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篇《东莞城管理接受特警训练》的新闻，引起笔者的注意与思考。

报道称，“在很多地方，城管的信誉很差，被骂成是土匪”，但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坚持执法为民以人为本，至今还没有一次被人起诉至法院。但针对极少数暴力阻碍执法的行为，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在城管队伍中尝试建立应急分队，接受特警训练，并试点配备部分防暴装备。此外，东莞还有意向上级部门申请派公安进城管队伍。

报道称，由于在执法过程中必须坚持人性化执法，因此城管执法人员在和小贩发生纠纷时成了“弱势群体”。比如，在莞城就发生过“走鬼”持刀追赶执法人员的案例；有一名城管执法人员被打伤；此外，还有一名占道摆卖者不服管理，将滚烫的热油泼向执法人员，所幸没有人员受伤。

城管执法人员在和小贩发生纠纷时成了“弱势群体”！看来，城管真的有必要武装到牙齿了。

但报道又称，今年上半年，东莞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在全市教育规劝和立案查处“六乱”(即乱摆卖、乱拉挂、乱张贴、乱堆放、乱扔吐、乱搭建)78740宗，查处违法建筑、非法行医和食品安全等各种案件共7万多宗。

两者相加，执法对象达14万余人次，而执法时发生冲突仅有3宗。

比例如此不对称的情况下，笔者无论如何都得不出城管执法人员在小贩面前成为“弱势群体”的结论。

在与东莞比邻的深圳，近年时常传出城管暴力对待执法对象消息，甚至出现因为管辖利益、城管人员相互暴力斗殴的丑闻。在全国，城管的胡作非为，并由此造成的人命案件，更时有所闻。所以，在老百姓心目中，城管执法人员绝对不是什么“弱势群体”，而是为所欲为的城市贼匪。骂城管为土匪，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称为“城匪”，可能比较恰当。

过去，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人被称为土匪；如今，城管也肆意抢夺贩民百姓的东西，但地点是在城里。土匪拦路抢劫有自己的道理：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城匪打砸抢的理由则更加堂皇，有所谓的城管法规。

——但是，没有哪一部法规，登载了可以对贩民进行打砸抢的条文。所以，城匪和土匪，在实质上，其打砸抢的理由与心态，是一致的。

城管嚣张的原因之一，还在于其执法职能的无限膨胀，几乎囊括了大半个政府的执法职能。正如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赖源顺所介绍的，“我们局成立后，原来环保局、卫生局、规划局、城管局、工商局、质监局、经贸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的部分或全部执法职能都划归我们。”而有的地方，连应属于公安交警的部分执法权力，也移交到城管的手中。比如，“由政法委牵头，由公安、交警和城管对路边乱停放的车辆进行拖车，每天都要拖100多辆车”。

权力的无限膨胀，如果没有跟进的监督制度并切实执行，只能造成腐败膨胀、黑恶膨胀的局面。也许，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自诩“到目前为止，基本都坚持人性化执法，被告到法院的没有一宗”是真实的；但是，在法制缺乏相当配套的监督和制衡的情况下，民告官的成本，是绝大多数百姓贩民所无法承担的，所以，这种自诩的真实程度，就比较令人怀疑。

北京网民徐若木在其《游击何时了》网文中谈到，前几天，他从海淀区的后八家村经过，发现人头攒动，瓜果蔬菜，满地狼藉。本以为是发生什么乱子了，到跟前一看，才知道是城管在执法。几个城管颐指气使，大声训斥，将商贩们的小三轮车蛮横的扔到崭新的城管专车上，小三轮车上的蔬果、豆腐之类的，散落一地，被踩得泥泞一片。而小商贩们或是哭喊祈求归还车子，或是远远躲着不敢露面，而街道远处的两排小商贩们，则是又惊又恐，宛若碰到瘟神一般，来不及收客人的钱，便推着车子就跑，而有些迫近城管的小商贩们，更是丢下车子和摊位，慌张四匿。

网民所描写的场景，或许能解读城管“被告到法院的没有一宗”之内在因果，也或许能破解“城管执法人员在和小贩发生纠纷时成了‘弱势群体’”的危言耸听。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绝大部分升斗小民善良、懦弱，在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选择忍耐和屈服。而城管对待贩民百姓，犹如虎入羊群；老虎在羊群里变成了“弱势群体”，实在是天大的笑话。

