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很久以来一直想写，但未落笔的文章。简单杂谈如下，要成形仍然很费时日。大概以后我不会做这方面的研究。写出来，以供有认同的同道参考，也许会有启发。这是这两年来，拉拉杂杂的读中、西的一些历史著作后的一点小心得。

在我看来，汉武帝是一个比较直接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人物。若说秦始皇对世界的影响，那是因为他极大地改变了古代东亚的政治历史格局，从而后世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在因果关系上，总能推到秦始皇。所以，汉武帝和秦始皇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应是属于两种性质。

张骞出使西域，最后他的一个副手甘罗与大秦（即罗马）联系上了，这是传统的历史书籍重点书写的。当然很重要，不过也许从世界历史的政治格局的变化来看，这还算不上什么。近来，汉匈的十五次大战从另一视角为人们越来越重视，这是有原因的，在我看来，这是更能发现世界历史演变真相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十五战，尤其是最后的漠北大战，客观上改变了世界历史。汉匈大战的结果，使汉的实力在巅峰之后开始衰落；而匈奴内部也发生了分裂，成为南北两大支。南匈奴，实际上与汉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与南匈奴出击北匈奴，大败北单于，永元三年，北单于部西迁乌孙，又徙至中亚，在欧亚草原上游荡。151年，汉灭西域匈奴自立、不服的各残部。就此，几百年的汉匈大战后，匈奴在世界上的文字历史中，突然消失了。不过，据分析，除了大部归汉外，留在亚洲的匈奴残余各部又有很多实际上归属了鲜卑族。而鲜卑族，我们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成了今天汉民族血统的一大重要来源。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李唐天下了，说李世民的血统有一半是鲜卑，那是毫不为过的。再以我们今天的一个大姓“刘”为例，今日姓刘的，有许多从其男性祖先的血脉来看，是来自于南北朝时的鲜卑“独孤氏”的改姓。因此，说匈奴也是今天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华各民族血统的重要来源，也是恰当的。因此，说不定，正在阅读本文的读者您，就有匈奴族的祖先。

北匈奴在亚欧草原游荡，进入东欧大草原后，其文字历史也不可考了。但西方有历史学家相信，特别是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始开始，西方历史上的匈人（huns)，也就是匈牙利人的主要祖先之一，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人。但这与匈奴西迁的历史记载，前后有200年左右的差距。所以，这一观点，很多人认为不可靠。但是，迄今在匈牙利本地，仍有一些人，相信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国，在我看来，这恐怕非偶然。

关键是这200年左右的时间断隔，合理不合理。以我看来，与汉对峙的匈奴，曾经是一个统治跨今天中亚蒙古乃至西伯利亚的草原帝国，这个帝国，以军事化的游牧为基本特色，几乎没有农耕。被汉击溃后，北匈奴西迁至欧亚草原，要从新崛起为一军事化的帝国，所需的时间200年是正常的。本身西迁的北匈奴从权力政治的角度来看，不进一步瓦解、分化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与当地的游牧部落，不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也很小。因此，从分裂到重新统一，再到征服，200年的时间，是很正常的时间。所以，200年的时间差距，不是矛盾，而恰恰是吻合。

让罗马帝国恐惧，与西罗马发生过战争，并打败了西罗马，在西方历史上被看作可怕的野蛮人的匈人的王阿提拉，从目前的历史文字资料来看，说其属于东亚人种，比说其是白种人，要可靠得多。阿提拉被称为“上帝之鞭”，意思是这是上帝用来惩罚堕落的罗马人的野蛮人。

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匈人从何而来？是原始的欧洲草原上的土著人吗？从古史的角度来看，包括拉丁人、希腊人，甚至古伊朗人，印度的雅利安人，都属于印欧人种，最早均发端于东、中欧的森林、草原。大致都能说清楚脉络。匈人，却显然不是印欧人种，其后续能大致说清楚，其来源却不知从何而起。

而匈人，作为游牧民族，却能使当时文明化的、有高度的军事征战能力的西罗马帝国胆战心惊。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呢？难道说，在冷兵器时代，野蛮与文明的较量中，真的是说文明只是在文化上有同化的力量，而在军事上却要承受被征服的命运吗？这是流俗的观点，我并不认同。世界历史上，所谓野蛮战胜文明的例子，貌似常见，其实罕见。

