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毛泽东同志说过：“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清政府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忽视和放弃制海权的战略失误，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他们长期致力于海军建设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甲午战争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杞针对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就长驱直入，进攻辽东、山东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只占领朝鲜，海军尽可能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三是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海军协防日本沿岸。日本的战略思想非常明确，把整个战争基点放在制海权的争夺上，在设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们取得了上策。相反，清政府和李鸿章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却很模糊，对战争中海军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没有清晰的思路。朝鲜开战后，日本海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寻找中国舰队决战，而中国海军却尽量避免与敌军在海上相遇，没有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有备，一方无备；一方伺机决战，一方消极避战。一旦海上遭遇，后果可想而知。

在黄海海战之前，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湾游弋”。光绪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舰队出战，但李鸿章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执行主动出海决战的上谕，北洋海军一直蜷缩在渤海门户，向朝鲜运送物资也不敢走海上捷径而从陆上转运。日军则“纵横辽海”，运输船只在海军的护卫下畅行无阻。

黄海战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军作为一个战略军事力量，拱卫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

制海权的丧失使沿海陆战孤立无援，极为被动，突出表现在两次反登陆作战的失利。

日军兵分两路攻打辽东半岛，一路从朝鲜跨过鸭绿江入侵，一路从海上进犯，在花园口登陆，如成功即可直捣旅顺后路。但日军此着也是一步险棋，花园口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此处沿岸海滩很浅，大船不能靠近，军队与物资需换汽艇和舢板转运。日军36艘运兵船在军舰的护送下，2.4万人及大量军马辎重，从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陆了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了这次日军行动的情报，如能派一支劲旅凭险扼守海岸，海军攻袭敌舰，则可对敌形成两面夹攻之势。但奇怪的是，岸边小股清军放了几枪便了无踪影，海军根本没有出动。日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得以从容登陆，打开了进攻旅顺的大门。很快，清政府经营20多年，耗银数千万两的重要军事基地旅顺陷于敌手，大量船只、武器、装备、粮食被敌缴获。日军兽性发作，残忍地进行屠城，旅顺数万军民被杀害，全城仅有36人幸免于难。

不久荣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辙。山东荣城距北洋海军基地威海仅有30海里，是日军袭击威海的最佳路线。1895年1月29日，日军联合舰队掩护50艘运兵船共3.4万人，用5天时间在荣城登陆。中国陆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海军近在咫尺，但李鸿章命令“以舰队全力坚守刘公岛”，伏匿于威海坐以待毙。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后来承认：“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鱼雷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登陆和反登陆作战，本是最为惨烈的作战类型，一般来说，反登陆方都会依靠防御体系——包括岸边阵地和海上袭击，使处于不利条件下的登陆方腹背受敌，遭到沉重打击，甚至登陆失败、全军覆没，中外战例中不乏此种情况。但日军在花园口和荣城的登陆都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而在安逸平静的状态下得以完成。除了中国陆军作战不力外，关键是放弃制海权所致。

荣城既失，威海门户洞开，很快失守。北洋海军困守刘公岛，成为瓮中之鳖。军舰大部分被击沉，剩余镇远以下十舰被日军俘获，海军提督丁汝昌、定远管带刘步蟾自尽捐躯。变节将领率众投降，计5124人。2月17日上午，日军举行受降仪式，旗舰松岛军乐队高奏日本国歌“君之代”，全体官兵齐集甲板，欢呼雀跃。清政府经营20多年的北洋海军，李鸿章钟爱备至的嫡系部队，就这样灰飞烟灭了。面对中国近代海军的覆灭，怎不让人扼腕叹息，沉思不已。

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战略原因，教训十分沉痛。但我们对此不要苛求于古人，因为中国长期形成的大陆意识根深蒂固，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树立起海权意识需要漫长的过程，甲午战争交了学费，为后来的人们提供了前车之鉴。在当今世界的现代化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内涵也扩大了，延伸到制水下权、制空权，甚至制太空权。海军、空军、导弹部队的作用更加重要，而牢固树立制海权的战略思想仍然是最具决定性的。

五、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是战争失败的政治原因。

在甲午战败的第2年，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发起了有名的“公车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抨击清政府的投降路线和腐朽统治。民主革命的先躯孙中山组织了反对清朝统治的广州起义，他说：“清廷腐败尽露，人心激愤。”是的，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深层次的是政治原因。当时统治中国并主持战争的清朝政府极端腐朽没落，不可能领导一场反侵略战争取得胜利。

当时的清朝，早已失去开国初期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气象，落日的辉煌已经完全消褪，远远地被抛在世界潮流的后边。体制陈旧、政治腐败，在内忧外患中迎来了它的末日。

