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10)

            从西柏坡到北平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二二八”台湾起义

“密使１号”吴石将军

“红色女特工”朱谌之  (1)

 王石坚被捕叛变

    1945年10月25日，备受异族欺凌蹂躏之苦50年的600万台湾同胞终于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不禁喜极而泣。

    国民党政府派陈仪接收台湾后，陈仪在遣返20万日军及30多万日本移民的过程中，设法留用了8000日籍技术人员，使台湾行政、经济部门得以保持最低限度的运转。广大台胞却无法理解：政府接管各级机关后，又用日警日官治台，实出台胞意料之处，此令台胞痛心疾首。台胞与日人冲突从此日甚，社会秩序亦渐混乱。

    二战期间，约30万台胞被日军强征开赴大陆、东南亚参战，近10万人战死或病死。日本投降后，至1946年底，20万台胞历经千辛万苦返回台湾，其中一些人不愿回乡务农，可又很难在失业率颇高的城市找到工作，无业待济，而行政长官公署却对他们不闻不问。

    台湾光复后，在日本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台籍精英认为从此可以当家做主了，但行政长官公署的集权体制及低劣的人事政策，使得他们参政无门，参加公务员考试又不通国语，他们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1946年春，闽台建设协进会向国民政府建言：“……行政长官之制度不废则台民实未解殖民地之倒悬，凡疑中央不予以平行待遇也。”陈仪虽然为官清廉，想在台湾实现平生抱负，却无法阻止部属贪污腐化，任人唯亲。台胞创办的报刊经常揭露某些官僚的丑恶行径。

    1947年初，到台湾参加接收与重建的大陆军公教人员近2万多人。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是真心实意为台胞服务的。

    国民政府派了3万军队收复台湾。鉴于台湾财政拮据，为减轻台胞的负担，陈仪将驻防台湾的70军及62军调回大陆，可接防的21师仅5000官兵分散在台北、基隆、高雄、凤山、冈山及台中各地。日军遗留下的武器足可装备20个师，还有大量枪械散落民间，一旦风吹草动，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战争的创伤及社会的急遽转型，台湾战后重建面临着巨大困难。国民党政权政治腐败，贪污成风，失业问题严重。又遇大规模自然灾害，岛内发生米荒，民不聊生。台湾危机四伏，随时有可能发生骚乱或暴动。

                      导火线缉烟事件

当时40岁的林迈江是新竹人，到台北贩卖私烟。

1947年2月27日下午，专卖局缉私人员叶德根等6人到台北南京西路太平町巡搜，查获小贩、寡妇林迈江贩卖私烟，林妇跪地苦苦哀乞，围观民众帮同求情，缉私人员不予理会，叶德根用枪管打破林妇头颅，以致鲜血直流，激起群众不满。缉私人员傅学通见势逃走，被人追拉，挣脱后即将子弹上膛，后又被人抱住，叶德根开枪，击中看闲的路人陈文溪(当晚身亡)。群众愤而烧车，包围警察局、宪兵队，要求立即处决凶犯。

这就是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线。

2月28日上午，《中外日报》记者周青、吴克泰所撰现场报道见报，发向全省。同日，台湾省政治协会等发起抗议。陈文溪是大流氓陈木荣之弟，因此，抗议活动一开始即有部分流氓参加。群众鸣锣罢市，包围并捣毁位于本町的专卖局台北分局。下午，群众四五百人游行。以“严惩杀人凶手”的横幅标语及“狮鼓”为前导，向行政长官公署请愿，冲击公署大门。其间出现抢夺警卫枪支及开枪射击卫兵情况，卫兵还击，当场打死3人、打伤3人，逮捕6人。群众情绪更为激昂，在各处殴打外省人，同时进占位于台北公署内的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批判政府贪污腐败，号召各地民众驱逐贪官污吏以求自存。

3月1日，全台各地纷纷响应，从要求惩凶发展为政治抗争。他们罢工、罢课、罢市，冲击警察局和专卖局等政府机构，夺取电台，呼吁全省人民起来支援。于是，全省从南到北，从西到东，爆发前所未有的官民流血冲突，蔓延成全岛的反政府行动。

