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蒋经国

无论是早期学校的教育还是蒋介石给予的家教上，蒋经国受到的都是旧式封建教育。

一来中国当时的教育处于从旧式塾馆到新式学堂的蜕变阶段，四书五经仍是乡镇教学的根本；二来其父蒋介石“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南针”。即使蒋介石曾东渡日本，但在他眼中，“革命只有狭义打天下做皇帝的新名词”，他始终止步于明清儒学和旧礼教的境界里，冲不出去，甚至从未尝试。

直到蒋经国12岁（1920年）到上海就读新式学堂。旧式教学的苦闷，放大了“英文、数学、生理卫生、历史地理”等新式课程给蒋经国带来的震撼。更重要的是，新文化思潮的冲击，更让蒋经国看到了一个激烈进步的上海。

蒋经国到上海的次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22年的国共合作，中国革命进入新纪元。“上海在（共产主义）思想战线上的巨大功能，借租界势力的荫庇，远超过发号施令的军政重心广州。”共产主义成为上海知识青年中最热门的东西，也直接让蒋经国成为一个“急进”的共产青年。

上海的这段经历，使得蒋经国“思想行动起了重大变化，更是他人生旅途的转折点”。就算他并因投入“五卅”爱国运动被学校开除，离开上海出走北京，但蒋经国在北京也加入反政府示威游行，被判两周监禁。这也导致他最后南下广州，并在“留学苏联”的热潮中，到莫斯科这个马克思主义大本营，就读孙逸仙大学。、

在孙大，蒋的“共产”色彩愈加浓重。而他的行为方式，也深受孙大“行动学习”模式的影响。江南评述说，“经国缺少透视的能力。一方面，他知识有限，思想真空；一方面，他对主义信仰的狂热，把理想泯灭了。这是青年人的通病，非独经国为然。”

然而，“国共间这种纯以利害结合的合作，随时会因利害的违背而分裂。关键在乎形势和条件。”国共合作破裂、父亲蒋介石成为“革命的叛徒”这一大环境的变化，又让蒋经国面临家庭和信仰间的选择。一纸公开与父亲决裂的声明，让蒋经国在苏联声誉日增，也让他开始成为斯大林和蒋介石重打交道的棋子。

而后蒋经国被送入列宁格勒红军军政学校学习。红军以政治为灵魂，蒋经国“党军合一”的理念也就此形成。之后在他出任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时，用的就是苏联这一套。“海峡两岸标榜的主义迥异，控制军队的方法雷同。”江南先生一语中的。

此后一次偶然的重病，原先几个“口头说得亲热”的中国朋友没有来看他，病中的感触酿就蒋经国性格上的最大弱点——不再信任别人。“他孤独得很，总怀疑别人想利用他的权势，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到了后期，他连半个朋友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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