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馬英九及其執政團隊上任兩個月來，既需穩住國際原物料上漲、通貨膨脹的險峻形勢，又得分神撫納島內、且主要是黨內所釀起的政潮；而兩岸互動的積極轉變則又牽動著與區域戰略平衡的微妙變化...面對排沓而來的考驗，這個新班子不免顯得腳步踉蹌。“閣揆”劉兆玄都不由得感嘆“根本無暇打正規戰，都在打游擊戰！”。據台湾在野黨公佈的民調稱，新政府的支持率已下滑到四成；台股指數更從9309點一路衰跌至7000點關卡附近，市值蒸發了3.5兆新台幣。儘管兩岸關係，這個被台灣新政府視為解套長期困境的關鍵問題，已經大跨步地走向和緩的方向；但開放、協商與經貿交流正常化措施的漸次開展，是否能將選舉中所承諾、描摹的遠景逐一落實，並化解島内其它疑懼躊躇的思慮？其過程中，存在著哪些可能浮現的機遇和衝擊；究竟，從理想到實踐的距離有多遠？或許，我們可以從台灣新政府這兩個月所走過的阡陌軌跡中，找到一點線索。

馬英九"退居二線"‧“府”“院”黨腳步踉蹌

邱吉爾曾說：「領導人別把自己淪落到窮於應付日常事務的境地。」

或許正是出於這種希望保留更多餘裕，以思索長遠方向的願望，讓馬英九甫就任即宣佈未來自己將“退居二線”，將日常施政的研擬、推動與溝通之責，交付給直接面對“立法院”監督的“行政院長”劉兆玄執行，並認為“這是一種更尊重‘憲政體制’權責相符原則的作法”。然而，作為一個由七百多萬票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卻斷不能因而迴避掉民意對其角色所投射的高度期待，以及對一切施政良窳概括承受的壓力。在 “為”與“不為”之間，馬英九的火候拿捏仍欠精練。

自勝選以來，馬對國民黨系統的疏離和切割，固有避免外界“一黨獨大復辟”疑慮的考量；但馬卻始終未能平撫黨內和民意代表的失落。當行政部門在推動法案與解釋政策時，亦未見對立法部門和黨籍“立委”展現出“足夠的”耐性與尊重。七月初“立法院”對“監察院”行使“監察委員提名同意權”的表決結果，使“監察院副院長”沈富雄和其它三位“監委”提名人遭到否決，適足以讓馬與外界充分見識到黨內異見的波湧。一些黨內人士批評道：“馬英九想當全民的‘總統’，卻以摒斥黨員同志參與決策為方法，根本顛覆了政黨政治的原理”“別忘了，新政府若表現不好，明年地方換屆選舉，付出代價的還是國民黨、不是馬英九。”

這一切期待、授權與壓力，作為“憲政體制”下“最高行政首長”的劉兆玄其實並非不懂。

他曾賦詩“既生黃山巨石上，敢傲夢筆方是松”以自勉、曾在李登輝的壓力下執意推動電信產業自由化、曾對外賓闡釋自己的工作就是“management of complaint(管理抱怨)”，但此番劉兆玄的行政團隊體察民氣、說服民意的能力卻頗顯疲弱。舉凡釣魚台撞船事件發生時的應變交涉、拋出興建東部“蘇花替代公路”的政策闡述，官員的態度和口徑都在輿論爭議的煙霧裡幾經更迭，使當局自陷於誠信的危機。兩個月來，更已有數位高官因諸如“股市上兩萬點是‘玩笑話’”“這次農業損失只有兩千萬‘而已’”“疫情控制不了，那我們要祈禱”等失言向公眾致歉。在這個對政治修辭既重視、卻又本能地將之解構透析的島嶼，人民的心態和政府的言行恰在錢穆所言的“以期望與信託為重心的東方政治”與“以監督和契約為精神的西式政治”這兩個維度之間躊躇拉鋸。

從去年底國民黨在“立法院”奪下近四分之三的席次以來，“完全執政、完全負責”即成為該黨向台灣人民的訴求與承諾。然而，新一屆“立法院”開議以來的半年，國民黨自己提出的59個優先法案，竟只通過了5個。相較於繁複縝密的立法工作，“立委”們的興趣更多地體現在政治效果較高的論戰、人事審查與質詢之上。對於外界批評“立法院”怠惰的指責，“立委”則反指“行政院”推動、遊說法案的工作不夠積極，甚至還不如民間業者。而由前政府提出、留在立法院待審的法案，也有必要隨著執政黨輪替予以整理編修或撤回。在“依法行政”的政治運作中，若相應的立法進程不能加快，則行政部門擘劃的活絡經濟、照顧弱勢、健全財政等遠景，就只能徒留畫餅。

  而上台以來，舉凡對“立法院”中黨籍“立委”的協調不力、若干官員持有外國居留權的爭議、所提名“監察院副院長”“考試院長”人事案所蒙受的巨大衝擊、對釣魚台撞船及馬達加斯加台商遇難事件遲滯的應變和處理、對物價上漲的控管節奏、以及使每個股民平均損失近80萬台幣的股市跌幅，均是讓馬英九個人威信和其劉兆玄所率的行政團隊能力備受質疑的主要原因。

