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大学生为什么爱国？

80年代，不论我的中学还是大学教室黑板上头都有大字横幅上写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那时我为条幅上的字而激动，觉得自己的行为也与此匹配。

前天无意中发现了读研时同届中文系的满素洁在美国写的小说《谁的天堂》，顺势浏览了她一篇博文，于是就记起她在国内时的事来。那时她和我同所学长孙延钊新婚后住在首师大，我们都叫她阿满，一次我有事路过，他们请我吃炖萝卜。宿舍里非常挤，满素洁说孙延钊教研室的领导照顾他们，晚上睡办公室的桌子，只要在同事们来以前摆好桌子就行。他俩给我说这些时，很幸运很幸福的样子。这种感觉是有道理的。当时我带着两岁半的儿子住学生宿舍，上图书馆借书都得到各个宿舍找人托孩子，他们尚没有孩子晚上就有个夫妻睡觉的地方，可不是很优越吗？在黑乎乎的宿舍里，阿满翻出她的笔记本一首首对我朗读她的诗，一首又一首，虽然我觉得写的一点也不好。阿满后来好像申请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我们都很平静。80年代的大学生出国，只要有这个打算，几乎没有出不去的。我们没有出去，真的认为自己的国家很可爱，未来很美好。

这种情感具体到我自己身上，有两个细节至今怀恋。

第一次是我高考落选之际。我是少数民族地区考生，出生在那里受教育在那里，地区落后不是我造成的，可高考录取线却比少数民族考生高出170分，结果我以全县第六名的成绩落选了。愤怒之下，一封情绪激昂的讨伐信直接寄到了武威地区教育处，声讨民族政策和官方失误。其实过了就过了，没几天就拿起课本准备再战。不料几天后我收到了地区教委主任公整的亲笔信，对我解释民族政策，说当年我要上线也是普通院校，认真学习次年可以上重点大学。结果真如他所言。我觉得官员非常可爱。

第二件事是89年我考研后怀孕了，导师为我争取到了延迟一年再读的机会。父母双亡、老公也是在校生的我走投无路回到了以前工作的中学谋求出路。我是统招生，户口早已转走，毕业也不会回到那所中学，按理说我的困难管不着学校什么事。空降到那里去校长室，校长郑长发犹豫了一会，帮我在校医室申请生育指标，又将去上海外国语学院进修的同事的宿舍借我一年。因为没有生活来源，我用北京上车时同窗凑的零钱给省教育厅打电话，一层层转下去到了一个他说能管点事的男人那里。听了我的哭诉，他说一个西北女孩能到北京读研就不容易，一定为我想办法。第二天就通知我可以在原单位上班。我说谢谢他，他说要谢谢党和政府，将来好好学习，报答党和人民。我觉得校长、官员、政府都是可爱的，就应该好好学习报答他们。这些点滴，都是我们深爱祖国的理由。

有意思的是，在阿满的博文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她说总犹豫是不是回来。一次带两个女儿去参加一个活动，女儿要台上装饰的气球，他们夫妇反复解释那气球的用途，想说服孩子放弃，可操办方很温和地把气球取下来给了孩子。这个细节影响了她回国的情绪，就像我经历的上述细节影响了我那时对国家的深爱而放弃出国的努力一般。遗憾的是，她所依恋的是一种常态，我所记忆的却成了奇迹和传说。当我们的官员发展成截访迫害主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时，我们已经迈入中年，对改变自己的选择力不从心。如何报答国家也成了一团迷雾，找不到努力的方向。祝福同窗阿满，在那好好呆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