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少女的意外死亡

權力變成政治行動的本質和政治思想的中心，是因為離開了他應該為之服務的政治社群。
——漢娜·阿倫特

7月2日，李樹芬的遺體再一次被解剖。自從這個17歲少女的屍體在6月22日凌晨從西門河中撈起後，這已是第三次驗屍。這一次是在她的家門口，貴州省甕安縣玉華鄉雷文村泥坪組。省城法醫的檢驗持續了2個多小時，李樹芬的父親李秀華、姨媽羅興菊及村民代表李成華見證了全過程，並在檢驗筆錄上簽名。

第三次驗屍，是貴州省政府對彌漫在甕安縣的憤怒和全國性的猜疑的回應。四天前，也就是6月28日，上萬人聚集在甕安縣街頭。一開始，這只是幾百人的小規模游行，李樹芬的家人和一些中學生，他們都相信，李樹芬並非如警方所裁定的僅僅死於溺水，其中另含隱情，它明顯涉及了地區權貴部門的包庇。對於死因的猜測，在過去的一周中正在縣城裡瘋狂蔓延，很多人參觀過李樹芬家人頑固的用冰櫃保留的遺體。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他們或許無法判斷李樹芬的確切死因，但毫無疑問，政府的話不值得信任。而在一周的時間裡，政府的相關部門對於死亡、疑問與謠言，表現出一貫的傲慢，並無意澄清各種謠言。

騷亂的人群、政府大樓的濃煙的照片在互聯網上立刻廣泛流行，它震驚了世界。中國正急於給世界呈現自己的嶄新形象，她不遺余力的舉辦歷史上規模最宏大的奧運會，以展示取得的繁榮與進步；四川的大地震激起的同情與悲情，則暫時遮蔽了人們對它的懷疑與指責，這個國家的內部似乎也達成了一種諧調……

但是甕安這一幕，撕破了驚心營造的和諧。盡管過去的十幾年中，地方的群眾抗議，早已是日常政治的一部分。抗議的人群有時是破產國有企業的職工，有時是田地被占用或是被村裡惡霸欺壓的農民，有時是被強迫拆遷的住戶……他們都是中國滾滾向前發展的犧牲品，很少有人注意他們對生活的期待被碾在車輪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沉默而忍耐，若非情勢所迫，他們不習慣和人發生沖突，尤其是當另一方面代表著權力時。他們能夠表達自己不滿的途徑很少，他們沒有自己可以依靠的組織，沒人能替他們說話，他們獲取信息的渠道也很少，被習慣性的忽略或被粗暴對待，使得他們既沉默忍耐又偏狹頑固。很多時刻，幾人結伴坐上火車到達北京的信訪辦，交上厚厚的材料，是他們唯一的辦法。他們有時也選擇前往中央電視台的門口，因為他們知道如果電視台報道了他們，他們遭受的不公與冤屈可能被昭雪。前往北京的道路也經常崎嶇不平，地方警察的重要任務之一是防止這些上訪者抵達北京，如果他們抵達了，也要用各種手段盡快將他們拉回家鄉。對於地方官員來說，這些上訪者，代表著不穩定因素，可能摧毀他們的官場前程。

當一個國家的統治階層的政治信念崩潰、政治智慧干涸時，他們經常借助各種空洞口號來維持治理的延續。在我們的時代，“穩定”或許是最常被使用的一個，它具有一種想當然卻含混的正確性。只要你稍微列舉出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暴動、軍閥混戰、外族入侵，還有“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的俗語，似乎就自然推導出“穩定壓倒一切”的結論。它被用來遮掩我們時代的深層的政治危機——政權的合法性危機。

暴力革命、給予不同人群種種玫瑰色的許諾賦予了政權最初的合法性。當這些合法性被一次次摧殘人性的政治運動、大饑荒所消耗殆盡時，經濟增長成為了另一貼安慰劑。但是，伴隨著貧富差距的增加，它的弱點也隨之而來——物質增長無法一直持續下去，缺乏政治與法律的保護與制約的經濟增長經常是極度失衡的，它刺激了人們的不滿，它也不能滿足人們更深層的需求，它經常也是一種行賄，用物質來交換人們的靈魂。

統治階層必定深切的感受到這種正在晃動的合法性。但是，他們卻不知道、或許也沒有勇氣應對這一切。只有很少人在溺水時，仍保持鎮定，平靜的身體更容易漂浮，等待救援者，大部分人則拼命劃水，以至於以更快的速度下沉。同樣的，在面對危機時，只有最有智慧、最勇敢的人，才能面對自身的困境，做出大膽的新嘗試，大多數人經常是徒勞的加倍恪守老辦法。所以，明明是一場政治與社會危機，政府仍期待用經濟增長的方式來解決，明明是已經失衡的社會，當局仍在用延安流傳下的宣傳戰術來營造出和諧的表面。這只加劇了問題的復雜化，問題可以被掩蓋與拖延，卻無法自動解決。