雖馬英九在選舉過程強打經濟牌，並提出“633承諾”，即經濟成長率6%、人民所得每人每年3萬美元及失業率降至3%，然而近來險峻的國際經濟形勢變化，已經使“馬上就好”的號召，迅速轉趨保守。尤其在全球性通貨膨脹的趨勢下，許人質疑馬英九以擴大公共支出以刺激景氣的“愛台十二建設”是否將更近一步地推進通漲。據“十二建設”規劃，未來八年官方將出資883億美金、並從民間引資433億美金，完成包含重大交通建設、知識及產業創新、都市更新、農村再生及區域運疇中心等重大目標。
在台灣經濟發展歷程中，這種雜揉著政策規劃導向與調動民間積極性此兩種元素的發展模式和行政思維，其實有其脈絡可尋，從1973年蔣經國所提出的“十大建設”、90年代初李登輝提出的“六年國建”、乃至於民進黨時期提出的“兩兆雙星”“大投資大溫暖”等，均有政策引導的濃厚色彩；而台灣煉鋼業、石化輕油煉解和IC設計產業的起步，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發展起來。不過，若仔細檢視此種政策導向的擴大內需建設其迫切性、成本效率和執行結果，除開高}公路、煉鋼業、石化業等成功而使人印象深刻的事例外，大部分成效不彰或政隨人息的項目則多為人所淡忘。究竟，馬政府的這帖藥方能否能更多地帶動質量的變化、還是刺激數量的增長？島內就有意見指出，馬政府將“愛台十二建設”賦予如同當年“十大建設”抗擊石油危機的任務，犯了邏輯上的錯誤。如台灣經濟學者馬凱認為，政府一旦強力主導重大公共投資、強力吸納資金與人才，反而將對民間投資的資源產生排擠；造成在公共投資週期結束後，民間投資無法有效銜接上來的窘境。且以往的石油危機，係由單一原物料起漲所引起；但這次全球性通膨卻是中國、印度等人口大國消費需求擴張的結構性改變所引起，性質頗為不同。
此外，除開外}因素的牽引，內部因素諸如地方利益與全盤規劃之間的矛盾，和政府在規畫時掌握稅入和財源的精準度,亦有待檢視。例如在選舉過程中，馬英九曾經承諾的降低營業所稅、負所得稅制補貼、取消企業保留盈餘、調降遺贈稅等各項措施，都會立即使稅收減少，即便2009年底，作為台灣產業政策重要引導的《產業投資促進條例》即將到期，但仍有若干原獎勵內容被保留，甚至在節能、研發領域的投資，其減免優惠還有擴大的可能。如何在諸如“愛台十二建設”“一千億台幣地方重建基金”“四百億台幣觀光基金”“五百億卓越大學計劃”等重大政策支票下填補財政缺口，將是馬政府另一重要課題。一個顯而近的例子是，“行政院”為了穩定物價和擴大內需，在上台後提出了台幣一千一百餘億的追加預算，並擬以中華電信釋股為彌平缺口的主要手段。然而該公司釋股卻已在“立法院”被朝野聯手反對達六次，最好僅能以舉債來支應。足可見當局在規劃與實踐可行性間的認識，仍有相當落差。又如，一度在前政府時期被評估暫緩興建的新竹縣生醫園區規畫案，在黨籍地方首長與民代的遊說奔走下，又在七月初被重新啟動，列入“十二建設”之內。而相對的，由桃園縣政府和桃園縣籍“立委”所推動，意在使桃園機場及周遭範圍的人貨通關入出境、土地徵用、稅額減免均呈“特區化”的《國際機場特別條例》，則在“行政院”意願的主導下被迫刪減許多重要的條文。未來，這種各地方利益取向與島內全盤規劃的方案之間，是否真能充分契合協調、或僅因選票考量與“立委”席次減半後形而膨脹的個別人情壓力，被迫將不盡孚效率的支票“兌現”？馬政府的施政風格還有待觀察與檢驗。

     自三月台灣的選舉結果產生以來，“兩岸關係出現了重大的積極變化”。4月12日胡錦濤與蕭萬長在博鰲會面，使兩岸在新時期裡求同存異、創造雙贏的基調確立；5月12日四川特大震災後，台灣民間與業界皆對災區湧現了巨大的溫情；5月28日，胡錦濤與吳伯雄的晤談，促成了海協、海基兩會協商機制重啟；6月13日，兩會在北京正式復談，簽署了週末包機與大陸觀光客赴台的協議，並於7月4日正式執行。6月26日，台灣方面宣佈核准在香港掛牌(除開在大陆注册、且陆资持股逾20%)的企业可赴台進行第二上市；6月30日，台灣開放人民幣的兌換；七月中旬，台當局醞釀將企業赴大陸投資額度最高不得超過公司淨值40%的分級管制統一鬆綁至60%，而總部設在台湾者則完全不設限。據台“經濟部”統計，此舉可望使目前160餘家“超限”的廠商受惠，而總部在台灣的599家企業向全球佈局的路徑也更加暢達。此外，台金監與經濟部門亦可望取消企業在境內外募資不得投入於大陸的限制、並著手研擬開放大陸企業赴台設立分公司的相關配套。

