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树 知识虫 知识人

史仲文

大学生如何学习，各种建议非常多，印象最深的是提倡学习的学习，就是不但学会学习还要学会学习的方法，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但这个问题说了一百年似乎都没有说完，可见它的答案是开放性的，永远有学习就永远有关于学习的建议。在这N种方法中，我也想建议一种，总的题目是知识树、知识虫、知识人。

关于知识树

关于知识树的想法系受启发于我前些年看到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忘记了，作者也忘记了，但文章中说的一个事证却对我产生震撼，至今记忆犹新。文章的作者是一位1977届清华大学本科生，那时文革结束，刚刚恢复高考，高等学校就像殿堂一样庄严，考上大学的莘莘学子可以说是最为幸运和幸福的人。几十年过去，很多课题上讲的内容都忘记了或者模糊了，但有一件事作者说是终身难忘。一位物理学先生走进课堂，先在黑板上画了一棵树，然后说，这棵树可以比喻物理学，在树根处写上牛顿两个字，在树干处写上爱因斯坦的名字，说，这里是牛顿，这里是爱因斯坦，然后用粉笔沿着一个枝杈画去，在某一个点上画了一个圆圈，说，这里就是我。这样的情景实在是令青年学子心潮澎湃，就是至今作为旁观者想起来都觉得虎虎有生气。

学科是一棵树，这在西方是有非常悠远的传统的，至少古希腊时期就是如此。文艺复兴以后，这样的情况愈其规范化和典型化了。可以说，任何一个成熟的有生命力的学科都是一颗知识树。物理学如此，哲学也是如此。西方近代哲学一般认为从笛卡尔算起，笛卡尔是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所代表的是欧洲理性主义哲学，也可以看作这棵知识树的根。有根就有干，有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又有英国经验主义，有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也有洛克、贝克莱和休谟，再以后是德国古典哲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是康德，加上后来的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于是这棵树就这样生长起来了。再后来还有马克思、叔本华和尼采，进入20世纪之后，又有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哲学等各种流派的兴起，一直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出现。

哲学如此，文学也是如此。古典主义文学影响时间很久，但影响力似乎一般。在欧洲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思潮与创作应该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可以看作现代西方文学的根。而后有我们中国人喜欢说的现实主义或者批判现实主义，再以后流派纷呈，如黑色幽默、意识流等各种风格的作品和理论不断出现和升华，总的题目可以称之为现代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是一大高潮，可以看作一棵大树的风华正茂，但它并不预示这树生命的枯竭，因为这树还要继续成长，在现代主义后面还有后现代主义。所以了解西方现代文学不知道雨果和巴尔扎克固然是大缺憾，不知道乔伊斯和萨特同样是大遗憾，就是不知道罗兰·巴特都是大遗憾甚至是更大的遗憾。你不知道后现代主义怎么和人家接轨呢？

与物理学这些知识大树非常相似的还有经济学。古希腊学术发达，但经济学非其所长。西方现代经济学之父应该是亚当·斯密，他是现代市场经济在学术领域的奠基人，由此生发，出现了成群的继承者。最著名的继承者中，当推马克思、凯恩斯和哈耶克，在西方，哈耶克不是孤立存在的，诸如弗里德曼、汉森等重要学者相继而出。虽然没有后现代主义经济学家，但似乎也可以从中看到某种新的文化因子。中国现在走市场经济之路，离开亚当·斯密的规范，不可以，完全不考虑凯恩斯的学说，显然也不可以，就是不尊重甚至诋毁哈耶克都是很无知的表现。中国现代真正有作为的经济学人中，例如吴敬琏、杨小凯和陈志武都可以从这棵经济学巨树之中找到他们的位置。西方近代学科发展迅速，影响巨大，各种代表人物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完全可以称之为人才成团崛起。不论是翻看中国辞书还是国际著名辞书，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这种群星荟萃、星光璀璨的局面。上世纪中叶以后，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蓬勃兴起，彷佛树木在杂交，物种在进化。放眼望去，正是一片巨大森林般的壮观景象。我们中国人现代几乎天天在说与世界接轨，表现在学科、学术与研究方面正需要在知识树的图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与价值。