以成吉思汗为例，终其一生都没有征服更为富庶、有利可图的中原，对已经相当文明化的小国西夏，更是经历了一生难得的失败，只有在向西的时候，对当时与其相较，其实在科技上属于落后的中亚、欧洲，他的铁蹄才是长驱直入的。契丹，是在五代十国的乱政下建立的，一经建立实际上便迅速“汉化”文明起来了；而金，从臣属契丹，到灭契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从内部的军事割据转变而来的。蒙古的“汗”，从王罕到成吉思汗，一开始，也是臣属于金，与金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也就因此有了相当高的“文明化”。蒙古的最终灭金灭宋，毋宁说一来是以西征所聚敛的大量财富，二来在军事技术上的“文明化”已和金、宋相差无几，三来其政治上比金、宋清明，所以并非文明征服了野蛮。在蒙古灭金、宋之前，我们可以说蒙古帝国已经开始了被以中原文化为首的主要文明同化的历史。

帖木尔，实际上承继的是蒙古帝国留下来的一个汗国，是以具有高度文明的波斯为基础的。更谈不上野蛮二字。西方人以其欧洲中心史观，将其描绘为野蛮人，实际上基本上是胡说八道。因为说帖木儿所管理的地区，所获得的科技，比当时的欧洲大部分地区先进，生活也更整洁卫生，这可以找到一大堆材料。至于说到杀戮，和西方人在历史上的各种相互残杀，帖木儿并不见得比西方人野蛮，半斤八两而已，这乃是战争中的人性的问题，和文明与野蛮无关。后来先进了的西方人，忘了祖宗的历史，才会将贴木尔称为野蛮人。游牧未必就是野蛮的，这一点有必要记住。

除此之外，我们若要找到世界历史上的所谓野蛮民族征服文明的民族，这例子真的很难找。西哥特人攻入罗马，恐怕算是一例，但历史细看，也没那么简单。大清帝国的建立，是不是也算一例呢？但这历史又得细说，恐怕不是简单的野蛮征服文明所能概括的。

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野蛮人若没有开始文明化，没有获得文明地区的各种先进技术，是不可能征服文明的。

所以，回头来看，阿提拉的匈人，有那么强的军事技术能力，是不是也和当今欧洲人的祖先，和开始的哥特人那样，也是原始的游牧部落呢？或者说，其很可能已经是文明化了的游牧部落。如果是已经文明化了的，其文明化的来源是从何而来？是自我创生的，还是移植的呢？

也许历史学家如果能够更详细地分析阿提拉与罗马帝国的斗争历史，从政治、社会以及军事上的武器、技术上去分析，我相信，一定会找到有利的材料证明阿提拉的帝国，是一种更为东方化的社会，是一种东方文明与游牧传统的结合。因此，阿提拉与罗马的对抗，是第一次东西文明的对抗，从战争的角度来说，西方文明落败了。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说。也许，对历史考证感兴趣的人，可以不妨沿着这一思路去挖掘历史的材料。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汉武帝是一个比较直接改变了世界历史的人。虽然，这因果链条还是蛮复杂的。

因为匈人的存在，除拉丁人外的现代欧洲民族（比如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的祖先，被迫逃离了家园，欧洲历史上的所谓“野蛮人”，从东欧的草原，从中欧的森林纷纷逃往罗马帝国的边境。一开始他们试图在边境定居下来，寻求罗马的庇护，但这“庇护”的同时也意味着被“欺压”。有“欺压”就有反抗，于是基督教的传播一开始在罗马帝国境内，野蛮人的接受比罗马人的接受更多更快。因为罗马帝国内部的腐败，而哥特人的反抗实际上引起了帝国内部的连锁反应，这才有西哥特人攻入罗马，导致西罗马的灭亡。

而其实，西哥特人也非纯粹的所谓野蛮人了，他们的武器以及组织、生活，在和匈人、罗马人的对抗中早已升级、文明化了。

世界历史，因此从东到西，在大约500年左右，发生了巨大的震荡，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东方文明的很多东西，在逻辑上是否有可能大量传入西方呢？即使在实证材料上现已无法分辨，但若说没有，这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如果不以欧洲中心史观为角度，判断是清晰显然的。

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已经有很多人阐发过，虽然未被主流认同。我这里无非是添加了一些解释性的逻辑。使这被阐发过的观点，从逻辑上更可信。

为什么要描述这一历史过程呢？我想指出的是，这里有解释东、西方政治历史差异的重要钥匙。

欧洲社会的所谓野蛮人入侵，从历史上来看，只有这一次。而这些“野蛮人”的后代，也成了今天欧洲社会的一大主体。

欧洲整体在历史上曾经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北非与西亚；而这相互恩怨的账就算不清了，并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宗教的对抗，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对抗。而且，隔着地中海，到了伊比利亚半岛，又多了道比利牛斯山脉，希腊和意大利也都是多山的国家。因此，欧洲社会面对来自南方的威胁，有一道天然的屏障。这屏障优于我们中国有形的长城，是无形的“长城”，是天然的“长城”。历史学家们似乎从来没有从军事战略地理的角度发现，这一道欧洲的“长城”。

