悯的目光里。但国家的首都，一行漆黑的大字告诉他们：“四川人滚回灾区！”　　
　  地震发生后，包括北京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在信誓旦旦地说：“我们都是四川人”。但地震两个月后，，一行漆黑的大字告诉灾民：“四川人滚回灾区！”

灾区的老百姓在火热的天气下煎熬，政府官员却在为地域利益而反复博弈；此前靠灾区人民血汗养肥的官员们，你们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就在昨天，灾区还发生了5.2级的余震，是笔者近半个月来看到的唯一被媒体普遍关注的灾区信息。但所谓专家张信宝，在如此明显而强烈的地质灾害面前，仍然反对灾区老百姓“逃跑”；这样的专家，你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灾民贺德志、成兴凤和他们的女儿贺冬梅，记住了温家宝的话，没有哭，也没有要政府管他们的生活，而是克服灾难自食其力，希望能够好好活下去。但在天子脚下，北京人居然能够写下标语：“四川人滚回灾区！”老百姓啊，你的良心又到哪里去了？！！

灾区的惨烈的废墟，在呼唤着全体中国人的良心！

灾区的重建，需要漫长的时间。媒体短暂的报道，国人短暂的同情，官员们短暂的清廉，对灾区人民都无济于事。

灾区需要世人将心比心，需要用良心来关注、支持和援助。

在看到上述令人气馁、气愤的信息的同时，笔者也关注到海外的一些民众、一些团体的言行。他们和大陆人相比，在生活链接与价值认同上，应该比大陆人离四川灾区、灾民要遥远一些。但是，他们的言行却令笔者感动。

众所周知，对于四川地震造成的灾难，海外华人社会在捐款方面，反应非常积极。

如何把捐款用到灾民的具体需要上，有些团体，尤其是规模较小仍在找寻最适合的方案和途径。曾经有段时间，不少外来团体把支援都送到“灾情超重”的灾区去，灾难相对次一级的，很多便被忽略了。结果，一些地区的灾民，就曾经眼巴巴看着救援人员和物资从自己身旁飞驰而去、过门不顾。北川及距离不远的安县所获得的援助，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因此，海外华人社会首先呼吁，救灾团体是以有限的资源回应大规模的灾难，要责无旁贷地把支援送到所有应到的地方。

海外团体在赈灾过程中，有人注意到幼儿(6岁以下)原来是一组双重隐蔽的群体，既得不到政府政策上的专门照顾，也不得到外来团体的特别关顾。而目前，政府对中、小学已订下政策，务求9月全面复课。对灾区官员，尤其是教育部门的官员来说，为达成这目标，幼儿服务、包括民办幼儿园老师的续聘和幼儿园的加固和重建工作等，都要让路。至于国内救援团体和媒体，似乎很多都未留意到幼儿服务在救灾工程中所应有的重要位置。

因此，海外团体在赈灾过程中呼吁，恢复灾区幼儿园的运作，不仅但是保障幼儿的健康发展和减少幼儿工作者的流失，更有助家长安心寻觅工作，摆脱灾民心态，重建自尊。海外团体还以此为例，进一步的探究是否还有其他被双重隐蔽的受灾群体。

海外团体注意到，地震发生的时候，不少灾区居民正受聘在省外劳动。而劳工输出，导致很多家庭要长期忍受割裂分离的非常状态。有些乡镇，输出省外的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约30%至40%之数。以平均一家3.5人计算，差不多每一家都有一人在外工作。因此他们呼吁，兴办社区企业，以工代赈，为灾区人民提供更便利的就业条件，既是灾民重新找回尊严的办法，亦是让孩子在完整家庭中成长的有效途径。

海外团体不仅关注到地震中学生死亡的高额人数，关注到学校豆腐渣工程，还对学校幸存的教职员工给予深刻理解和关心。

一些老师、校长，他们自地震发生后，一直承受看不到尽头的压力：置自己亲生儿女不顾、奋身照顾学生、结果仍被遇难学生家长责难的校长、老师……。看不到尽头的压力，如何处理？不少人回答说：“我顶得住。我自有调节我情绪的能力。”

海外团体认为，这种全心全意服务人群、无论压力多大都坚持撑下去的精神，不单来自上级对不同岗位的要求，也来自各人对自我操守的要求。但问题是：没有足够的肯定、支持和疏导，这批情操高尚的基层工作人员，能够挺得多久？他们是否也能成为救灾团体的支援和关顾的对象？

……  ……

海外团体不仅仅是在关注和呼吁，而且在默默地、持续不绝地在为灾区和灾民们做着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没有镁光灯和麦克风在他们面前晃荡，没有官位、金钱、名声在前面诱惑，所以他们的眼光和情怀是那样的细腻和温柔。

而他们，是看起来和中国大陆没有多少干系的外人。

他们只是凭着一颗人的良心做事情、想问题。

是的，建筑物倒塌造成的无数废墟，总有一天会得到清理。

但如果一个人孤独地站在心灵的废墟上，那他还有什麽可以期待的？

所以现在，惟愿官员们、专家们、媒体们，还有广大的大陆同胞们，都平心静气地想想。自然灾害是无可抗力的，也是难以预知的。尽管我们自己现在非常滋润，但说不定哪一天，灾难会突然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兔死尚且狐悲，人岂能不将心比心！用良心对待灾区和灾民，就是拯救自己的心灵废墟，同时也是提前在拯救未来受灾后的自己。

——四川灾区，现在亟待有耐心、有恒心、有良心的人们长期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