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人民日报》连续刊发四篇雄文反驳人权观察年度报告中对中国的批评，内容不外乎中国人权状况为历史上最好、该组织充当了西方政治工具云云（参见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1/29/12163686_0.shtml?_from_ralated等）。可惜的是，作为“反华活教材”的这份年度报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看不到的。在大陆，像人权观察这样的组织的网站无法登陆，中国网民自然也不知它的年度报告里究竟写了些什么。而《人民日报》也不再有当年中苏论战时的大度，敢于把对方的报告全文照登，然后再加以逐条批驳。我等读者只能从《人民日报》选择的报告内容及其评论去感受人权观察的种种“荒谬”甚至“邪恶”了。

幸而，我近来正在写一篇关于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文章，知道一点该组织的相关信息。人权观察的英文名为Human Rights Watch，总部设在纽约。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75年，包括美苏在内的欧安会国家签署了包含有人员自由流动和保护人权规定的《赫尔辛基协定》。1976年，美国人罗伯特·伯恩斯坦访问苏联，被苏联著名科学家、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的精神所感动，遂于两年后创建名为赫尔辛基观察的人权组织，以监督苏联对赫尔辛基协定的执行情况。后来，该组织又以“观察委员会”（如1981年设立“美洲观察”）的名义关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权事务，并于1988联合定名为“人权观察”。人权观察定期撰写国际人权状况的研究报告，对违反人权的事件进行取证调查，并在各种媒体上刊登报道和评论，以促进国际社会对人权暴行的关注。类似的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还有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当然，该组织的网站国内也是进不去的，除非你翻墙。

这些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总部大部分设在西方（大赦国际的总部在伦敦），但如果因此而将它们称为西方政府的政治工具，则是非常不客观的。事实上，这些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经常对西方国家的人权记录提出批评。我国一些研究非政府组织的学者就注意到，人权观察的“人权报告几乎囊括当今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对于别人不敢提及的美国政府，‘人权观察’批评得尤其厉害。”（王杰、张海滨、张志洲主编：《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再看大赦国际，它在2011年度报告中不仅批评了发展中国家，还对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批评与监督。其中对美国用了四页多的篇幅，涉及到11个领域（包括难民和移民权益、妇女和儿童权益、法律和制度发展、关塔那摩拘留营、过度使用武力、反恐与安全、监禁条件等），是西方国家中被批评最多的。

在国际人权政策上，这些非政府组织也经常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唱对台戏。例如，美国政府是反对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尤其反对设立独立的检察官。1998年6月，关于设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国家间外交会议在罗马举行。美国向大会呈递了一份关于检察官的意见书，却受到美国人权律师委员会的批驳。还有，美国政府反对禁雷运动，但正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推动禁雷公约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当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对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这两场美国重大外交行为的杯葛。伊拉克战争发生后，大赦国际就多次指责美国领导的联军在伊拉克存在种种不人道行为，有违相关人权法律。特别是美军虐俘丑闻暴露后，大赦国际多次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发难，要求彻查虐俘事件，给世界一个交代（《人民日报》自身对此也有所报道，参见陈济朋：《大赦国际要求美国释俘》，《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7月6日）。对于尚未结束的阿富汗战争，大赦国际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在2011年6月给美国国防部长写信，对被关押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拘留者受到延长隔离、剥夺睡眠和高温暴晒等刑讯和其他虐待措施表示关切。

不必讳言，这些组织与西方有着紧密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主要是社会层面，而非政府层面。即这些组织推崇西方社会所主张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资金、人员等方面与西方社会各层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对于政府联系，多数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像人权观察、大赦国际这样比较权威的人权组织是极力回避的。它们深知，客观与中立是自身生命力所在。为了做到这一点，它们不接受任何直接或间接来自政府的资金，在意识形态方面也保持中立。冷战时大赦国际在选择人权案例时，特意从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分别选一个以示平衡。在刚结束不久的利比亚战争中，像大赦国际、人权观察这样的人权非政府组织前期批评卡扎菲政权，在卡扎菲倒台后却又重点向利过渡政府施压，揭露其部队虐杀卡扎菲支持者的行为，还一再要求保障卡扎菲及其儿子的安全，并给予其公正的审判。可以说，这些人权非政府组织天生就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国外的、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揭露、批评政府，向政府施加压力，是这些组织维护人权的主要途径。

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政府大一统的国度，不理解西方那种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以为社会必定听政府的，植根西方社会的非政府组织也必定如中国一样是政府的延伸与工具。事实恰恰相反，在西方的非政府组织以公民社会为依托，反以依附政府为耻，以批评政府为荣，特别注意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中国媒体那种牵强附会的批评，反而暴露了中国自身一向视非政府组织为本国政府附庸的弊病以及对西方社会的无知。当然，这种无知也可能是有意的曲解。

有人可能说，这些人权非政府组织只注重公民和政治权利，忽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不还是西方价值观的体现吗？确实如此，但这又有什么呢？并不是西方一切东西都是坏的，都在必须拒绝之列，否则我们就不必穿西装、坐火车、打电话了，因为这些物件都先来自于西方。西方价值中也有合理的成分，如果它被世界各国人民所广泛接受，自然也能成为普世观念与价值的一部分。在人权领域，1966年制订的两项国际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举世公认，我国也是签了字的。其中的原则与精神是人权普世价值的体现。非政府组织并非对世界或世界特定地区人权承担全责的实体，而是由志同道合的公民联合起来的志愿者组织，它确实也可以有自己的偏好，但只要其努力领域都在普世价值的范畴之内，这又有何不可呢？就像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爱好者一样，如果他毕生致力于鲸鱼的保护，你又怎么可以去指责他没有保护好熊猫呢！

一些人不去注意自己的不足，不去努力改善自身的人权，反而对别人的批评倒打一耙，甚至要挖出背后有什么居心来，背后的道理其实并不难懂。《人民日报》并不是担心人权观察们与西方政府的联系，西方一些政策智库与政府的联系多了去了，也没见《人民日报》连发四篇雄文去批判。《人民日报》担心的是这些非政府组织所代表的价值观，虽然它们也是普世价值观的一部分，但恰恰是中国的软肋与不足，是一些人头上难以言说的“伤疤”。一个人、一个国家有了“伤疤”不要紧，要紧的是如果还讳疾忌医，甚至掩盖事实、转移矛盾、倒打一耙，这就表明这个人、这个国家不但身体上有病，他在心灵上、制度上也很可能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