欧洲各地，都是宜居的，大部分适合农耕，雨水丰沛，收成其实容易。曾经比较可怕的是北欧海盗，斯堪地纳维亚半岛上的人民曾经是比较“野蛮的”，但当造船技术发达后，贸易发展起来，“北欧海盗”就开始和平起来了，成了世界上最平和的人群。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还在“吃饱饭”这三个字。

在基本上没有外来入侵的威胁下，欧洲大一统的格局基本就无法形成，在短暂形成后，也就陷入了分裂。各个国家，在“吃饭”问题上都有自给的能力，因此相互之间的战争，多半是因为政治、宗教因素，极少是为资源掠夺的侵略。

正是这种没有外来入侵威胁以及分裂的格局（从欧洲整体来看，俄罗斯不算），欧洲的历史从整体来看是内部自我演化的；从欧洲内部来看，则是内外相互推动的。这使得，异端的文化在分裂的格局中相对能找到出路。资本主义生产因为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控制，就能比较顺利地发展出来。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是近代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

而中国的历史是自然灾害频发，并且就历史的条件来说，适合农耕的地方，不仅集中而且与不适合农耕的地方相比要少。北方的游牧民族与南方的中原的对抗与融合，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歇过，南方的农耕政权永远有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北方游牧民族一有天灾，饥民便要试图进入中原，而手段一般来说只能通过军事（李世民曾经放行北方饥民进入长城以南逃荒，并予以救济，这一措施巩固了政权，大大减少了北方的军事威胁，是极为高明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经济问题在于：气候好的年份，人口就很快繁殖起来；而一遇天灾，立刻就无法养活了，只好另行出路。这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始终要不断地往南入侵的根本原因，

也正是频发的天灾与北方军事威胁，使得中国的大一统成为必然。大一统的政治控制，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成熟发展与异端的文化的土壤，无法形成。因为这两样，都是对中央政权的存在构成威胁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的自我演变及形态更新，是被从来没有断过的天灾与北方军事威胁压制住的。清朝，可以说终于差不多完成了中国的民族的大融合；其王朝若衰朽下去，如果没有外来威胁，是极有可能像欧洲的英国和法国那样，从极腐化中涅槃出来的。但历史，没有给我们机会去验证这一猜想。

在当时还不怎么了解欧洲启蒙思想，对共和国的概念尚不深的时候，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被人们所传抄的，可惜，这一现象今天的学者们很少深入去挖掘背后的原因。《明夷待访录》实际上相当于传达了一种“无君”的思想。在我看来，《明夷待访录》的风行，与欧洲文化的进入在本质上没有关系，而是从晚明开始一直暗自涌动的社会思潮，是本土的社会基础而自然发生的现象。

如上种种，使我认为，欧洲之近代的先进与中国之近代的落后，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进程。而非一种神秘主义的东西在作祟。比如中国人天生没有科学理性等等种种自我矮化的奇谈怪论。什么中国的文化有问题，儒学有问题等等？

大陆长期所教授的历史，其历史观乃是一帮对中国文化自我否定的人所奠基的；这群人，其西学造诣实际上都不如胡适、钱穆、陈寅恪等人；乃是在五四时期，以观点激进著称的。这种观点激进，一方面过度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另一方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欧洲中心论；使得我们目前教科书上的观点，在表面上没问题，真正细究下去，会很恰当地推导出各种民族自我矮化的观点。

一个能够绵延五千年不断的文化，真的其价值能轻易否定吗？按照道理，这是一个用脚趾头就能想明白的道理。可惜，中国目前的教育，使得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典籍的阅读与熟悉，远远不如来自西方的一些二手货。

就算是西方，请问，有几个人真正去读过康德呢？康德不说，休谟总可以了吧。休谟不说，笛卡尔总行了吧。若还是嫌累。至少完整的柏拉图的《理想国》读读吧。再不行，看看亚当斯密与密尔吧。

若这些都不读，光读读西方一些的文学作品，一些简单历史介绍性著作，你怎么能说是了解西方呢？

热爱美国的话，那总得看看詹姆斯的《实用主义》，要不然杜威的作品也要读读吧。若还嫌累，《论美国的民主》和《联邦党人文集》够轻松了吧。

这些名著名人，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些简单列出的思想家是深入了解西方思想的逻辑脉络的重要起点。但可惜的是，我敢说，现在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很多大学教授，虽然嘴巴上能谈谈，写作时能二手转引，这当中的许多书他们压根就没有完整读过。然后，他们跑出来，告诉你什么是西方文化，什么是自由主义。

而这些人，也没有几个古文功底好的。就像余秋雨，以讲中国文化为己任，但那古文底子，真是有得瞧的。且不多说了。

想起了周总理一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但愿更多的人践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