3月2日，台北民众成立了“2.28事件处理委员会”。3月7日，委员会代表台湾百姓提出32条要求。但南京国民党政府认为这是一场叛乱，下令派兵镇压。从3月8日起，国民党军两个师相继在台湾登陆，随即展开大逮捕及大屠杀。整个冲突与镇压历经9个月才告结束。这次事件罹难人数上万人。

    虽然林江迈贩卖私烟是二二八的导火线；然而，二二八悲剧的波澜其实早有迹可循。

    在蒋介石致陈仪的手稿中写道：“据报共产分子已潜入台湾，渐起作用，此事应严加防制，勿令其有一个细胞遗祸将来，台湾不比内地，军政长官自可权宜处置也。”

    1947年2月初，重回祖国怀抱的台湾社会，人心惶惶。当时在台的桂永清海军总司令呈电蒋介石，陈述其于2月25日与高雄左营中学校长王贵友等十余位士绅聚谈，并转达他们的五点意见。

    这群台湾的有影响人士表达，台胞绝无独立思想；要求从速消弭外省人与台湾人之间的误会；台胞对中枢诚心崇敬。但以前来台军队给人民印象太坏，希望以后军队派遣纪律严明者。另外还包括：从速解决失业问题；希望对过去接收期间各个不法官吏分别惩处。

    缉烟事件引发全省性的暴动，陈仪在3月6日致电蒋介石，请示并要求蒋介石派遣“纪律严明、武器精良之国军两个师，如职前请派汤恩伯、李良荣等来台，亦此意，既有实力自可对付奸党，并消灭叛国运动，钧座如以为然，请即指示，俾有遵循。”

    人在南京的蒋介石还收到来自中统局和担任参谋总长的陈诚等人给他的密报。同一天，中统局从台北发出给蒋介石的情报说：“参加暴动者，有前日军征用之海外浪人，全省约12万人；投机者蒋渭川、王添灯主张大台湾主义，不断煽动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取消专责贸易、粮食各局、改组长官公署，如3月10日前，中央无答复，决定11日再举更大暴动。”

    前一天，在台的张镇司令呈蒋介石的报告，除了叙述台湾的具体暴动情形，还打了陈仪一棍。张镇说：“陈长官似尚未深悉事态之严重，犹粉饰太平。”

    陈诚则对派兵到台湾一案向蒋介石报告说：“一、已令21师刘师长率师部及一个团即开基隆，归陈兼总司令指挥。二、着调宪兵团第四团驻福州第三营，即开台湾归制。三、着调宪兵第四团驻福州之一营即开基隆。四、以上已分令联勤总部准备船泊，务限虞日由上海、福州两地启运，迳开基隆，不得违误。”

    不同耳目的报告内容，使得蒋介石接连以手令要求陈仪详报台湾现状。蒋介石在手令中写道：“已派兵一团，并派宪兵一营，限于本月7日由沪启动，勿念。”

    蒋介石在手令中又写道：“21师师部直属部队与第一个团本日(3月7日)正午，由沪出发，约10日晨可抵基隆，据报铁路与电力厂皆已为台民盘踞把占，确否？果尔则部队到基隆，登陆之行动，应先有切实之准备……”

    在二二八暴乱发生后，台湾本地有影响力人士，深恐国府派兵压制，引发更深的民怨，其间也曾透过国际向蒋介石请求，千万不要出兵。

    3月初旬，蒋介石在致陈仪的手令中说：“据美使馆接其台湾领事来电称，请美使即派飞机到台湾接其眷属离台，以为今后台湾形势更恶化云，美使以其息告余，一面缓派飞机，一面复电问其领事究竟如何云。”

    “又接台湾政治建设促进会，由外国领事馆转余一电，其间有请勿派兵来台，否则情势必更严重云，余置之不理，此必反动分子在外国领事馆制造恐怖所演成，近情如何，盼立复。”

    同时，陈仪在3月6日致电蒋介石的电文中，陈述暴动原因说：“去年，海南岛归来台侨中有不少奸党，而内地奸党潜伏在台。”

    “留用日人趁机扰乱”、“日本时代绅士御用流氓，接收后不能发财即随时攻击政府，有怀台独立、国际共管之谬想者。”