清朝末年，国家四分五裂，如同一盘散沙。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不停。朝廷分成帝后两党，一班文臣拥戴光绪皇帝前台执政，但并无实权。“阴主朝政”的慈禧太后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也不放松窝里斗。1894年11月26日，旅顺失守的消息传入北京，引起举国震惊。这天慈禧太后召见枢臣，大家以为她会对时局有所垂询，但没想到太后突然宣布把光绪皇帝宠爱的珍、瑾二妃降为贵人，并贬斥主战派大臣侍读学士文廷式和户部侍郎志锐，前方战场形势吃紧，宫廷还在内争，朝臣们不由倒吸一口凉气。这与日本朝野同心，上下一致形成巨大反差。范文澜分析说：“中日战争与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住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在政争上取得胜利。”朝廷如此，地方和军队也是派系林立。

军队和军事工业分属几个洋务集团，带有封建割据性。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形成了李鸿章的北洋、淮军；张之洞的南洋；曾国荃、左宗棠的湘系。他们把各自的军队和军事工业作为本集团的私产。李鸿章特向朝廷申明“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局乃是淮军命脉关系所在，诚不敢轻以托付。”各派系之间畛域分明，相互倾轧。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参奏李鸿章说：“是水师（指北洋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之于御敌则不足，挟之于自重则有余。”此言虽有偏激之处，却也道出部分实情。梁启超认为甲午战争中“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专为直隶、满州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

中央政府控制力减弱，地方和军队便自成体系，各行其是。加之列强进行渗透，在中国培植代理人，派系更为复杂。平时争权夺利，战时互不配合。日军在荣城登陆，李鸿章因为那是山东巡抚李秉衡的防地而置之度外。等到荣城失守，威海危在旦夕，李秉衡又因为那是李鸿章的领地而漠不关心。南方调来的援军又不归二李节制，于是出现了威海孤军作战，得不到增援的奇怪情况。中国军队因为门户之见形成的互不统属、各自为阵给日军造成了极大便利，使其各个击破的战略每每奏效。

慈禧太后在内争中颇有成就，数十年里始终牢牢把握着权力，但在抵御外侮方面，实在是起着很坏的作用。1891年，慈禧转发户部的奏疏，“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对此，连惟老佛爷之命是从的李鸿章都有意见，上奏说：“方奏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命，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台湾巡抚刘铭传听到这个消息顿足叹道：“人方我，我却自决其藩，亡无日矣。”

削减军费，固然因为国家财政紧张，但大量的资金并没有用到国计民生上。1894年是太后的60寿辰，她早就打算好好庆贺一番。先是修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共花费白银600万两，其中挪用海军经费437万两。紧接着开始修建颐和园，耗资1000万两，挪用海军军费750万两。国际形势紧张，御史上奏请求停止建设以保军费，慈禧大为恼怒，申斥那个不识时务的御史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于是再没人敢说二话，捧场的倒还不少，各省督抚相约报效白银260万两，以“本银专备购各舰，设防一切要务”的各义上解朝廷，实际上这些钱都化为颐和园的山光水色了。资金还有缺口，办法也到了极致，竟用海军名义向外商借款，甚至采用卖官的办法，朝廷出台政策，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台以下均可捐买，已经到了不管不顾、匪夷所思的地步。

大兴土木要花钱，贺寿场面也要花钱。从紫禁城到颐和园，沿路张灯结彩，景点密布，仅此一项耗银240万两。一方面穷奢极欲地挥霍，一方面国防经费极端拮据。海军申请更新火炮18门需银61万两而不可得。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后寿诞的正日子，颐和园里大宴群臣，喜庆非凡。也就在这一天，海军基地大连陷于敌手，热闹的庆典和纷飞的战火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同时上演着。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朝廷没带好头，下边更是放胆胡来。受命购买军舰的李风苞竟敢以两成的回扣中饱私囊，本来可买4舰的钱只买了3舰。外商给了好处便在造船时偷工减料，有人向李鸿章举报，但他不以为意。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颇受重用，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的供应。他“偷盗抵换”，供给海军的炮弹量少质差，黄海之战舰队炮弹缺少就与此公有关。梁启超评论说：“枪或苦窳，弹或赝物，枪不对弹，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之人廉明，谁能信之？”军队后勤保障虽是业务问题，但也深受政治环境、社会风气的影响，最终成为战争胜负的因素。

六、军队素质低下不堪一击是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

政治腐败必然影响军队建设。甲午战争中海陆几十次战役，中国军队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舰，军队综合素质低下是直接原因。当时全国的军队，北洋最优，北洋里海军又较陆军为优。但就是北洋海军，也严重存在着军纪涣散、操练废弛、贪污腐化、精神萎糜等问题。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原是陆军将领，不熟悉海军业务可以理解，但他领导北洋海军10多年，不下功夫学习海军军事知识，常以外行自居，这也罢了，关键是丁汝昌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加上大气候的影响，造成北洋舰队管理混乱，军纪涣散。据史料记载，丁汝昌在海军基地刘公岛营造店铺敛财，因此还与部下发生龃龉；他自蓄优伶演戏，生活骄奢淫逸。