兩岸兩會下一輪的對談，擬於奧運會後在台北舉行，並協商台湾業界普遍關注的海運直航問題。

2007年，台灣與大陸及香港之間的貿易額已達到1300億美元，逾十萬家台灣企業在大陸投資超過2000億美元。其中台灣從大陸獲得貿易順差逾420亿美元，大陸佔台灣出口貿易依存度的30.4%。

海峽上空風生水起的蒸蔚，著實使台湾這個熱汽球的氣囊鼓了起來；但是，這股氣能支撐它飛得多遠、飛向何處、又將如何著陸，則非每個人都有篤定的答案。正如同選舉前夕，兩批台灣年輕人在網上的一回經典論辯所稱“你們不能用自己的意識型態和仇恨綁住我們的未來”，另一批則說“你們也不能憑自己的想像就貼過去，逼我們全都跟著你賭一把”

若細緻爬梳台湾內部的脈絡，其中一部分人對兩岸開放持疑懼態度的緣由究竟是什麼，這種心態又有何轉變之可能？

過去，對台湾政治板塊“北藍南綠”的理解很大成分都歸因於省籍與統獨立場之上。然而，這種理解卻容易忽略掉另一條重要線索--階級。從階級角度來看，一部份擁有專業技術、投資能力、貿易資本或較強國際移動能力者，自然歡迎兩岸間開放的趨勢，並可望乘著這股浪頭向上搏擊；但另一方面，從事小農生產的農民、或在產業鏈中提供密集勞力的勞動者，則極有理由擔憂一旦大陸農產品輸台後的所需蒙受的價格衝擊、工廠播遷至大陸後的下崗問題，更遑論大陸人才赴台後的激烈競爭。這也就是何以兩岸人力要素開放流動的倡議，在島内反應呈現截然分歧的背景。不過，在過去的四五年間，台灣產業結構的改變與大陸綜合實力的增長，牽動了島内意見的變化：隨著勞力密集工廠外移的勢頭趨緩，加上大陸消費能力的擴張、對境外投資的步伐加大、以及大陸逐步授予台灣人民及專業人士在境內與一般公民相近或相同的法規待遇、應考資格等，使得預期自己能成為開放後“受益者”的人數高過了“預期的受害者”，也決定了台灣的選擇方向。

至於未來，台灣當局是否有一套兩岸新形勢下的發展路徑圖、其先後緩急的選項又分別有哪些？台湾大學政治學教授朱雲漢向《財經》分析道：“加速經貿領域的全面正常化應是首要之務，其次則是在政治和國際空間中減少摩擦與碰撞。而軍事安全的互信機制乃至於武裝裁減，則可能是比較遠期的議程”。朱雲漢表示，台灣當局應在政策面提供解套與後援，讓台商在大陸市場上“至少能與日、韓廠商站在相同起跑點。不要讓台商像是在跑障礙賽”，而政府的佈局往往更常為民間勃發的需求與動能所牽引。待雙邊依WTO框架，將投資環境與財產權保障協定、證照認證與服務範疇開放等條件落實之後，才較有可能去商談一個更全面的合作協定。

馬英九在日前接受德國媒體專訪時稱，台灣若想要成為區域轉運中心、東亞的樞紐，則不可能缺少與大陸之間的便捷交通。馬英九表示，與大陸維持良好的關係，只是加強台灣與世界接軌計畫中的一部分。也因此，台灣必須為外國公司廢除許多不必要的法規及限制，把我們開放給全世界。談及近日開啟的赴台旅遊，馬英九說“希望大陸旅客的到來能夠減緩我們的失業問題”“相較之下，其利益將超越潛在的風險。” 關於對兩岸前途的看法，馬總結到：“我是單純的務實主義者”“人民了解自己的需求。如果他們對與大陸在政治上統一不感興趣，沒有任何政治人物能夠強迫他們。”“維持台灣既有狀態不僅對台灣及大陸有益，對美、日也都有益。”

在兩岸發展新形勢下，就台灣在區域戰略平衡中的自我定位問題，朱雲漢向《財經》分析到：可以想見台湾當局仍會持續“細緻地去了解美國的感受”，事實上美國也並不反對兩岸在經貿合作上加強連結。華府、北京、台北乃至於東京，各方都需逐漸適應這個新氛圍，“台灣要避免讓任一方感到突兀。”並且要善用自己和各方都說得上話的優勢，說服大家“倘使兩岸好、其實對大家都好”

作為一個地理上位處東亞輻輳，歷史軌跡裡又積澱著同大陸、日本與美國種種淵源的島嶼，台湾要如何由打通兩岸間的塊壘、落實其融入東亞經貿整合的目標，仍有待兩岸全體人民的努力、胸襟和洞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