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院哲学与安瑟伦  西方哲学史（二十七）

   ▲经院哲学

对于中国的经学，《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有一个非常好的概括：“自汉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当然其中六变也存在着有六大弊端：

“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缘曰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之类）。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明朝时期的经学是比较自由的，也就是其中所说的“肆”，其中就隐含对王阳明先生心学的批评，应该说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的，阳明先生的心学之论虽说是借助经学的门面，却是讲的子学的道理，因为他的思想广收各家而又有自己独创，决不是在经学一隅而已。到了清朝时期，学者们注重考据，注重言之有据，因此，“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但是凡字凡句皆要引章据点，都要考察清楚出处，的确是一个繁重的工作，而且这样的学术往往缺乏创新，总是生活在前人的影子里是很难看到自己的，《四库全书》的编纂者身在清朝却能洞炷到当时的学术风气中“其弊也琐”的弊端，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他们对经学的“汉”、“宋”之分直到现在还是具有深刻意义。

可以说，清代的考据之学是对明代学术弊端的一个很好的矫正，因为明代的思想相对比较自由，不同的思想都可以阐发，——李贽的不幸应该说是一个特例——但是到了清朝，一个新的文治武功带来思想上的大一统，那种思想的“肆”已经不可能会出现了，学者们自觉不自觉的把注意力转移到考据上来。应该说这是一个好事情，毕竟一个人建立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是非常艰难，一个人的思想和言论往往是零碎的。在学术上重视理性的统一性是一个很大进步，清代学者对此是没有非议的，只是事情不能做的过头，“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就是矫枉过正了。

我们谈的基督教经院哲学和清代学术风气是有的一比的。在经院哲学之前，是基督教的教父哲学时期，在这个时期，教父们通过对《圣经》的理解加上自己的哲学领悟进行阐发，为神学辩护，抵制异端的挑战。但是这样做存在着危险，如果有一个天才的人物，把自己的天才奉献给了异端，那么正统的基督教哲学就会受到威胁，而且，如果都在维护教义的两个天才教父同时对一个问题有了不同观点，那基督神学就会有分裂的危险。经院哲学是对这个危险的一个修正，经院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严格的论证，相信逻辑和辩证法能通过讨论和分析揭示哲学的真理，这就是理性（ratio）论证原则。当然，我们再看希腊哲学，就会发现那个时期的哲学家，尤其像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逻辑与辨证，重视用人的思维对外界的神秘事物进行探索，具有很好的科学精神。经院哲学家都是那些有“闲暇”（经院在希腊语词的词源上就有闲暇的意思）时光的神父，他们有时间去研究古典哲学，有时间进行哲学思辩，他们的论证就更加学理，更加严密。

经院哲学是现在大学的起源，只是原来的研究对象是确定的，就是神学。中世纪的父母们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孩子能成为一个神学院的学徒，最后成为一个教父，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名利双收的事情，这一点从《红与黑》、《傲慢与偏见》这些小说中也可以看到，虽然小说所讲的时期当时已经走出中世纪，这个味道还是很浓重的。

当然，如果学术的目的性太强的话，对学术的活力是一种极大的限制，经院哲学后期的哲学家们把自己的理性只是用在解释《圣经》的枯燥文字，而不是阐发其中的真知灼见，把精力花在无聊而空洞的论证上，无怪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学者批评教会是让人“像驴子一样思考”。这就是和清代考据学者的“琐碎”的缺点一样，他们也走向了一个极端。

▲安瑟伦

安瑟伦（Anselm，又译安瑟尔谟，1033-1109）是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中一个过渡性人物，他被称为是“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1]，他应该是奥古斯丁最为得意的学徒了，他秉承奥古斯丁“通过信仰寻求理解”的教言，但是他又更进一步，依靠理性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在本体论上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而且，在本体论之后，他又开创了宇宙论的证明，以及提出了在宗教史上著名的“救赎论”论题。

安瑟伦为托马斯开创了先河，但是他的精神导师奥古斯丁和弟子托马斯是如此的伟大，他们成为基督神哲学史上两座高峰，使得安瑟伦的身形显得有些渺小。实际上，正如某位篮球明星的名言一样，“每个人都无法替代”，在那样一个时期，出现那样一个安瑟伦，这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的奇迹。在那个时刻，历史在他们的脚下继续延伸，如果没有他们蜿蜒的脚印，就不会有后来者的平坦大道。每个人在他自己的历史时刻都是独一无二，都是无可替代的。

当我们说某件事物是善的时候，我们是把该事物归为善的一类，也就是说这个事物具有善的成分。我们心中都有好的、美的、善的评价表准，那些外在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分有了“善”的和“美”的理念。我们心中的这个善、美的理念是无限的，有限的事物有相对的美，和无条件的美是统一的。所有事物都拥有共同的美，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自然都是从某个等级上来表现上帝的存在。又怎么才能认识到上帝的存在呢，只有我们探究自己的思想，探究这个世界的秘密，以及探究上帝的启示等等这些理性活动，才能让我们真正知晓上帝给了我们启示。

当然，我们所能理解的东西都只是我们在我们的理解之中的，而那些不能设想的，更加伟大的东西是不存在我们理解之中的，上帝是无限的，他不可能设想出他不能理解的东西，上帝在他自己的理解中。上帝是形而上的，是本体的、非现象的、超越的，他是无比大，无比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一切都是昨是今非，但是上帝是永恒的，它没有变化。

上帝肉身化为人，用身体承担了人们的罪责，安瑟伦认为，人类的罪责是如此的大，以至于只能靠神来救赎，人的罪无法让上帝通过简单的惩罚来得到补偿。上帝作为神要救赎人，他托身的圣子是完全无罪的，但是为了“使得神的爱和神的愤怒得到和解”[2]，这样正义才能得到体现。人们之所以对耶稣感恩备至，是因为罪恶是人们自己犯下来的，即使神的仁慈的，伟大的，人也需要自己的受苦来得到救赎。

引用《圣经》的一句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话让人赞叹，令人深思。

我困欲眠，外面烟花声音不绝于耳，我困了，明天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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