對於穩定的看法也同樣如此。不穩定是因為這個國家缺乏健康的社會組織，政府與公眾之間缺乏雙向的溝通機制。即使沒有民主選舉，自由的媒體、健康的社區組織，仍可能為公眾與政府之間架設溝通橋梁，它們可能表達不滿、釋放憤怒，共同尋找解決方案。這種是一種建立在動態系統上的穩定，它不會帶來僵化。

與它相對的是一種靜態的穩定。這是一種偏狹的穩定——人們在思想與行動上保持一致，尤其是下與上保持一致，沒有差異與爭論。這樣的模式或許在一個靜態社會可以維持一段時間，但是它的後遺症卻也同樣顯著。這經常導致了官員用高壓的方式來對待任何不滿，穩定是壓倒性的政治目的，是地方官員最重要的政治成就。

對於這種偏狹穩定的熱衷，是此刻中國政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表明政權正面臨的脆弱性，這種脆弱性一方面來自政治信念的坍塌，另一方面則來自統治能力的衰退。這兩方面在目前官員普遍存在的人格與能力上的坍塌，都有著最顯著的表現。當政治信念消失時，政治生活立刻變成了赤裸裸的權力追逐，而當權力由只是來自上層的任命、而非所服務社區的認可時，權力則腐爛得更快。

在面對壓力時，公眾一開始因為無力的忍讓，並發展出一套嘲諷、玩世不恭的哲學，但當長期積累的憤怒決堤時，它經常是澎湃而不可控制的。

於是，這種穩定像是一個潛在的中風患者，他在前一刻還健康無礙，但突然之間血管被堵塞，他陷入了癱瘓。

甕安的上萬人的集會，沖擊政府權力機關，是這樣一次突然中風嗎？它的引人注目之處，不在於少女的神秘死亡或是公眾表達了不滿，而是它的規模，它的時機，它的嚴重程度。地方政府在整個過程中表現出的遲緩、傲慢、無能，是目前中國政府衰退的統治能力的一次顯著的釋放。這個體制看起來正在把一些最無能、最沒有勇氣的人挑選出來，行使國家權力。他們平時借助權力有一種不可一世的傲慢，而真當需要他們挺身而出捍衛這種權力時，他們又是如此的怯懦。

甕安的示威群眾或許為未來的地方示威者樹立了新的典范。只要他們的人數足夠多，作風足夠勇敢，引起足夠多的媒體注意，更高級的政府就將以更嚴厲的方式處罰地方官員。互聯網正在幫助中國形成一種巨大的民意，它可以變成一種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它也很容易造就一個非黑即白的沖突世界，你過分輕易的選擇立場。就像在甕安這場事件中，關於這個少女死亡的更復雜的可能性、人生的不測性，被迅速忽略了，人們甚至不顧事實，立刻強調這是一個巨大的陰謀，關乎弱者和強權的斗爭。在《中國新聞周刊》錢真出色的報道裡，你可以看到圍繞在李樹芬死亡周圍，不只是對生命的歎息，同樣是貪婪與利用。而至於一個少女的死亡為何發展成一樁大規模游行，這其中除去甕安縣的民眾久久郁積的對政府、對警察系統的不滿，同樣也是一次群眾心理學的展示。人群給予每個人一種虛假的權力感，並加速了他的非理性。所以，那些迅速歡呼甕安人民的勇氣，把他們視作抗擊暴政的英雄的人們，可能簡化了問題。這種力量，在絕大部分時刻，只是一種破壞力，而絕少轉變成建設力量。

緊接著甕安事件的是來自上海的一起同樣讓人震驚的事件。7月1日，一名年輕人用一把短刀，闖入上海市閘北區公安分局，連續捅傷9名民警和1名保安，最終造成了6人死亡。這則新聞激起的最初社會反應，不是憤怒與震驚，而是荒誕。代表國家暴力機器的警察局，竟如此的不堪一擊。這種權力制度下成長的個人，竟然如此脆弱。

我們該怎樣看待兩樁新聞事件？僅僅從中看到一個政權衰退期的荒誕與脆弱嗎？這種嘲諷性的言論已四處迷漫，很多人已迅速而鮮明的表明自己的立場，支持甕安的民眾，對於政府表示憤慨，並且大聲呼吁惟有民主才能解決問題。

但除此之外，我期待人們能夠看到這個國家面臨的更深層困境。我們的國家逐漸變成了傲慢無能的權力和憤怒而偏見的民眾的結合體。它們都在一刻不停的制造情感與理性上的荒漠。在這片荒漠上，人們無法公正的思考，有理性的分析，富有情感的理解他人……人們拼命表達自己的主張與憤怒，卻很少自省。

在甕安的事件發生後，我進入過翁安縣政府的官方網站——甕安在線。它的頭條新聞仍是2006年10月18日發布，標題充滿黑色幽默——“讓世界聯想甕安”全國網絡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