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年春运近，岁岁年年春相似。春运象一场**，消耗着时间、财富、心情。但如果把春运问题看作是运输部门一家的事，显然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春运问题的表象是运力不足，直接原因是“过年”团聚，根本原因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从而导致人员过度、集中流动。
决策层在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时所采取的策略基本上是财政转移支付和政策手段，这种手段会造成产业布局的非市场化行为、权力寻租等现象。权力寻租是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而非市场化则意味着收入和产出的衡量并不是最精确、合理的比较，公共政策的过多介入，使得吃政策饭的企业越来越多。
把大多数留在当地，是解决春运问题、留守儿童问题、交通问题、住房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无性婚姻问题乃至站街女的问题的一把钥匙。这当然不能靠行政命令，更不能靠二元化户籍制度。生活在北京的土著人及北漂对人口压力的感受相信比任何人强烈。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利用税收杠杆引导企业家的投资行为。比如，在北京某些产业，征收高于二、三线城市的税赋，自然会形成挤压效果，从而使得特定产业向二、三线城市分流，最终达到人员分流的效果；劳动密集型产业、较低端产业，则在二、三线城市实行低税政策。对于可以出现的一线城市GDP可能下降的问题：一、建议以居民的幸福指数取代GDP为主的评价方式；二、渐次缩减转移支付的比例，不主张鞭打快牛。
二、三线城市某些产业的低税率政策不是会影响财政收入呢？一、二、三线城市的低是相对于一线城市的高，其目的在于分流，而不于减税；二、地方财税政策既要防止杀鸡取卵，又要防止向中央买糖吃，解决之策有三：（一）预、决算制度及真正意义上的审核制度；（二）税制的审批和报备制度；（三）压缩转移支付。
总而言之，税制改革成为解决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钥匙。而核心在于：一、区域、产业的差别税率（包括个税）；二、降低、直至取消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政策；三、预、决算制度及其真正意义上的监督。
刘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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