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影响中国外交政策,我们普通人知道的所谓国际战略是指一国在较长时期内对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军事政策等总的认识和谋划。毛泽东是举世闻名、全党公认的战略家，他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缔造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程中，根据国际格局和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及政治力量的变化，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一系列国际战略思想。这些思想对我国外交方针和政策的确立起着重要指导作用。探讨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对于深入研究建国以来我国对外工作发展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作为指导当今外交工作的借鉴，有着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本文仅将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并依照历史发展顺序试析三个阶段国际战略的确立、演变和基本内容，以及毛泽东国际战略对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客观作用。
一、一边倒的国际战略
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毛泽东为什么做出如此抉择？这与新中国面临的国际格局有直接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体系呈现一种与战前迥然不同的面貌：西方阵营中德、意、日法西斯彻底失败，英法受到严重削弱，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社会主义由一国胜利扩展到多国胜利，形成以苏联为核心，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在地理上也连成一片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很多国家相继取得独立。国际关系体系新变化引起的直接结果是：帝国主义无法维持原来的国际格局，各种国际政治力量按照力量对比的变化和主要矛盾的转化，很快形成分别以美苏为中心两大阵营对抗的新格局。面对这样的国际格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如何着手建立外交关系，能否在对抗的两大阵营面前不作倾向性的选择？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表明，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第一，在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或依附于帝国主义阵营之外，中国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早已被中国的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对此无须赘言。毛泽东针对建国前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幻想在中国无限制的发展资本主义、走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明确指出：积孙中山40年和中国共产党28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又决定了，胜利后必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政治信仰和社会制度上的倾向性，决定了新中国外交战略上的倾向性，必然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第二，面对美苏对峙的态势，要获得强有力的国际援助，必须表示明朗的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从战时的盟国走向敌对，成为主要竞争对手。美国为遏制苏联，实行冷战政策。1947年美国先后抛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1949年又策划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经济和军事上具体实施对苏联的遏制和称霸世界的计划。面对帝国主义的威胁，为维护安全、主权和国家利益，苏联和欧亚各人民民主国家从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加强联系，签订双边、多边和共同的协定、条约。1947年组成9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1949年成立经互会。后又组成华沙条约组织，以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抗衡。面对美苏的尖锐对立，想采取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显然行不通。保持中立，在美苏激烈竞争的国际舞台上，也难以立足。只有明朗的外交态度，才有可能赢得强有力的国际援助。
新中国需要国际援助，对此毛泽东十分明确。他认为：中国是大国、但还不是强国，经济十分落后；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首要的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但我们对经济建设不熟悉，应该向外国特别是社会主义苏联学习；建设需要有稳定的和平环境，而新中国诞生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有可能进行武装干涉。这些情况便决定了中国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方面获得援助的必要性。没有这种国际援助，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巩固。这是新中国安全和建设所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毛泽东在外交上提出与苏联结盟的一个重要依据。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与美苏的实际关系决定了新中国在当时只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鉴于中苏美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合作背景，中国共产党曾一度真诚希望各抗日盟国，尤其是美国能帮助中国避免内战，促进战后中国的和平民主建设，然而，这种愿望很快被美国采取的扶蒋反共政策所打消。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内战，实际上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伴随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大规模的援助和国共内战的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同美国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对抗时期。1949年春夏，中国共产党又一度怀着希望同美国外交官进行短暂接触，仍因美方原因而以失望告终。由于美国长时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的对华政策，把中国推向与美国对抗的地位、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奉行共同的意识形态，自建党以来一直在外交上采取与苏友好的立场。尽管毛泽东对苏联的政策在某些方面是有意见的。但总的说来，在毛泽东心目中，苏联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对于苏联采取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援助，毛泽东念念不忘。他曾举例说：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1924年孙中山先生召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在其后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当时惟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倭国侵略者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并互派大使的国家。可以说：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正是中国共产党与苏一贯友好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显而易见，毛泽东提出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绝非主观臆断，而是根据当时国际格局及中国历史和现状做出的重大决策。应该说明的是，这一国际战略在政治上的倾向是十分明朗的。正如建国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谈及此举意义时所说：我们提出一边倒，是意味着在政治上必须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团结起来，同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边，不能一脚跨在社会主义方面，一脚又跨在西方资本主义方面。所以一边倒就表明我们在政治上同资产阶级国家断然分开，打消对一切西方国家的幻想。但对此绝不能做出形而上学的理解，即理解为无条件的倒向苏联一边，或是与美的绝对对抗。事实上，中国在联苏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在反美时，也存在一定条件下讲和的一面。