而在这种民情现实下，如果哪个地方出现暴力抗法事件，除了极个别的例子，都能在执法者的身上，找到暴力执法、暴力违法的因素。诚如钱乘旦先生在《英国通史》里对光荣革命的评述：只要有一线出路，民众是不会走向造反的路的，只有其它出路都被堵死的时候，民众才会走向造反的路。

北京网民徐若木在其《游击何时了》网文中指出，一个城市，不仅仅是那些流光溢彩的高档消费场所，不仅仅是那些装饰齐全的大型超市，更多的是那些基层的带有普通民众性质的摊位。路边摊贩的确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卫生问题，比如税务问题，比如市容问题，等等，难道这些问题就该成为我们如此对待路边摊贩的理由和借口了吗？！实际上，恰恰是这些路边摊贩，养活自己的同时，又为一方的低收入者，提供了有力的生活保障。

他要城管去问问民众，这样对待那些小商贩，他们愿意不？如果当地老百姓都不愿意，那你们的执法代表着谁？又维护着谁？！

为此，徐若木呼吁：一）、为城管立法，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城管的执法目的，界定城管的执法范围，规范城管的执法方式；二）、给小商小贩留下生存空间，因为没有一个小贩不想进入大型超市贩卖货物，没有一个路边摊贩想在严寒酷暑下叫卖。路边摊饭的存在来源于两个因素：一是小商小贩的经济能力的贫弱，二是底层民众的购买能力贫弱。为了中下低收入民众的生活，为了路边摊贩们的生活，必须给他们足够的生存空间。三）、要给予小摊贩的生存保障，许多小摊贩是社会底层的贫困人群，即便小摊贩在规定的范围内被允许摆摊，也只是解决了他们眼前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但他们的医疗、养老问题都需要解决。

值得欣慰的是，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赖源顺就该局当前着力破解的“三大难题”提出的设想，就颇为迎合网民的思维。

赖源顺表示，对于流动商贩，应当容许他们限时限地摆卖。他能够认识到“流动商贩一般都是弱势群体，他们不偷不抢，靠摆摊解决生存问题”，所以对流动摊贩应出台政策，分类集中管理。具体来说，下岗困难户若要求上街摆卖，当地政府应该无条件免费为其划定区域，帮其办证等，并且给予资助，甚至在税收上要适当照顾。对于下岗困难户之外的“走鬼”，可以分期分批建立一定场所，限时限地准许其摆卖，这些限时限地的名额通过抽签来分配。对于违法建筑，除了控制新建违法建筑外，对有两年之内历史的违章建筑，凡是符合条件给予其补办改正的机会。而对于那些不违反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规划，而且确实又拆不了的违章建筑，可视为临时建筑进行处理。对于食品安全和非法行医，不符合条件的无牌无证食品小作坊，要按照政策予以取缔，符合一定条件的，则令其限期办证，然后转入正常的经营渠道；并把无牌无证、制假造假的小作坊和加工传统食品的作坊区别开来。对于加工传统食品的作坊，不但不取缔，相反政府还应该帮其改进工艺、规范经营与统一经营。在打击非法行医时，对于东莞历史上遗留下来的3000多名赤脚医生，要进行规范管理，将其纳入社区医疗服务网络。等等。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从实际出发，从老百姓的现实处境和切身利益着眼，始终坚持关心民生服务民生，那么，笔者相信，东莞城管就没有必要武装到牙齿了。毕竟，在被管理的对象面前，城管根本就不是什么“弱势群体”，而是绝对的强者。

事实上，城管即使武装到了牙齿，也不能有效地阻吓暴力抗法的事件发生。惟有人性化对待被执法对象，将心比心，依法执法，文明执法，才是城管急需装备的武器。

笔者重申，出现暴力抗法事件，一般都能在执法者的身上找到暴力执法、暴力违法的根源。执法者暴力执法和暴力违法前提下的暴力抗法，不仅是老百姓的悲哀，更是政府的羞愧。

笔者网文《杨佳母亲“意外走失”的玄机》的读者留言中，有两段话发人深省：

“不要把自己看得什么似的,不过是人民给了你权力。要理智地对待和处理人民犯的一些小错误，别动不动把大家当罪犯看待。警民关系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不能让杨佳的悲剧再发生了！”

“一句话：老百姓没有权力，没有组织和人为老百姓说话，杨佳的选择是一种无奈，真希望执政者能好好反思一下。”

在此，笔者将这两段话也送给中国的城管。

关于博主

文章列表

文章分类

最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