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是极权的天性。权贵主义的扩张与千年之前的十字军东征遵循的是同样的精神逻辑，即消灭一切思想的异端，用唯一的绝对真理统治人类的心灵。不同之处只在于，十字军东征的发起者是教皇和教士阶层，权贵主义扩张的发起者是官僚阶层；十字军的旗帜上书写的是天主教的箴言，权贵主义的旗帜上书写的则是“共产主义的理想”。

权贵阶级现在允许人们有疯狂追求物欲的自由，有道德沦丧、良知泯灭的自由，有声色犬马、奢侈淫乱的自由，却绝不允许中国人拥有政治的选择权和思想言论、精神信仰的自由。权贵主义的经济改革没有，也不会导向民主政治。因为，权贵主义经济改革的政治目的不在于实现民主，而在于强化极权。由此，经济改革的后果，也必然趋向极权政治的强化。

权贵主义以权贵市场体制为经济基础，建立起腐败权力、肮脏金钱和堕落的知识三者间的罪恶同盟。但权力市场经济造成的财富极度两极分化，正在血淋淋地撕裂社会的稳定。权贵主义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国家暴力和官方谎言，来延续其独裁统治。依赖国家暴力，便必须强化权贵主义对军队、警察、官员的极权政治性的控制；权贵主义依赖谎言，必须强化对媒体、学校、出版、研究机构和人民思想与言论自由的极权政治的控制。所以，权贵主义的经济改革导致中国政治的极端化，乃是正在发生，并将继续下去的趋势。

权贵阶级的经济改革不会产生公平竞争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也不可能趋向民主政治，而只会强化极权专制。苏格拉底曾说，“知识即美德”。然而，知识却常以作强权的婢女，来论证其堕落。在此，人们不得不又一次面对知识堕落：为证明权贵主义通过经济发展会自愿放弃专制，实行民主政治的论断，海内外众多同权贵主义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利害关系的文人，殚精竭虑，搜肠刮肚，制造出许多理论。现择其重要者列举如下。

其一曰“中产阶级论”，即经济发展必然产生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强化到一定程度又必然提出民主政治的要求，中国大陆则会顺应这种要求，逐步放弃专制；其二曰“私有化论”，即中国大陆经济改革的私有化，必定导致民主政治；其三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论”，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定数量，就必然引发政治民主化进程。

中国大陆权贵经济，是腐败的国家权力主导的经济过程；在专制权力主宰一切的国度，资本本质上不过是腐败权力的奴仆。以权力贵族和依附于权力贵族的奸商恶贾为一极，以绝大多数普通民众为另一极的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构成中国大陆权贵经济的必然结果，所以，产生一个占人口多数的强大的中产阶级只是幻想。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成为中产者的群体，也不会是民主政治的追求者，因为他们所具有的超过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中产者的地位，以权贵专制的存在为政治依靠。随权贵阶层一起暴富的，还有依附于权贵阶层的奸商恶贾和百万御用文人。极少的一部分人利用专制特权攫取绝大部分财富，绝大部分普通民众却根本没有通过“私有化”获得财富的机会。中国的现实表明，极权政治背景下的“私有化”，是权力拥有者对社会财富的“合法抢劫”；在人民被剥夺政治选择权和其它基本人权的情况下，“私有制”不会给绝大部分普通社会成员带来获得财富的公平机遇，而只能带来社会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正和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由极权政治操控的经济改革和“私有化”，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可能导致政治民主，相反，其根本的政治目的在于强化极权统治，维护权贵阶层特权利益，以及相应的法律和经济制度。“私有化论”的谬误则首先在于思维的基本形式逻辑的错误。“民主政治一定要以私有制为基础”这个判断是对的，但却不能因此得出“只要实行私有制，就必然实现民主”的判断。因为违背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已经说出的关于形式逻辑的真理。事实上，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专制皇权与待定的财产私有制并存的状态中。民主政治与财产私有制联袂出现只是近代史以来的现象。纵览历史可以看出，私有化一定导致民主制的断言，不过是浅薄文人为权贵美言的伪理论。中国大陆建政后，通过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将农民土地收归国有或者集体所有；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这种政治式的抢劫，将私人资本收归国有。但整个国家都为中国大陆官僚所有，所谓“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本质上是官僚集团的集体私有制。中国大陆官僚集团因此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资产者——它拥有全中国的土地和财富。至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论”的荒谬则更为明显。不分具体的时期、地点、对象，仅用某种数量的相似性，就得出定性的结论——这本身只意味着幼稚至极的学术玩笑。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将原来的财产“国有制”，即实质上的中国大陆官僚集团集体私有制，改为财产的中国大陆权贵阶层的个人所有制，使官员更直接地体验到极权政治中得到的巨大物质利益，从而增强极权政治的凝聚力。