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所包含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是全方位的，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一时期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仅仅局限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内，而是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根据这一方针，新中国不经谈判即同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并在此基础上同他们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毛泽东认为，有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为此，新中国在建国初期，十分注意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新中国以自己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崭新的外交形象，赢得了亚、非、拉国家的信赖与支持，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因考虑帝国主义决不会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毛泽东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时，要和我国与社会主义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建交，在办法上应有所区别：一是不急于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二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以前均须经过谈判。其中与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是与新中国建交的一个基本条件。但是，对于平等互利的经济往来，我们并不拒绝。毛泽东还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在经营、管理上的长处。
对于美国，毛泽东一直主张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建国前夕，他曾明确指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以后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中又几次谈到，对美国，一方面我们要争取主动，公开主张与他们和平共处，建立外交关系，解决台湾问题，欢迎他们来中国；另一方面，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坚持斗争。
毛泽东明朗的“一边倒“国际战略和全方位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是不矛盾的，二者统一于为新中国创造较长时期和平环境这一战略目标，这是新中国根本利益所在。建国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严峻的。美国采取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除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盘踞台湾，阻止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外；还武装入侵朝鲜，梦想以朝鲜为跳板进犯中国；它干涉印度支那国家内政，支持法国殖民主义者镇压印度支那人民，对中国南方边陲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面对来自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半岛三个方面的战争威胁，新中国必须在国际上寻找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又要广交朋友，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以免受制于人。毛泽东“一边倒“的国际战略和全方位的外交方针，正是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独立自主外交地位两种客观需要而相结合的产物。事实表明这种结合是恰到好处的。
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毛泽东逐步改变“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这一时期，从国际上来说，美国仍继续推行其敌视中国的政策。从国内来说，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艰难探索时期。当时的国际国内情况表明，中国仍需继续为自己创造一个安定和平的建设环境。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改变原来的联苏抗美，而不惜同时和美苏相对抗呢？这与50年代末6o年代初中苏关系的恶化有关。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在对待马列主义、国际共运、以及世界阶级斗争形势若干重大问题上，出现了原则分歧。对于这些分歧,毛泽东始终主张通过内部讨论来解决，而不应影响两国正常关系。但赫鲁晓夫从追求同美国共同主宰世界的外交战略出发，一心想把中国纳入他的修正主义体系，并为此不断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致使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
面对苏方不尊重中国主权的对抗态度，“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显然已不适用了。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毛泽东断然放弃“一边倒“ 的国际战略；逐步把苏联作为中国的对立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
中国60年代反帝、反霸的外交格局，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的局面下被迫形成的，它是毛泽东不畏强暴、自主自强的民族气概的产物。为了与美苏压力和威胁相抗衡，中国必须在世界上寻求广泛的支持，拓宽外交局面，这便是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的必要之所在。
毛泽东认为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所以有可能提出，还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
1、“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20世纪60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新的变化。美苏两国都力图保持两极格局，但在他们的盟国中，独立自主的倾向开始有所发展。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在赢得独立后陆续走上中立的道路，不结盟运动应时而起并日益壮大。根据变化的世界格局，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新理论。这一理论表明美苏之外的国家都属中间地带：中间地带按照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与美苏之间都有矛盾，而且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矛盾日益加深。事情很清楚，中间地带发展的趋势将是独立于美苏之外，并能与美苏抗衡的一支强大国际政治力量的产生。这种世界格局为毛泽东实施建立世界范围内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一方面大力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继续支持被压迫国家和民族争取和维护独立的斗争；另一方面加强对西欧和倭国的工作；从而顶住了美苏的孤立政策，赢得了新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
2、对于美苏当局本质的清醒认识。在美苏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毅然提出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民族气概，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他对美苏本质深刻认识基础之上的：第一，美国的扩张政策决定它必然要失败。美国是各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也是最弱的。因为它控制的地方太多，力量分散。毛泽东作了两个形象比喻：美国是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哪个指头也动弹不得；美国就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大堆鸡蛋的人，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所以美帝并不可怕。第二，苏联的霸权主义没有出路。他们一时好像是多数，将来会证明他们不是多数，而是少数。第三，苏联处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有一条规律，每当苏联要同美国搞政治交易时，总要搞我们一下，目的是要让美国知道，他们同中国不好，同美国好。但美苏都想称霸，根本利益互相冲突，矛盾不可解决。所以美苏合作打中国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使它们分开的东西比使它们合在一起的东西要多得多。第四，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都是纸老虎，它们内部各自都有许多矛盾，四分五裂，并不是铁板一块，貌似强大，其实很虚弱。第五，世界上“大多数不反华反共，而是亲华亲共的“。中国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将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国家和人民的拥护。据此毛泽东论断：美苏孤立中国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只能激发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尽快在经济和文化上赶超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反之，反华将暴露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各国反动派的真实面目，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到头来是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脚上。毛泽东上述论断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反帝、反霸的国际战略树立了坚定的信心。
