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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最近《谈革命》、《论民主》、《要自由》，接着说《我的2011》，风暴式地引发了关于革命、民主和自由的话题；关于韩寒本人，也出现了各种各样议论，赞扬声讨揶揄惋惜之声不绝于耳。

这是奇特的社会现象：世界上大概从来没有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肩负着如此多的人的寄望；世界上大概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今天的中国人这样，如此大面积地把自己的精神寄望托付给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

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

历史原因是：中国人从来都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总是不由自主想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他人；现实原因是：当所有人都失掉（或者说被剥夺）话语权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意愿表达寄托给没有失去（或者说获得）话语权的人。

韩寒在恰当的时候出现在了恰当的时候，几乎是在完全出乎他自己预料的情况下，承担起了历史与现实分派给他的这个重要角色。

他很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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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再深究一下。

人，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有怎样的来历，怎样的作为，归根结底都是社会选择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人是社会的产品——希特勒是凡尔赛和约以后德国社会的产品，斯大林是列宁死后苏联社会的产品，晚年毛泽东是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产品，前不久去世的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是不懈追求自由民主的捷克社会的产品……这个名单可以排得很长，甚至可以囊括所有人类社会类型中的所有人物事件。

韩寒并没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仍旧是中国社会发展到当下产生出来的一个产品，这个观点，我在《韩寒的出现意味着什么？》（2010-5-22）一文中做了表述。我的确说过，韩寒的出现意味着致密的国家机器再也不是铁板一块了，某种有意味的生命形式找到了存活的条件和空间，但同时我们更应当强调，伴随韩寒出现的还有更多其他的人，韩寒只是其中的一个，不同点仅仅在于，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寄望，他的声名比他人更为显赫罢了。

如果我们确认韩寒是中国社会发展到当下产生出来的一个产品，那么我们也就有理由认为，我们谈论韩寒，实际上是在谈论整个中国，谈论所有中国人，包括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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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审视社会与人生的时候，一定能够发现一种现象：一切都在流变之中，我们今天真真切切看到的东西，有一天会化为乌有；我们涕泪滂沱滴拥戴的人，有一天会成为奴役我们的力量；我们称之为亲人的人，有一天会成为用卑劣手段加害我们的人；就连我们自身也会随着时光的延续变得陌生起来，不相信以前那个自己是现在的自己，更不知道明天的自己是不是我今天下决心要成为的那个人……这就是说，无论社会还是人，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所谓可能性，从哲学意义上说，就是与必然性相对的或然性。通俗说法是：事情不一定按照你所预想的路径发展，它会沿着自己的路径发生任何可能的变化。丘吉尔所谓“历史是由一个又一个活见鬼事件组成的”，指认的就是这种历史特性。我们也许就处在这些活见鬼事件当中，或者我们本身就是活见鬼事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社会和历史很多时候是浑浊的，尤其是在激烈演变和剧烈调整时期，历史初衷和历史结果之间，并非只有一条必然性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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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一个例子。

毛泽东20岁左右就坚定地认为“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可实际上这个志向高远的年轻人当时既不拥有国家，也不拥有社会，所以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最坚定的颠覆国家政权和反社会分子。1927年1月，毛泽东刚过34岁生日，就流窜到湖南省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煽动农民革命，“从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共32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用现在的观点看，活动十分猖獗。

作为这次流窜的结果，毛泽东为世人留下一篇关于革命的经典性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这篇文章中，你不仅会被一个革命者的革命激情所振奋，你更会强烈地感受到他对中国农民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赞美——你现在读得到如此漂亮的文章吗？读不到了！

就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为革命写下了我们经常引用的著名定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成了他前半生最重要的信念，他就是凭着这种信念投身于革命的。22年以后，也就是1949年10月1日，这个职业革命家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起了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我不评价这个世界好还是不好，更不涉及它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我只想从本篇文章的角度指认一个事实：建国不到10年，被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抬到最高统治者位置的毛泽东，曾经用自己的全部热血和生命热爱着中国农民的毛泽东，就用他自己言说过的暴烈手段，把中国农民数千年以来即使改朝换代和历经兵燹之灾也未曾失去的土地全部抢夺到了国家手中。

这不同样是一种可能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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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三个字一旦进入历史，就会获得魔力，就像被植入某种基因程序的蠕虫一样，在它的前后端衍生出很多让我们觉得陌生乃至于恐惧的东西。

我们仍然说毛泽东的可能性。

一开始人民觉得这件事不错——既然我们被灌输说我们实行的是公有制即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也就相信经过合作化的农村土地和工商业改造的城市资产都好好还在，我们并没有失去它们……这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就好像父亲把钱从儿子兜里翻出来揣到自己的兜里，然后说：“到时候我给你买豆豆吃。”儿子就笑逐颜开，死心塌地追随者父亲，很放心地等着吃豆豆。

这一等就是半个世纪，结果发现豆豆仍旧在父亲兜里，很大部分甚至都被父亲偷偷吃掉了，于是就上访，就自焚，就乌坎……你没有办法把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和以后分为彼此没有交结的两部分，这是因为，历史永远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当下收获的所有社会灾难，都源于1949年种下的种子……一句话，我们目前所承受的一切物质困顿和精神苦痛，都源于毛泽东的那个可能性。

当然，正像我前面强调的那样，这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可能性，它还是所有中国人（权力者，资产者，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小商小贩）的可能性，是整个中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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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人都在中国社会历史的江海中浸泡着，有人露出美丽的面庞，有人展现发达的胸肌，有人优雅地翻腾起美丽的浪花，有人动听地吟唱醉人的歌曲……只有历史大潮退去，你才可以看清谁光着身子。

这里说的“大潮”，差不多也就是革命了。

我们还是说韩寒。

有人问：“如果革命到来，有影响力的文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韩寒回答说：“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棵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的）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这是韩寒很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具有无比珍贵的价值。不到30岁的韩寒所显现的心灵和精神的形态，已经远远高过34岁的毛泽东——34岁的毛泽东从本性上说还基本上是一个反社会的歹徒，不到30岁的韩寒却对历史发展有了一种警惕和戒备的直觉。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感谢这个时代，感谢中国社会造就的这一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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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提出警惕专制的反专制，警惕革命的反革命，警惕民主的反民主还为时尚早，但是，对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做出预警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已经承受了毛泽东的可能性，承受了中国革命的可能性，我们已经刻骨铭心。我们不能再跨进同一条河流了。绝对不能了。

201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