上一次民主化浪潮过程中转向民主的国家，与同权贵阶级有一个根本不同，即那些国家实行的是威权政治，而权贵阶级是当代极权政治的巴士底狱。用威权政治变化的数量尺度衡量极权政治，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许多人以权贵主义的经济改革为根据断言，权贵主义已经放弃马列的极权主义。这种断言错误。在哲学和政治学的范畴内，在政治法律实践中，权贵主义仍然毫不退缩地坚守马克思列宁的极权主义。改变的只是维护极权政治的经济方式，即过去用计划经济体制为极权政治服务，现在则用权力贵族市场经济来强化极权政治。

回顾逝去的年代，世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年喧嚣一时的苏东共产主义阵营早已土崩瓦解，面对共产主义全面解体的历史大潮，俄罗斯以退为进，以民族主义加威权主义抵御民主大潮一度获得了成功。中国大陆则以实用主义加开放市场换来经济繁荣，随共产主义阵营的失败接踵而来的全球化加速与欧美社会内部危机的爆发，“中国模式”有后来居上之势。但和苏东某些领导人不同的是，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却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对自由与真理的毫不动摇的信念。当有人为了短期经济利益鼓吹放弃价值坚持之时，哈维尔从来没有动摇过对民主基本价值的坚持。他认为对自由的追求是人的本性。对于从政者来说，坚持信念，不懈追求就是给社会指明希望，就是不向短期利益低头。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哈维尔都一直关注着世界的民主进程，提醒世界只要还有一个极权国家存在，极权主义制度就会威胁世界民主的进程。

2009年10月，哈维尔在法国世界报撰文重提东欧剧变，指出当年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一个随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会引发雪崩。时隔仅仅一年，突尼斯引爆茉莉花革命，阿拉伯文明世界进入自由、民主的视界。今天，阿拉伯之春更突破伊斯兰区域，向威权主义的残存堡垒进逼之势。不仅远在南亚内陆的缅甸传出变革之音，曾经看似固若金汤的普京统治也摇摇撼动。世界历史的进程再次证实哈维尔所论证的无权者的权力，无权者对专制的和平抗争，对真实与自由的追求的巨大力量。

哈维尔留给世界的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应该是其“无权者的权力”的理论，俄罗斯民众的觉醒和中国大陆各地的维权运动均属于无权者以“无权者的权力”捍卫自己权利的运动。什么是无权者的权力？哈维尔的回答是：在真实中生活！哈维尔认为，所谓后期极权社会，即是政权强迫人们生活于恐惧和谎言之中。而一旦每一个个体，用其可能的每一个机会，表达其生活于真实之中的诉求，坚守其不为暴力、不为谎言、不为眼前利益所动的意志，那么这种以恐惧与谎言为支柱的极权制度就会趋于崩溃。普通人之所以能够对极权机器构成威胁，原因即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架极权机器的部件和共同建造者。哈维尔的遗产，不仅对今天仍然坚持同极权制度抗争的人士具有指导意义，他对人性基本价值的信念对于今天处于经济危机与意义失落的欧洲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1989年捷克走出极权主义之后的十几年间，作为捷克总统，哈维尔对内致力于民主制度的建造，对外则坚定不移地推动捷克加入欧洲联盟大家庭。哈维尔是最早呼吁推动欧洲政治联合的欧洲领导人之一。早在1990年代初，哈维尔即积极倡导建设一个欧洲联邦，提出制定一部明确的走向政治联合的欧洲宪法。这同今天欧洲领导人以解决欧洲债务危机为目的而倡导欧洲联邦的呼吁相比，哈维尔以普世价值为基础建造政治欧洲的主张显示出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考察任何人类历史的进程，都要以精神价值作为基本尺度，才能准确理解历史逻辑的本质。如果以上述理念为基点进行考察，就不难发现，共产主义本质上与中国文化无关，也不是曾经绵延数千年的中国皇权文化的继承者；共产主义在文化的意义上是彻头彻尾的外来文化，它的全部精神价值体系都是西方的。其哲学基础，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前者是古希腊的唯物论和诡辩论杂交之果，后者则与黑格尔的宿命逻辑学直接有关；其义政治学的核心理论，即阶级论中，可以明显看到柏拉图的《理想国》的等级论的幽灵；党是最先进群体的理论，与欧洲中世纪教士阶层对自己神圣地位的定位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政治经济理论则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改造；共产主义理想不过是西方《乌托邦》理想的精致化，甚至入党宣誓的仪式也完全是西方文化式的。

