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动荡日益加剧的中国股市，近来很少对股市发表意见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前认为，现在股市出现问题，政府救市是应该的。“吴市场”语出惊人，央行机关报立即“大赞吴敬琏转调”；《中国证券报》、《金融时报》等国内证券投资精英所把持的权威媒体紧跟而上，这其间究竟有何关联，笔者无意考证。但是从“吴敬琏先生与救市派达成共识”区区一则报道，我们关注国计民生的普通百姓就不得不打一个大问号：吴敬琏先生与救市派们背后的利益集团究竟要干什么？

早在国内股市开始下跌之日起，尽管“熊牛”之争尚在相互较量，“政府救市”的鼓呼声就一直不断，直到最近半年股市跌幅高达49%，据说成为全球最大跌幅， 一向有“吴市场”之称的吴敬琏，突然“背叛”自己的立场，转而旗帜鲜明地高调支持政府救市。“吴市场”立场突变的原因是：中国股市的“政策市”顽疾并未根除，一些人因此发财，而普通股民却利益受损。我们不禁要问吴先生，既然承认“政策市”顽疾导致有人“因此发财”，有人“利益受损”，按照证券投资“股市有风险，投资风险自负”之金科玉律，就理应概由市场来解决。因为在全民炒股的高潮期，无论是机构大户还是散户小股民，他们在股市上所赚取的收益是不可能上缴国库的（仅多交了印花税等而已）。既然赢利与国家无关，亏损就要求国家“救市”，全国股民最高峰时（包括多账户）也不过1亿多的账户数，请问岂不是要剥夺全国十分之九非股民的利益，来填补仅占人口十分之一股民在股市上的亏损？

毫无疑问，当前股市出现的问题确实需要对症下药地“救市”，让市场回到稳定发展的轨道上来，但并不应由政府出资救市，而是由政府主导大刀阔斧地整顿规范证券市场。

    就在吴敬琏发表“救市论”的前一天，美国政府发布紧急命令，采取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等主要大型金融公司某些类型的沽空行为进行限制的极端救市举措。令国人十分愤慨的是我们国内证券投资的精英们的两面派嘴脸：当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操纵股市将中小股民的血汗钱大把大把搂进自己腰包时，从不学习代表着股市市场派最高理想的美利坚同行们规范的市场运作；现在，同样是因为这些精英们的肆无忌惮投机、造成广大中小股民亏损的股市疲软时，他们却一反常态地将美国政府的救市举措当成“救命稻草” 。美国财长保尔森在就房利美和房地美一揽子救援计划发表讲话时明确表示，救助“两房”，对稳定美国金融市场非常重要。若不拯救“两房”，不仅美国金融市场稳定将大受影响，美国的经济也将深受其害。但是，保尔森对金融市场的洞察与吴敬琏先生的“政府救市论”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一是中美两国市场环境有天壤之别。环顾全球资本市场，美国素称成熟市场的代表（姑且不论小布什与曾任高盛CEO的保尔森拯救“两房”之举是否会伤害以市场化为基础的资本市场），而我们中国的证券市场，由于“政策市”之顽疾未除，老百姓都戏称为“国企、机构的圈钱机”；由于证券法规的漏洞，导致不少券商违规违法犯科。二是中美两国的金融体制不同。美国的银行都是以大财团为主的个人控制，而中国的金融机构都是国家绝对控股，是货真价实的国家银行。三是中美两国之证券业与金融市场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在美国，股市的主要资金和投资者都是各大金融财团，股市与金融市场息息相连；在中国，尽管有商业银行投资股市，但根据证券法，中资银行投资证券并非像美国那样理直气壮，也许笔者孤陋寡闻，我国主要国有银行投资股市的资金比例并不占绝对优势。

今日，笔者拜读过一篇“救市派”权威人士的大作，其中不乏对“政府救市”不力的担忧：“比如股价下跌正在通过负财富效应日益侵蚀着实际消费的增长，同时企业融资和再融资无法进行对企业投资计划和社会就业的破坏、基金和券商的业绩亏损、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因投资受损而出现危机等等，”文章认为以上因素“都在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安全和中国经济的稳定”。笔者认为，所谓“负财富效应日益侵蚀着实际消费的增长” ，相对因农资价格高企导致农民增收难度大；所谓“企业融资和再融资无法进行（撇开是否规范）”有益于国家对投资的宏观调控；所谓“基金和券商的业绩亏损、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因投资受损”，相对于今年以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因雪灾、地震、国际环境所面临之空前压力，孰重孰轻，一目了然。如论后者对“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安全和中国经济的稳定” ，所谓“政府救市”之迫切根本不值得一提。

   目前，我国有关方面已采取诸如主流媒体发表救市文章等隐性救市方式，尽力扭转市场预期和信心。这些举措不管能否产生积极效应，但比起中国经济所面临正在急剧地恶化的外部环境，中国股市不能依赖“政府救市”来独善其身。目前，美元急剧贬值引发的全球通货膨胀正在迅速蚕食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中国属于全民所有的财政实力非常有限。在可预见的通货膨胀消耗战中，中国股市玩不起节节防守的“阵地战”。与其如此，不如让来一次“胜利大逃亡”。退回自家的根据地，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革改造，依靠市场的力量，躲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等待新一轮“牛市”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