应该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这一国际战略中，所强调和反对的分量并不是平行的，把侧重点放在反帝统一战线上，明确提出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
三、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国际战略
自新中国诞生，我国对外一直是以反对美帝为主。直至1970年毛泽东发表的“五二O“声明，主要矛头还是对着美帝。但在这之后，我们的提法逐渐变化，虽仍然提反对两霸，但主要是指向苏联霸权主义。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基辛格博士时，提出“一条线“的思想。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倭国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一大片“的思想。“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思想是毛泽东新的国际战略。其主旨就是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中的所有国家，即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是毛泽东根据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战略态势和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变化所作出的新的国际战略抉择。这一抉择有着重要的现实依据：
第一，美苏争霸态势易位，呈苏攻美守；在两强争霸世界的矛盾斗争中，苏联处于主要矛盾方面。
进入70年代，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1974年苏联战略核武器的数量赶上美国，在核武器运载工具和投掷重量方面已取得优势，其近海防御性海军也发展成为一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的远洋海军。这种军事力量的巨大变化，构成70年代美苏争夺态势变化的基础。面对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在战略上没有迅速做出调整，仍把很大一部分力量用在亚洲方面。而苏联则凭借增强的军事实力，利用美国陷入印支战争的困境，加紧在欧洲和中东等地区同美国进行争夺。致使美国从70年代一开始便处于同苏联争夺的战略被动地位。美苏态势的变化，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逐步把视美帝为主要敌人的注意力移到苏联方面。在60年代末的外宾会见中毛泽东曾几次指出，美国现在困难很大，日子不好过。进人70年代后毛泽东更明确指出：在苏美争夺中，苏取攻势，美取守势；苏联野心很大，想霸占欧洲、亚洲，甚至非洲北部；苏联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威胁。
第二，美国放弃长期奉行的僵硬的对华政策，对中美两国的接近提供了回旋余地。
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特别感到苏联已成为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于是，急迫地想通过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增强美国对苏联的力量，进而维持全球均势，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毛泽东作为一位富于远见的政治家，当然注意到美方所做出的姿态，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做出恰如其分的反应。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引人注目地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次日，会见的照片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种事情的发生当然不是偶然的。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再次会晤斯诺，向斯诺透露了欢迎尼克松来华的意思。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翌年2月尼克松亲访中国，并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的逐步改善，不仅使双方放弃了敌对立场，而且为两国联合抗苏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第三，苏联在中苏边界大量增兵，挑起武装冲突，成为中国安全最大的威胁国。
在赫鲁晓夫当政的最后4年中，中苏边界虽发生过一些事件，但相对来说比较平静，还未大量增兵。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华政策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尤以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和进行军事遏制最为明显。1969年发生的珍宝岛和新疆铁列克提地区两起武装流血冲突，是当时中苏边境最严重的事件。在苏联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情况下，毛泽东在国内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并在会见外宾中多次指出“苏联想控制中国“ 中国要准备打仗；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由于美国的衰落和与中国关系的改善，中美矛盾已从主要矛盾降到次要矛盾；而苏联的扩张和武装挑衅，则使它与中国的矛盾激化，由次要矛盾升为主要矛盾。为此，毛泽东改变了五六十年代主要是“反帝“的国际战略，适时地提出“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国际战略。这一国际战略的总体构想是：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同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
四、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客观效应及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开展外交工作的。中国的外交实践表明，毛泽东制定的各个时期的国际战略，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总的来说是顺应国际政治经济潮流和国际形势及世界格局变化的，也符合国内政策的需要。
1、“一边倒“的国际战略的客观效应。
建国之初，在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在新中国面临美国干涉、封锁、颠覆以及利诱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国际战略，符合国家安全和建设的需要，是正确的。依据这一国际战略，我们成功地建立和巩固了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从而在艰难的条件下，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1956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非常坦率地说：“苏联给我国的援助是非常大的。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井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有苏联存在，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当时若无苏联存在，美国一定要来的。它不仅在台湾，还要到大陆来。“另外，中国在同苏联的合作中，得到了急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知识及各种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这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的客观效应。
