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能搭救经济吗？

经济学家议政治是20世纪中后期的新鲜事。源于二战后形成的冷战局面。或者说，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将衰弱经济，只有政治可以搭救经济。苏联的军事帝国崛起，发出解放全人类的呼声。美帝国主义“生食小孩”的宣传在柏林墙连长城的封闭中，唱起独角戏。

西方的经济学家纷纷放下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开始分析马恩列斯毛的理论。《资本论》是一本福利分配的经济专业书，立足于与商品交易无关的生产者的劳动价值评沽，被政治活动家用于宣传煽情，夸大了福利分配不公造成的金融危机作用，被列宁用于武装爆动的纲领，把革命局限于“面包会有的”福利分配层面，结果造成了1991年的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应验了经济学家熊彼特的预言：社会主义因经济失败而不是经济发展被杀死。至此，西方政治学在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的理论充实下，完善了福利分配方案，用民主预算的管理方法监督政府的汇率政策，解决了资本危机周期率。

如果一定要将费边学社归于马克思主义，那么，凯恩斯主义用社会主义救了资本主义。

熊彼特用“社会主义管理资本主义”定义帝国主义，保罗，克鲁格曼用进步主义定义新资本主义。2008年美国犹太人，美国第十三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1926年3月6日－）定义为福利主义。

戈尔巴乔夫的伟大贡献是第一次在军政府专政国家用和平解体完成了民主制转换。东西德和平统一和中国一国两制都涌现了对话的文明的冲突形式。

经济学家在福利与货币关系的研究上，找出了政治搭救经济的办法，首先停止对别国的武装干涉，然后进行和平对话谈判。货币洲际联盟代替单一美元国际货币。

目前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分天下局势己初步形成，意识形态的争议已被搁置，欧亚美三洲的各自联盟又互相渗透。很难判断一国的经济变化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欧美金融危机中新兴国家反而可喜增长，中国经济减速，欧美可能少些争论。

英国《金融时报》 吉密欧说：“可是近10年来，中共一直是基于一个假设制定经济政策的。这个假设是，8%的GDP增幅，是防范出现可能危及一党制的社会不稳定的最低要求。随着经济逐步减速，政府似乎在反思这个公式，尽管上述根本假设不在反思之列。“其实，中共维稳与经济增长无关，西方媒体用西方思维分析中国是不了解国情的。中共维稳之法是沿袭秦制：一禁言，不讲动乱的话。二补贴农民。

禁言之举我就不多讲了。

2011年中国农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11%，首次超过城市人均收入实际增长(8%)，并且是连续第5年超过8%。

中国13亿人口中，农村人口占一半左右，如果算上城市里的1.6亿农民工，这个比例会更高。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农村人均收入只有城市水平的三分之一。但这个统计忽略了比重可观的隐性收入，因而也忽略了部分购买力。据《中国投资参考》(China Confidential)估算，中国农村约有3亿掌握可支配收入的消费者。农民工薪水在2011年期间上涨了20%。他们汇回家乡的钱，推动了农村人均收入的上涨。农民的组织程度也有所提高：土地使用权转让金（直接出售是不允许的）在2011年提高了15%。这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率，也为那些不再务农的土地使用权所有者提供了创业的本钱。加上农村居民在城市消费的估计值，农村居民总消费去年占中国产出的大约十分之一。

八千万党员加上家属共2亿人口走上了先富的行列。1，6亿农民工加上留守的家属共5亿人口，全国过半数以上的人口受益于新政权，经济增长只是任期中的官员的党内争职的资本，若党内班底不争吵，经济状况与政治稳定没有关系。因为政府有充足的储蓄应对低福利的农民。

与中国经济较真的不是欧美，也不是党内，而是党外运动，尤其是两岸关系。可以说，中国的GDP是做给台湾看的。

政府强大才可以压住台独。

有分析家指出，台湾大选看两岸关系，连美国大选都与中国经济有关。由于中国的体制，GDP不反映利润只反映政府功绩，中共为了超过台湾，必须高速增长经济。而增长GDP以“保值”为准，故只要对岸加压，中共就印人民币注资央企买国外产值加到统计表上，“统计在中国，利润在国外”。这才是中国的政治追求。而不是国内的稳定。中国经济增产与政治稳定无关，与两岸关系有关。

这种竟争一直延续到两岸统一。中国农民的温饱已经解决并能补贴一些福利，稳定50年不会有问题。

我家在农村，纵现中国历史和世界史，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平稳和谐温饱地把中国农民引进了城镇。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51.27%的中国人口（约6.91亿人）居住在城镇。这个比例在2010年为49.95%。英国和美国的城市人口分别在1851年和1920年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镇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快速发展的城镇地区的就业机会正在吸引中国人定居城镇。

美国用政治搭救经济。中国用经济搭救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