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大学老师算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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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08-07-24 06:52

什么样的大学老师算好老师

我的人生，差不多就在高校里打发完了，高校教龄不短，学龄算超长。回过头想想从老师那里得到了什么，突然大吃一惊地发现：留在自己记忆里对自己影响最深、最大的，竟然不是知识！上大学四年，我几乎没有什么印象。那时文革刚刚结束，老师们知识断档，教学内容跟教科书差不多，在此不表。

上硕士时，师从王章维老师，那时的导师年轻气盛，担任所里的领导工作，每年年末或五六月学生答辩前一忙乱，比较爱发火。说实话，我们都有些怕他，但这不影响我上他的课不听讲和平常怠慢学业。跟王老师三年，我最大的收获来自他的两句话：一是他说：那些用“毫无疑问”、“毋庸置疑”等绝对化的词语表述的问题，往往是最靠不住的；二是他说：写文章，初稿一定要尽量写好，胚子坏了，改成好文章非常困难。仔细想来，这些观点岂止是为文？难道不也是人生精要？

毕业一段时间，有幸认识杨天石先生。杨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文史哲三项均颇有成就。那时他主编《百年潮》杂志，学术研究也非常繁忙。尽管如此，我学写的小文章只要求教于他，他从不推辞。而由此我竟然养成了很坏的依赖心理：让杨先生给把把关，于是便很草率地把草稿给他。先生总是很仔细地指导。直到有一天，先生说了一句话，至今让我刻骨铭心：给别人看的东西，应当是你自己的能力无法再推进的。我一怔的当儿，先生拿着一份《百年潮》的审稿单自言自语：编辑不能轻易否决稿子，作者永远比编辑强。以后继续混在文教这个行业，也曾主编过杂志。先生的上述话一直提醒我。

以后师从郑师渠老师读博士。郑老师很开朗，热情大方。或许那时我已中年，自觉不自觉中，似乎跟老师平起平坐了。但郑老师对博士生论文的严格要求，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也许因为他是主管教学、科研的副校长之故。记得论文开始不久，我去请教一个问题。他盯着我一字一顿地说：“你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我的博士论文领域我是专家，你的博士论文领域，你是专家。牵扯到我论文的，你可以问我；关于你论文的，我应当问你，你不应当问我。”于是，我只能埋头苦干，自己向前闯了。论文最后虽然离老师和自己的期冀甚远，但毕业已经7年，在那个领域，自己的论文还是基本站得住脚的，全靠老师的“铁石心肠”了。

刘志强老师已经70多岁了，跟他一搭话，总是放不下电话。老师对欧美留学生和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社会颇有研究。刘老师的性格，拿他自己的话说是“黏糊糊的”。我二十多岁读研究生时，他似乎比现在的我已经年长。老师是典型的和事佬：天冷时我们不想上课了，便撒谎请假，他从没有不准的时候；下课抽烟时总问男同学：“抽吗？”我跟王章维老师闹翻时，他找我们俩分别谈话：“你俩总得都做点自我批评吧？”我们便和好了；他的研究生怀孕做手术，那时是违纪的，她丈夫从山东来看她，刘老师便忙乎来忙乎去，把自家房间腾出来让他们住。研究所里的学生，把他当成娘家人一样，有问题总往他那里跑。他对学生总那么一句话：“都这么大了，点到为止。”可就是跟他那么旷着课，贫着嘴，违着纪，他嘴里那些与袅袅烟缕飘出来的观点，启发了我众多思考。事过近20年，依然不断从中萌生出新的想法和思考角度。

回头一想，道理还真是如此。自古及今，那么多人写书，传播知识，从书本中求知，只要自己钻研，都非难事。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很絮叨地、企图将自己一肚子墨水全部倾注给学生的老师，未必是好老师，他们往往扼杀了学生的自我创造能力，僵化了学生思想。适合自己症结的点拨，真是从师期间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就看有无这种造化了。或许，这就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句古语之意？可现在的教育，检查教案和课间之完备优良；老师之仪表和学生的出勤，几乎成了高等教育的核心，最重要的教学内容和学习方法却被流放到了边缘。

当然，我是文科生，理工科的情况有些不同，但上述诸种也不失缺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