北洋舰队后期，“操练尽弛，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携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北洋海军还发生过用军舰载货载客挣钱和从朝鲜走私人参牟利的事件。济远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5套公馆，娶有两房姨太太，在舰队常去之地金屋藏娇，此人多次临阵脱逃也就不足为怪。威海之战的紧要关头，来远、威远二舰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还在岸上嫖妓未回，二舰无人指挥，都被日军击沉，数百官兵殉难时二人尚在灯红酒绿中。

北洋舰队的几十名管带中较好的如致远管带邓士昌，经远管带林永生，在黄海之战中英勇就义。但这样的将领毕竟太少，而且还不被相容，因邓士昌“不饮赌、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皆嫉视之。”

近代战争，要求将领和士兵熟知军事技术，必须进行严格的训练，才能成为能征惯战之师。但北洋海军后期军事训练形同虚设，有时为了应付上级视察弄虚作假。打靶演习时“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驰。码数已知，放固易中。”来远大副张哲荣在战后反思：“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兵兴，同无把握。虽职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这个分析符合北洋海军后期的实际情况。

除了军事技术之外，在部队中还应该进行爱国主义、民族观念和英雄主义的教育，培养视死如归，敢于胜利的精神状态，但这正是北洋舰队所缺乏的。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注重武器装备，开设新式学校，甚至把一些将领送到国外深造，这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李鸿章对整体训练却放任自流，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更是漠不关心。1886年，北洋舰队应邀到日本长崎访问，官兵上岸在妓馆闹事，引起事端。事后李鸿章不但不处理，还说“武人好淫，自古而然。只要彼等追求功名，自可就我绳尺。”此事典型地反映了李鸿章的治军思想，但实践证明仅用功名利禄来调动积极性是远远不够的。北洋海军的待遇本不算低，将领们大多数很有钱，建功立业的机会就在面前，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者比比皆是。近年来研究近代海军史卓有成效的姜鸣感叹地说：这样一支缺乏精神支柱的军队，在和平年代还可算是一种摆设，而当风云突变，强敌压境时，他们能克敌制胜，保卫国家吗？

陆军的总体情况还不如海军，连黄海之战这样能够拼一下的仗也没有打过，大多是不堪一击，望风披靡。战死的将领只有左宝贵、马玉昆等几位，逃跑将军却有一大堆。牙山之役叶志超不但仓皇逃窜，还慌报军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朝廷又命他统帅平壤诸军，简直如同儿戏，叶志超故伎重演，狂奔500余里退过鸭绿江。梁启超评论平壤战役说：“是役也，李鸿章20多年所练之兵以劲旅自夸者，略尽矣。中国军纪之弛，广为外国所熟知。”鸭绿江防线清军4万余人，兵力多于日军，但不到3天就全线溃败。敌人进攻义州，只放了一排枪，义州守军便弃城逃跑。日军转攻大连，守将赵怀业毫无抵抗之心，高竖降旗逃跑，其私产提前装船运走，但大批军械，计有大炮130多门，步枪600余支，炮弹、子弹240万发，以及各种军用物资全部被敌缴获。

旅顺是清朝经营多年的远东第一大军港，是渤海的钥匙，北京的门户，从地理位置，防御体系来说，只要守城官兵士气旺盛，指挥得当，坚守数月是不成问题的。但守将龚照“贪鄙庸劣”，未见敌军就乘小船逃往烟台，守军土崩瓦解，日军只用了6天就攻占旅顺。

敌军又攻辽东，清军有7万多人，日军只有2万人，而且供应线拉长，后路也有被切断的危险。如果清军能以优势兵力凭险扼守，与敌相持，日军无援兵、缺粮饷，很难坚持，是一次反败为胜的机会，但清军毫无斗志，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不到10天就从辽河东岸全线溃败。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描述这一段战况时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战局到了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说明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确实不能一提。

七、封建政权买办化导致妥协投降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我们在介绍了战争全貌，分析了中国战败的各种原因之后，感觉到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一般来说，在外敌入侵的生死存亡关头，社会的主要矛盾会由阶级矛盾、内部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统治集团也会把反侵略战争作为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但清末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的软弱、消极，急于求和投降的态度不是封建统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释的。还有其更深层次的特定原因，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买办化了。封建性加买办化决定了对待资本主义侵略的妥协性。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这个因素是过去历朝历代，包括清朝初期不曾有过的。封建政权买办化源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半殖民地化。