现在有的西方学者和政治家，把这一阶段中国的外交格局说成是中国“以我为中心的、内向型的思想传统的影响“，是“中国把自己推向双重的对抗之中“。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两反的外交格局实际上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同中国为敌的严峻国际形势下被迫形成的。当时为顶住美苏的压力，与其抗衡，使中国在世界上立住脚，毛泽东才提出建立反帝、反霸的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这充分表现出毛泽东不畏强暴，坚持独立自主，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民族气概。这一国际战略的实施对中国这一阶段的对外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加强和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从1957年2月至1965年7月，中国先后同23个亚、非、拉国家建交；并同周围一些国家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若干问题，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第二，积极开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加强对西欧和倭国的工作。在西欧取得的突出成果之一，就是中国和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使美国孤立中国的图谋在西欧打开了一个缺口。对倭国，中国通过民间外交的渠道，使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和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交往和友谊，为最终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由于这两方面外交工作局面的打开，使中国顶住了美苏两家的威胁，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并逐步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
3、“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战略的客观效应。
“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战略的实施，对于建立国际斗争新格局，促进中国同更多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这一时期，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的敌对状态，使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与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改善了同所有西方国家的关系，截至1975年，西方国家包括欧洲的绝大部分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除美国外几乎全部同中国建交；中国还同欧洲共同体建立了正式关系，互派驻对方的正式代表；中国继续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中国同亚、非、拉三大洲的45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除继续保持同朝鲜、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外，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大幅度改善了。总之，整个70年代，是中国外交大踏步前进的时期。这与毛泽东国际战略的指导和影响是分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根据国际形势和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但是在大轮廓的大变化中，也有始终未变的基本政策和观点，这些政策和观点可以说是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精华，对于我们今天的对外工作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一，独立自主，自强自立，是毛泽东国际战略中的基本立场。旧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长达100多年，从清朝到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都是屈辱外交，中华民族受尽了丧权辱国之苦。历史证明，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一切。对此，毛泽东是刻骨铭心的。早在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郑重地指出：“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建国前夕，毛泽东又明确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毛泽东把这一基本立场渗透到他各个阶段的国际战略中去。在政治上，他始终反对依附美苏任何一方，强调独立自主处理本国事务，反对大国的控制和干涉。在经济上，他主张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强调建立不依赖大国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认为只有经济上的独立，才有政治上的独立。在对外学习上，他主张独立思考，反对生搬硬套；认为对外国经验的学习，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必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加以研究。这些思想仍然是我们今天对外工作应该遵循的原则。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第二，为新中国创建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毛泽东国际战略中始终一贯的国家目标。列宁依据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将长期并存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和平共处思想，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环境。毛泽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坚持并发展了列宁这一思想。在理论上他反复强调中国的建设需要和平环境的重要性。认为“保持和平环境，这是大家最大利益“，是我们对外工作的主要目标。在对外交往中“应该把思想体系上的分歧和政治上的合作分别开来。思想体系上的分歧不应该妨碍一国与另一国在政治上的合作“。中国应该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从实践上来看，毛泽东三个阶段的国际战略的实施无不是以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国际和平环境为目标的。当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这决定了中国仍然要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外交的根本目标。
第三，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是毛泽东国际战略中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认为：中国同亚、非、拉国家在历史上都遭到过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有着类似的历史遭遇；独立后又面临着发展经济，防止帝国主义颠覆的相同历史任务，因此中国应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中国人民要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并且要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党在外交工作上，依然坚定不移地奉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的方针。
第四，密切关注世界形势和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及时调整本国的对外政策，是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的基本方法。纵观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十分重视国际形势的变化，注意分析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矛盾关系的演变，并依此精辟地概括国际格局，适时调整本国的国际战略。这一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形势的发展，制定出战略策略并不断加以调整的方法，为中国提供了在国际舞台上生动活泼地施展身手的可能性。面对当今风云变幻、扑朔迷离的国际局势，我们更需要很好借鉴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的辩证科学方法，及时调整外交政策，以使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不受侵害。
第五，团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是毛泽东国际战略中的主要策略手段。毛泽东在国际战略的制定中，很注意在认识世界格局和战略格局的同时抓主要矛盾，结成统一战线。新中国建立后，长时期的反对美帝的统一战线和70年代后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都是这方面的突出实践，收到了好的效果。这说明毛泽东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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