    “一般民众缺乏国家意识，亦为排斥外省人的封建思想所感。”“此一事件绝非普通民众运动可比，显然系有计划有组织的叛乱行为。”

                         地下党积极行动

    台湾于1895年被日本侵占，岛内人民仍同大陆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些进步青年回大陆学习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如岛内女革命者谢雪红在1925年于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同邓小平、蒋经国为同期同学。

台湾共产党是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金神父路(今瑞金路)一家照相馆的楼上宣布成立的，后被人俗称“老台共”。台共书记为林木顺，蔡前(后改名蔡乾)、谢雪红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彭荣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并领导这一重要会议。有人分析认为，彭荣就是瞿秋白的化名。

台湾共产党成立仅10天后，台湾革命工作者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便遭到日本特警的袭击，多人被捕，有关台共成立的所有文件全部落入日本人手里。

那时的台湾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共产党的发展非常困难。

1929年在台湾中南部通过“农民组织”发起小规模暴动，日本警方随之展开第一次“台共大检肃”，逮捕了许多骨干。1931年日本警方又在全岛发动第二次“台共大检肃”，抓捕了台共领导人谢雪红等人并判重刑，导致组织瓦解，只剩少数人隐藏民间或潜回大陆。如蔡前回福建后进入中央苏区，作为台湾代表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跟红军长征到陕北，抗战时还任过八路军敌工部部长。

1945年8月，台湾籍干部蔡孝干(代号“老郑”，即蔡前)被中共中央派遣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成为台湾地下党领导人。蔡孝干不仅参加过1928年台共的创办，还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是在中共党内成长起来的台籍干部。他于1946年7月到达台湾，从此，岛内的台共活动有了相对统一的组织领导。蔡孝干到达台湾后，与陈泽民、洪细樵、张志忠等人一道完善党组织，开展联系潜在台共人士和左翼积极分子，并在1947年1月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就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女学生事件发动大规模反美示威游行。

那时，台共地下党的组织延伸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知识精英当中，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吴克泰、刘青石等人便是在这个阶段加入的，其中还有李登辉。

李登辉1946年9月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返台后，便向吴克泰流露出信奉共产主义的思想。后来在吴克泰的介绍下，李登辉加入了共产党，并由吴克泰与他进行单线联系。

当时，李登辉与陈炳基为中共地下党的亲密同志，两人与李苍降、李薰山、林如堉共组“新民主同志会”，由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1947年2月末“二二八事件”发生期间，李登辉冒着生命危险协助把陈炳基藏在三芝老家，逃过军警的追捕。当时李登辉参加了一些宣传活动，随后因国民党军警展开血腥镇压便躲避起来不参与活动。1948年夏天，毕业后已担任台湾大学助教的李登辉找到中共台湾学工委要求退党，并称自己仍相信马克思主义学说，却不愿过组织生活和受党的纪律约束。当时组织上分析，李登辉是因害怕危险而退党，经挽留无效后便予同意，不过此人还答应保守秘密。

50年代初，中共台湾地下组织陆续被破坏，“新民主同志会”瓦解，陈炳基潜往大陆，李薰山被监禁七年，李苍降、林如堉遭枪决，他们都没有供出李登辉的名字。

中共台湾工委遭破坏后，国民党当局也知道了李登辉这段历史，曾将他拘留审查过7天，放出后很长一段时间还要定期汇报，外出又遭跟踪。直至1970年代初，蒋经国强调“吹台青”(即提拨台籍新人)时提升了李登辉，才向其说明：“你的有关材料已经被烧了，以后没有这回事了，好好做事吧。”蒋经国因他自己当年在苏联时也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喜欢重用共产党的叛徒或脱党分子。

    1947年2月27日，专卖局人员殴打私贩林江迈引发全岛性的民变，主要原因是台湾光复后，行政长官实施蒋介石的错误政策，官僚腐败，贪污横行，民怨日深终于爆发。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全省各地纷纷成立“处理委员会”，协调处理善后事宜并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其成员包括地方仕绅、知识青年与一般市民。但临时性的“处理委员会”成员复杂，普遍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渗透，为当局所利用。等到国民党军队登陆基隆后，“处理委员会”瞬间瓦解，许多主事者遭逮捕处决。

