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社论】
明天是总统大选的投票日,在这段竞选期间,各党候选人基于政见倾向或信息的完整性,对台湾经济的发展现况存在一些不同的解读,但其间的差异与虚实需予以厘清,以在正确的基础上推进经济施政。
首先是2010年9月生效的两岸经济协议(ECFA),三党总统候选人都认同其重要性,但并非人人都真正了解其价值。我国是开放程度非常高的国家,企业因应变局的弹性及竞争力也非常杰出,但受限于国际政治现实,我国不易与主要贸易伙伴签订享有优惠贸易条件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议(FTA)。因此,ECFA的签订可说是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列名早期收获清单的产品可立即享有关税降低优惠,也吸引其它重要经济体与我国加强经贸关系。例如最近日本和我国签订投资协议,除基于分散风险及长期贸易关系外,经由台湾进军庞大的中国大陆市场,即是重要因素;也是从2010年起,若干欧盟组织频繁与我国接触,新加坡与纽西兰亦表达与我国签订FTA的意愿。
此外,在全球化、自由化潮流下,台湾也已无法负荷实行封闭政策的成本。国际市场的竞争是无情的,若台湾停滞不前,其它国家会毫不留情地取代台湾。根据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研究,韩国与欧盟、美国签订的FTA对台湾会有冲击,但ECFA促成两岸贸易及我国与其它国家贸易投资关系的关联效益,有助于缓和这些冲击,甚至可以超过。这些都是ECFA的延伸效益,也可见ECFA在台湾向外发展经贸关系的关键地位。
另一项争议是对台湾经济表现的评价。在野党负有监督之责,批评执政党的政绩天经地义,执政者以具体数据辩护也理所当然,但有时彼此的论述南辕北辙,呈现两极,却也令民众困惑不已,实非应有的常态。经济发展是动态的,在不同期间有不同的经济与金融背景,要比较不同期间的经济表现有其难度,但从遭受危机冲击后经济体系的反应状况,仍可大致掌握该经济体的稳健性。
近30年来,台湾经济只出现过两次负成长,一是首度政党轮替次年、民进党执政时的2001年,因美国科技泡沫破灭而使实质国内生产毛额(GDP)较前一年减少1.65%;另一是二度政党轮替次年、国民党执政时的2009年,因金融海啸爆发,全球遭遇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为严峻且涵盖范围最广的经济危机,使GDP减少1.81%。由数字上看,2009年的衰退幅度高于2001年,但2001年时我国重要出口国美国的经济成长率仍有1.1%,而2009年时为负3.5%;欧元区龙头德国2001年经济成长率1.2%,2009年为负4.7%。以2009年面对贸易伙伴大幅度经济衰退的环境,而台湾衰退幅度较小,就经济表现的稳健度而言并不逊于2001年。
此外,在历经了2009年的衰退后,当国际经济复苏,台湾经济成长即强劲反弹10.72%,不仅高于2002年的5.26%,也超越同期间韩国的6.2%。三年多前的金融海啸被视为百年不遇,危机感直逼1930年代的大萧条,政府当时立即推动扩大公共建设及消费券措施,结合两岸直航与开放大陆人民来台观光等,发挥实时应变之效,引领台湾安度经济危机,但也不免付出公共债务扩增的代价,这是危急之刻的不得不然,民众虽能谅解但政府不可视为理所当然,须在危机过后予以补正改善,以健全国家财政,稳固经济发展基础,并储备未来应变之需。
还有,这场金融海啸让政府忙于应变,既有的产业发展方向或步骤也不免延后、改变,甚至迷失,不只部分产业陷入困境,整体产业发展的前景也变得模糊。因此,无论谁当选,都须面对发展产业并重建再成长动力的课题,这将是台湾经济最严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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