知识是一棵树，学习者首先心中应该有这棵树，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明白这学问从何而来，探索这学问向何而去，然而这一点就我个人所知所见，我以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在我们中国大陆都比较匮乏。我们年年上课，有的人要讲好几门课，但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讲的处于这棵知识树的哪个位置吗？或者我们不太明白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探索过或者深究过自己的位置所在吗？北京大学有一个传统，这传统至少自冯友兰那一代人就秉承着、延续着，他们非常主张所谓“接着说”。接着说的前提就是知道自己的位置，没有位置，去接谁呢？比如这些年文化很热，讲中国文化的人不少，甚至可以说哪个高等学校都开设中国文化或者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课，我也开过这样的课，而且写过这类的书，但我相信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所写所讲在这棵固有的知识树上处于什么位置。古人云，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找不到位置的先生想来很难使自己的学生真正明白其所学知识的价值所在。

学生尤其如此。我一贯认为到了中年以后已经这样，青年人才是最具活力和最具希望的。作为我们这些在讲台上，在校园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园丁，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帮助他们尽情地学习，幸福地成长，帮助他们走最捷径和最有效的学习之路。其中一条就是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有志向，有眼光，有信心看到自己的位置，能够像清华大学那位先生一样用手指着自己所学习的那棵知识树，说，我今天在这里，明天要发展，后天可能也会变成一支挺拔的树干。

知识树的理念已经成为常识，但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却又不容易办到。西方出了一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他提出了一个李约瑟悖论，这个悖论的内容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非常发达，但为什么没有在这样发达的基础上生长出现代科学与技术。其实这不仅是个科学悖论，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中国文明发展的悖论。现在很多清史专家，也包括更多的关心中国文化的人都特别喜欢说康雍乾时期，特别是乾隆时代中国的综合国力何等强大。乾隆时期中国的人口世界第一，GDP也是世界第一，有人认为当时中国的GDP占到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也有人认为超过40%，甚至有人认为达到世界总量的51%。这太值得炫耀了，难怪阿Q先生最喜欢说的就是祖宗的伟大与光荣——洋鬼子们算什么，我们祖宗比他们祖宗阔多了！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乾隆时期中国国力如此强大，为什么仅仅过了40几年时间——如果从他退位算，到鸦片战争也不过45年时间，如果从他去世算，则只有41年时间，41年，弹指一挥间啊！如此强大的大清王朝就不行了，就让那么几个英国人给打得灰头灰脸，国而不国，落得一个割地赔款，屈辱求安的战争结果，这不是一个文化悖论吗？

我在这里不想回答这个悖论，我只想说，造成这个悖论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教育的落后或者可以形象地表达为，彼时的中国教育当真没有一棵为学人所共识的知识树。我在上面说过，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自牛顿时代以降，各种学科都有自己非常明确的发展轨迹，那些一棵一棵的知识树都在不断地成长，不断地更新，他们知道自己的位置，而且要求自己的空间，创造自己的辉煌，所以笛卡尔固然伟大，挡不住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固然博学，也挡不住康德，康德固然享有无与伦比的哲学地位，他也挡不住尼采，尼采固然以超人自居，但他一样挡不住后来的胡塞尔、萨特和怀特海，当然更挡不住德里达和福柯了。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大清王朝的情况尤其不是这样。乾隆时代并非没有学人，然而，他们所尊奉的只是四书五经，他们可以说四书五经是一棵树吗？真的这样说怕是要杀头的。他们可以挑战儒学前辈并且提出寻找自己的空间和未来的辉煌吗？也不能。经典固然非常伟大，但只知道屈膝弯腰乃至匍匐在经典面前，人就渺小了，学问就渺小了，目光就渺小了，动力就渺小了。我以为，这是造成中国文化悖论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距离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171年，如果我们这些站在大学讲堂上的人心目中仍然没有一棵知识树，那就太遗憾了，所以，我对青年人的第一个学习忠告是：学习，先要明白你学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