    因此，“二二八”期间，较具规模的组织反抗主要来自左翼势力，包括台共系统与省工委系统。在日本占领时期，台湾左翼人士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在上海成立了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与中共关系密切，其活动多集中在台湾中部地区。那时，许多爱国志士不管是左是右多来自中部地区，主要是1895年日军攻打台湾时，战略性的一仗“八卦山之役”就在彰化，所以这里有很深厚的民族主义的土壤。

                      武装反抗如火如荼

    台湾光复后，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台湾设立分部，许多台共人士纷纷参加三青团组织。有了这样的基础和背景，“二二八”时，三青团才成为重要的反抗组织。

    三青团是蒋经国于抗战期间成立的青年组织，以社会改革为号召，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三青团在台湾的负责人是有国共合作背景的台籍将领李友邦，包括台共领导人谢雪红等人。他们原本是为了共同建设台湾而奋斗，不料“二二八”一爆发，三青团竟成了台共与左翼人士借以发动反抗的组织系统。这使陈仪对李友邦大为不满，设计把李友邦密解南京，幸赖李妻严秀峰赶往南京当面向蒋经国解释，始释回李友邦。

    1946年初，中共中央派台籍干部蔡孝乾、张志忠等人赴台湾发展组织，到了“二二八”发生前，党员约70人，人数并不多，但大多数为高级知识分子，素质很高，他们在日本占领时期即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其中不乏赴汤蹈火之士。台共领导人谢雪红则另设组织直接受中共华东局领导。

    3月1日下午，台北市工委书记廖瑞发通知台北市学工委书记吴克泰说，他们已组织了全岛性的武装斗争委员会。台北市的组织武装斗争作如下分工：一部分党员全力准备组织武装斗争，另一部分党员进行宣传工作。从此，吴克泰就白天联络、组织群众设法寻找武器；晚上收听各地广播。这一期间，他没有布置李登辉什么任务，但李登辉积极联系了淡水方面的学生。

    时在淡水中学念书的纪朝钦（80年代初成了中共驻东京大使馆政治参事）参加了学生运动，后来他才听说他们的领导人是李登辉。他见过李登辉，但不知他是中共党员。他们交谈不多，李登辉说话少，但是比较左，对国民党不满。

    “二二八”时，淡水中学校长陈能通带领学生们去接管淡水警察局，用警察局的枪来武装自己。后来镇压部队来了，陈能通校长就要学生们撤回学校，有的同学给部队打死了。3月9日，国民党当局派兵来学校抓走校长和一位体育老师，以后被枪毙了，因为他们带领了学生武装起义。

    台北地区有一个临时组织的“武装起义指挥部”，由李中志领导。当时学生治安队实际上是军统特务许德辉控制，他是台湾人，地痞流氓。他组织了一个忠义服务队，接收了学生们冒死从警察那里抢来的武器，所以起义指挥部拿不到武器，使武装学生队伍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干扰。

    3月3日下午，李中志在延平中学主持了武装起义计划的会议。计划是：3月4日零时开始，乌来的高山族已联系好，他们12点会下来，武装起义指挥部设在新店，先占领新店，再攻打台北。

                      武装起义攻打台北

    3月4日，陈炳基在起义指挥部等，却一直没有消息，说是3点会发信号弹。陈很着急，那天又是滂沱大雨，于是他暂时交给别人指挥，赶紧骑自行车从建中到台北林水旺家打听，林也不知道，陈炳基再赶到师范学院找郭秀琮，问他武装起义到底干不干，他说一定要干。有了这话，陈炳基又回到建中。

    根据计划，第一大队负责先围攻陆军医院，听说那里有军火库，有内线会帮助开门，让他们拿武器，拿了以后再去攻打警察大队，然后再去攻打军营、宪兵司令部，最后各大队联合一起攻打占领长官公署，成立人民政权。

    陈炳基带着台大学生王子英到陆军医院的后门观察，没有任何动静，再到警察大队那里，也没有任何风吹草动。李中志还说拂晓有两辆卡车从桃园来支援，车停在小南门，陈炳基赶去看，结果没有，这时已天亮。陈炳基只好回去，取消武装起义计划，解散队伍。