有人以为，崛起的“中国模式”，显示了中国的强大。但也有人指出，第一个显示出来的强大，所谓它的能力就是清场的能力，驱逐老百姓的能力。第二个显示了它的模仿能力，所有最有创造力的所谓90坦克，底盘是俄罗斯来的，所谓的战斗机实际上也是模仿俄罗斯的，另外预警系统也是俄罗斯的。如果显示一个国家强大的时候，当俄罗斯击沉中国大陆渔船的时候，当日本占领钓鱼岛的时候，为什么不表示一点强大？甚至当越南占领南沙群岛，怎么不去干涉一下？所以所谓的强大只是一个非常虚伪的一个说法。

在军事上来讲，有研究报告说中国大陆在国力、在军事上排名第二。但武器大部分是以仿制为主，向俄罗斯、以色列拿一些科技回来自己弄，脱不了仿制的阶段，连战斗机的发动机都没办法自己研发的话，请问怎么能是军事强国？所以“强大”两个字，是针对老百姓镇压的强大、对异议人士镇压的强大。就像一个大人专门打自己的孩子，不让他出去、不让他说话，所以外面的人看这人很凶、非常强大，它是这样的“强大”。美国、英国几百年下来一直都强大，没有变过。而中国权贵主义的强大禁不起一吹。

当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些内忧外患，这些外侮是中国国耻的一页。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要知道，任何事情首先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而内部因素是决定性的。清朝为什么从强大堕落到这种落后、挨打，被外国欺凌的地步，关键是它在内部固守它的专制、腐败、重官轻民、闭关锁国。当时日本和清朝处于同样情况，也受到西方列强大炮的挑衅；但日本采取的是顺应潮流、改革政治，实行君主立宪制，而清朝是拒绝了君主立宪制，把权力集中在皇权上，继续腐败。后来日本通过内政革新强大起来了，跟列强达到平等的位置，甚至加入列强的一员，中国却照旧如此，孔庆东至今还在唠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当然，中国并非要成为列强一员不可，但中国当时错过了内部改革的机会，镇压了戊戌变法，虚伪的君主立宪最后没有实现，最后的结果是被一场革命洪流所吞没。所以内部因素是当年晚清末年落后、被动、挨打的主要原因。

而权贵集团并没有吸取这个教训。前30年，斯大林主义破坏我们国家，近30年虽然表面上经济方面有发展，但依然像满清末年一样，那些特征全部有：专制腐败、重官轻民、闭关锁国。尤其是政治上的闭关锁国、文明上的闭关锁国依然进行。如果这时候人家对自己有所批评，就说人家说三道四、欺负中国。

这，比清朝的态度还要糟糕。

是的，美国是有种种不足，美国有这样那样问题。但人类再发展1万年也还有不足，我们在说好和不好的时候，只有相对的好，没有绝对的好；相对的坏，没有绝对的坏。我们绝不能拿一个好的发达国家、文明国家、民主国家不好的一面，去比较专制国家好一点的一面。就像两个学生，一个非常勤奋，成绩很好，另一个学生懒，成绩很差，但这个懒的学生不求上进，反而挑勤奋学生的毛病，说他这不对、那不对。这些没有什么意义，最重要是怎样学好人家的方法，怎样改造自己本质上不好的地方，迎头赶上。

