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王维江博士的一篇专论，功力极深，在此供大家阅览

文／王维江

[摘  要] 中法战争前后盛行一时的“清流”称谓，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被人一劈为二，变成了两个称谓：80年代的建言者和他们的活动被称为“前清流”，90年代的则被称为“后清流”；而一入民国，“清流”不再分辨前后，合而为一，被换上了“清流党”的新标签。这一称谓演变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

[关键词] “清流”；“清流党”；公众舆论

有些事件历时愈久，愈是引发出人们谈论的兴致。而此类事件喧腾人口的过程，恰好也是其称谓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时候。比如中法战争前后盛行一时的“清流”称谓，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被人一劈为二，变成了两个称谓：80年代的建言者和他们的活动被称为“前清流”，90年代的则被称为“后清流”；而一入民国，“清流”不再分辨前后，合而为一，被换上了“清流党”的新标签。从晚清的“清流”到民国的“清流党”称谓演变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呢？

一  《孽海花》里的“清流党”

中法战争前后那场热热闹闹的建言活动，在当事人的日记、笔记和书信里，使用的都是“清流”或“清议”，有时用来指奏折议论，有时指建言之人。建言活动的参与者、反对者和旁观者莫不如此。^①在进入20世纪之后，“清流”一下子被置换为“清流党”这一新称谓：

今日参督抚，明日参藩臬，这回劾六部，那回劾九卿，笔下又来得，说的话锋利无比，动人听闻。枢廷里有敬王和高扬藻、龚平，暗中提倡，上头竟说一句听一句起来，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个个惊心，他到处屁也不敢放一个。&S943;&S943;还有庄寿香、黄叔兰、祝宝廷、何珏斋、陈森葆一班人跟着起哄，京里叫做“清流党”的“六君子”，朝一个封奏，晚一个密折，闹得鸡犬不宁，烟云缭绕，总算得言路大开，直臣遍地，好一派圣明景象，话且不表。却说有一日黄叔兰丁了内艰，设幕开吊，叔兰也是清流党人，京官自大学士起，哪一个敢不来吊奠！衣冠车马，热闹非常！^②

这是小说《孽海花》里第五回的一段“热闹非常”兼冷嘲热讽的描写。其作者是当时积极参与反清活动、与章太炎共组爱国学社的金松岑，曾朴是从第七回起续写的。文中提到的厉害的笔杆子“庄仑樵”，影射的是张佩纶。翻一翻《孽海花》书后附录的人物索隐表便知晓：“敬王”指的是奕訢，“高扬藻”指李鸿藻，“龚平”指翁同龢；其余依次为张之洞、黄体芳、宝廷、吴大澂和陈宝琛。该小说是在留日学生强烈反清的背景下出现的，金松岑是经历了言论自由后返国的带有政治激情的年轻人，他的“清流”故事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在当时的日本留学生界，结党结社如同家常便饭，给“清流”加个“党”自然符合现实语境。

今天的历史学家很容易找到此段文字中的破绽：恭亲王奕訢与李、翁不是同路人，他和李鸿章一起，常常是被“清流”攻击的对象，不可能是“清流”的后台老板；中法战争时，一封白简将他赶出军机处的正是著名的“清流”人物盛昱； “六君子”之说也不知从何说起，从来没有人称呼“清流”是“六君子”，只有郭嵩焘对“清流”有过“松筠十君子”的说法。^③或许这一称谓脱胎于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的“六君子”称谓。如果是这样，倒是可以反过来证明作者是以后来的语境来套写前人的故事。上述引文让人觉得不可理解的第三点是，黄体芳已经被算作是“清流党”的“六君子”之一，紧接着又重复说他是“清流党人”。这些破绽显露了作者对半个多世纪发生的故事不够熟悉。

^①“清流”称谓变化过程的考证，请参见拙作《谁是“清流”？——晚清“清流”称谓考》，《史林》2005年第3期，第8-14页。

^②曾朴：《孽海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5-36页。

^③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4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无所谓，反正“醉翁之意”不在复原历史。如果说晚清同时代人笔记、日记和书信里的“清流”故事多是掌故，那么，《孽海花》里的“清流党”故事矛头所向，则是当代政治。这一点，《孽海花》前六回的作者金松岑从来就不曾掩饰过：

此书乃余为江苏留日学生所编之《江苏》而作。当时各省留日学生颇有刊物，如《浙江潮》等，而《江苏》所需余之作品，乃论著与小说，余以中国方注意于俄罗斯之外交，各地有对俄同志会之组织，故以使俄之洪文卿为主角，以赛金花为配角，盖有时代为背景，非随意拉凑也。^①

这里的“非随意拉凑”，只能理解为作者精心选择写作角度和剪裁历史事件，来为反俄的现实政治服务。但政治上的“非随意”，却导致了历史事实上的“随意拉凑”。如果说金松岑不熟悉“清流”故事还情有可原、为了政治宣传而演义历史也无可厚非，那么，小说的续写者曾朴完全有条件纠正金松岑的失误。因为在民国初年的小说家和报刊发行人中，恐怕没有人比曾朴更熟悉“清流”故事。

他是江苏常熟人，翁同龢的同乡，吴大澂的外甥，李慈铭的熟人。与“清流”人物相比，他虽是后辈，没有赶上中法战争前后翰詹名士热热闹闹的建言局面，但凭借着父亲在京城的关系，19岁的曾朴（1891年）一到京城，就得以与李文田、文廷式、江标和洪钧等名士交往，还成了翁同龢的忘年交，他获取的“清流”资料应该是第一手的。尽管中法战后“清流”人物已经黯然退场，但他们所倡导的时髦学术在90年代余韵犹存，曾朴本人还确实跟了一阵风，于元史、西北地理和吉金之学多有涉猎。^②他不仅熟悉“清流”故事本身，而且了解这段历史的背景。但曾朴如金松岑一样，恰恰在这两点上用历史为现实服务。换句话说，他将自己看作是宣传家和小说家，而非历史学家。

他是金松岑的好友，两人又一同商量过第六回之后的章节写法，所以金松岑的写作动机和目的不可能不贯穿在曾朴的1905年的小说林社的版本中。到了事过境迁的1928年，《孽海花》出了修改本，曾朴想冲淡一下小说的政治动机，特别强调了该小说记录历史的功能：

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想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一幕一幕的展现，^③

这里曾朴是在强调自己的作品的纪实性，但同时又没有否认其中多有想象。小说有想象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以想象的历史小说来抨击现实政治就异乎寻常，鲁迅发现了此类小说的异乎寻常之处，将其归类到“谴责小说”的范畴：

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④

鲁迅明白无误地点出了“谴责小说”的强烈政治色彩，研究晚清小说的名家阿英先生也认为曾朴的《孽海花》“表现了一种很强的革命性”。^⑤这就是说，曾朴创作的原动力是为了政治。曾朴本人政治态度比较激进，是立宪政体的支持者。那个时代搞政治的人常呈狂态，头脑一热，难免就不太顾及事实。而不太顾及事实的原因，除了“革命性”外，还有“时人嗜好”的诱惑。虽然曾朴一再强调该小说的“历史”功能，但事实上他也难以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