    后来才听说，乌来高山族，他们下来是有条件的，要米、盐、火柴、肉，实际上就是要有军需物资，没有这些人家怎么打仗啊！

    第一次武装起义流产后，陈炳基等人也准备了第二次，但他们仍然找不到像样的武器，还没有准备好，国民党军队已开到。

    国民党军队登陆开始镇压后，原本活跃的非左翼的反抗团体死伤惨重，只有谢雪红在台中、张志忠在嘉义的反抗行动表现得较有计划。尤其在嘉义领导的武装行动成为“二二八”当中最激烈的战斗。

    张志忠本名张梗，生于嘉义新港贫农家庭，学生时期即投入抗日活动，并加入王万得、蔡孝乾组织的台湾无产青年会。1933年张志忠遭日警逮捕，后又越狱逃往大陆。抗战爆发后，张志忠进入延安抗大，毕业后派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敌工部，直接投入战场，因此积累了多年的群众组织、敌前宣传与实际作战的经验。

    1946年初，张志忠作为第一批选派的台籍干部返台，随即担任省工委委员兼武装工作部部长，实际上就是地下党的首号军事首长。基于多年的战斗经验，他创立了共产党式的台湾民主联军。3月4日，台湾民主联军进占嘉义市主要机关，经过三天激战，该部退到嘉义机场，直到大批国民党部队赶到，反抗行动始告一段落。

    在国民党的血腥屠杀中，张志忠遭枪决，蔡孝乾则投降了敌人。

                    蒋介石派兵血洗台湾

    1947年3月8日，国民党当局从大陆调来两个步兵师和一个宪兵团分别在基隆、高雄登陆，开始大肆镇压群众。二二八的流血成河已势所难免。

    3月10日，蒋介石发表处理“二二八”事件的谈话，陈仪宣布解散“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也遭逮捕杀害。

    在蒋介石致陈仪的手稿中说：“各处仓库所存械弹有几何，请详报，此时应先做控制，台北、基隆二地之交通通信与固守待援之准备，台南则固守高雄与左营勿失为要，日内即有运输登陆艇两艘驶台，可派其作沿海各口岸联络及运输之用，基隆与台北情况，每日朝午夕作三次报告。”

    其时任台湾参政会议长的黄朝琴致电蒋介石，说明行政公署施政有失民心；外传台湾人要独立并非事实，恳求蒋介石命令“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对台湾人民），否则以抗令论罪。”

    3月19日，由白崇禧呈送蒋介石的信函，提及暴徒散处新竹、台中、嘉义山区，总数已不及2000人。

    国防部长白崇禧又向蒋介石报告：“此次台变，其企图不仅出于不满现状，直欲夺权，现正彻底肃清叛乱分子以安地方。”

白崇禧报告蒋介石，在事变中，“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马公要塞史文桂等镇压最为得力”。

    此时，台湾已是一片神哭鬼嚎，四处是寻找亲人下落的呼声。

    在蒋介石的询问下，陈仪致电报告几个人的下落，并强调“各部队除迎击攻袭机关要塞等暴徒外，绝无杀戮无辜之事，复请察核。”

    然而，街头巷尾，陈斤（左边加火旁）、林茂生等无罪被杀去处不明，至今仍无交代。到底二二八的丧生者有多少，下落何在，仍没有一个说法。

    4月22日，蒋介石主持行政院例会，以台湾事变既平，陈仪引咎请辞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决议撤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任命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主席。

    参军长薛岳报告蒋介石说，二二八事件请免移送法院一案，呈蒋批准。同时也提到，“魏主席（魏道明）曾一再电请白部长（白崇禧）仍维持军法审判办法，迅速结案在卷……”

    5月16日，魏道明在改制的省府就任，他向蒋介石报告，已吩咐彭孟缉在同日清晨解除戒严，结束清乡，停止新闻邮电检查等。

    然而，天地不仁，台湾自五月清乡掀起漫天血雨及白色恐怖，那是台湾人民的又一段悲惨历史了。在整个“二二八事变”中，有台胞5000多人被国民党政府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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