中国大陆官媒及其御用文人动不动就拿美国轻微不足的地方来比较。有一句话说得挺有意思：“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却往回走，倒退了几步，那有什么意思？！站起来了，但历次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死这么多人，饿死这么人，能说明强大？只说明倒退了！”真正的强大是一个文明的兴起，代表先进文明体系、道德的体系。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体系被摧毁了，从经济上讲，中国目前只不过是世界加工厂而已，主要技术的源泉、整个的发动机是在西方。中国的发展是所谓“低人权优势”，就是压低工资，靠廉价劳动力来发展的，另外也是靠外资才发展的。到现在为止，在这方面不承认也不行。

权贵主义就是要共别人的产。但共别人的产，势必要产生暴力、强奸、谎言、欺骗，所有最邪恶字眼用在权贵主义身上，都绝不过分。

如果用历史来做一个比方，中国需要唐朝式的强大，而不是秦朝式的强大。因为秦朝这种国家的强大对人民来讲是个灾难。秦朝这种政权越强大意味着人民要去修长城，去服很重的徭役和兵役。而唐朝的盛世和强大，其“贞观盛世”、“开元盛世”是真正造福百姓的，当时的老百姓是真正能从强大中分享到实际上的好处，老百姓从内心感到喜悦和自豪。

反观中国现在的“强大”，比如官方说经济逐渐的往上走，金融危机下的GDP也实现了保8的目标。问题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对国内百姓意味着什么？除了基本生活用品涨价之外，国内的水、电一些基础设施也在涨价。经济增长8％或0.8％对普通市民意味着什么？房价涨，基本生活开销增加。一些看起来宏观的数字毫无疑义，对老百姓来说，只看从社会所谓强大中分享到什么。

谈到中国近代的屈辱史，一个具体方面是强国必须安全，能够保护自己的国民，并且能保护自己的主权不受欺凌。任何一个强国、任何一个正常国家它都应该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但要实现安全，仅从物质条件来讲，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在晚清末年，中国有北洋水师而且有北洋陆军，是一个现代化的军队，却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实现一个国家真正的安全，一个重要的、根本的原因是上下一心，内部的团结。使内部团结，最重要的是能解决内部矛盾，能有一个公平的机制，能够在关键问题上，在内部各个利益团体之间能够达成妥协，用以维持这个安全。清朝虽然在晚清时实行了军队现代化的一些改造，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强兵的目标，但由于它的政权和民众是基本对立的，统治者在和外侮交战的时候有两种担心，既担心打败了以后对外是一个屈辱，又担心打败以后不会得到人民认同，老百姓会把它推翻。而它对后者的担心是远远超过前者。研究甲午战争，实际上当时的大清王朝远远比抗日战争时候的中华民国要强的多，而日本帝国远远比抗日战争时候日本帝国要弱的多。

迄文艺复兴至今的全部历史，都在表述一个基本事实：率先从科学理性中获得巨大物质能量的西方文化迅速崛起，并主宰人类的精神命运，与此同时，东方文化一溃千里，逐渐边缘化。所以，当代时代精神的主宰者是西方文化；构成当代文化冲突主题的，也不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东方文化还没有从历史失败中复苏，根本没有能力成为时代冲突的主题。当代文化冲突的核心是西方文化的自我矛盾，自我否定，即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文化传统，同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从建政之日起，就迫使人们接受西来马列的绝对精神统治。官方以反马列主义的罪名，对追求精神自由的人实施一次又一次思想整肃和政治迫害，而每一次思想整肃和政治迫害的锋芒，不仅指向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理念，更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国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摧残，被沦为马列政治和文化的殖民地。所以，西来马列背叛了中国人文化的祖国，摧毁了中国人精神的家园和心灵的故乡。如今权贵主义的千万贪官污吏构成中国普通民众沉重至极的经济负担；宁可允许人的道德在物欲中彻底腐烂，却绝不允许人们拥有政治选择权和思想言论的自由权，就是西来马列的恶之花。“文化大革命”社会大悲剧的落幕，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大陆理想主义骗局的破产。连中国大陆官员也普遍丧失对政治信念的信心。一切极权政治都是用理想主义骗局和利益诱惑来维持其政治凝聚力。理想主义骗局破产之后，便只有靠利益诱惑。

在自由的立场上，中国大陆民众、中国文化同台湾的利益是一致的。摆脱西来马列的精神殖民地地位，依据精神多元化的原则，重建文化的祖国——这是中国大陆下一个历史时期的命运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