一是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化。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加深了对中国的控制。英德法俄美意等国的驻华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而干涉军事。英国人赫德长期占据海关总税务司长的职位，不但把持海关行政，而且插手许多政治事务。通商口岸的外国领事对地方政府发号施令，稍有不从便以派遣兵舰进行恫吓。列强还通过派到中国军队的顾问（有的还在军队任职）控制中国的军事。

二是经济上的半殖民地化。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航运、商贸、进出口、金融、财政都很大程度上被列强控制。中国迅速变成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与政治上、经济上半殖民地化相适应的是封建政权的买办化。一批为外国侵略者势力服务，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买办化官僚集团产生了。翦伯赞认为：“洋务派地方上以湘、淮军阀为首，以主持北洋集团的李鸿章为代表；在朝廷里以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为代表，而他们的总后台是慈禧太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代理人。”李鸿章、张之洞等封建军阀，认识到封建末世的内忧外患是“中国数千年之大变局”，为了挽救封建统治，掀起“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以举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组建新式海陆军为主要内容，从60年代到甲午战前进行了30多年。洋务运动有着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促进了近代工业的发展，相对提升了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从始至终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买办性。正如毛泽东所论述的：“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庸于帝国主义的。”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除了封建性之外，无一不具买办性的特点。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外国资本；技术上雇洋人、购洋器、用洋法；业务上是外国企业的附属；创办者大部分是官僚、买办。经济上的买办化决定了政治上的买办化。郭沫若认为：“有些买办凭籍外国侵略势力与洋务派官僚建立了联系，参加洋务派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买办阶级在政治上越来越有影响，经济上有雄厚的实力，形成一种重要的反动社会力量。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大官僚集团日益明显地成为买办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经济上、政治上的买办化决定了军事、军队的买办化，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改组中国军队主权必须掌握在一个国家手中，而我们如果不是这个国家就将有损于我们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清朝统治者担负起领导反侵略战争的重任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买办性比封建性就反侵略而言更加反动。封建政权从维护统治出发，还可能全力投入反侵略战争，如清朝初期抵御沙俄的战争，收复台湾的战争等，但买办化的封建政权与帝国主义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大程度上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代理人，他们既有矛盾的一面，更有相容的一面。列强既要侵略和掠夺中国，同时又竭力维护清朝的统治不使其垮台，其原因就在于此。

洋务派与外国侵略势力的联系与交易，在北洋军阀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梁启超揭露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业。”黄海战后，翰林院联名奏参李鸿章“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问题可能没有说的这么严重，但参照各种资料，此类情况也还确实存在。翰林院还奏参李鸿章：“米、煤资敌，释放日本奸细。”所谓“米、煤资敌”是指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购买大米和煤炭，开战后部下建议停止供货，但李鸿章认为“订货在失和之先”，命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于是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运送日本，这个做法确实令人费解。开平煤矿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煤矿，煤炭应视为战略物资（军舰的燃料），但李鸿章却同意由英国的怡和洋行控股该矿，连外国人都认为“李的立场值得深思”。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助手盛怀宣、唐廷枢、徐润等都是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很深的大买办，深受李的重用，都先后担任过轮船招商局的会办、总办。唐廷枢在任职期间还兼任英国在华最大企业怡和洋行的总买办。盛怀宣是公认的一个“挟诈渔利，为利孽孽”的人物，盛在给李鸿章的密信中说：“师如需附股若干，乞密示。批令招商局及小人、仲舫为之，候示。”这件事很现实地暴露了李盛之间摆不上桌面的关系与这种关系的利益基础。

这样一个朝廷，这样一批官僚，这样一支军队，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战胜外敌侵略吗？清朝统治集团在甲午战争中妥协、退让、求和、投降的一系列做法，都可从其买办立场找到答案。

甲午战后短短17年，清王朝走完了它最后的路程，这是历史的必然，一个不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政权，没有理由长期存在下去。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行进，甲午战争至今110年了。祖国走上了民族独立、繁荣富强的道路。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方针，但正如胡锦涛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要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国防安全。”当今世界很不平静，霸权主义及其追随者坚持与我为敌的立场，利用台湾、人权、西藏、钓鱼岛等问题不断发难，最近某超级大国还在叫嚣“武力协防台湾”。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甲午战争日本侵略者霸占台湾，50年里台湾人民的反抗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清末思想家黄遵宪赋诗言志：“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如其偷生为降虏，不如战死为义民。”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霸占台湾的悲愤心和反抗精神。胡锦涛同志指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我们愿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我们也完全有决心、有能力粉碎任何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图谋。”在民族尊严、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不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与牺牲，中国人民也决不会让步，更不会屈服。

综观中国历史，没有什么灾难和压力可以征服中华民族，而只会使我们愈挫愈奋、众志成城，到头来头破血流的只会是我们的敌人。

[来源：凤凰历史《甲午祭》，与原文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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