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奥运会临近之际，外国媒体在评论这样的现象：“北京领导层已经走上民主之路”。

对此，笔者也坚信不移。

国家总理温家宝就曾经一再强调，“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他还明确指出，“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

笔者以为，温家宝“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的实质内涵，就是民主与人权。

中国领导人还十分重视经济的全球化倾向。而经济的全球化，却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也可由此传播价值观、思想和道德标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它带给世界的也不仅是市场经济，同样还包括人权和民主的概念。

从前，中国有不少人，将陷入混乱的俄罗斯作为过渡进入民主机制的失败例子，当成不愿引进民主机制的理由。但现在过去了这么多年，似乎俄罗斯的发展并没有因为民主机制而停滞，而从长远来看，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对于国家的安定和发展，能够起到保障的作用。因此，中国领导人顺应世界潮流，认同普世价值，正在积极寻找一条合乎中国国情的人权与民主之路。

伴随全球化进程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向往人权和民主的政治体制。但是，又害怕印度和巴基斯坦式的人权和民主在中国复制。与中国一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印度，其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就引入的决策体系与官僚作风，不但没有使印度更加强大起来，反而使那里的人民深受其害。在相对专制的情况下，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科学生产力的跳跃式上升，综合国力雄踞世界前列，这些又恰恰是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

但中国民主进步的探索，并没有因为经济的长足发展而被忽略。从邓小平开始，江泽民、朱容基和李鹏等等中国领导人也都为此而付出过努力。

如今的中国领导人，以长远的眼光，看到中国必须走向民主。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权，民主等都会跟进；所以，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克服重重困难，尽早地、积极地推动民主和人权状况的改善。

最近，中国政府颁布新的信访规定，誓言要对处理群体性事件不力的政府官员进行处罚，也被视为维护人权、推进民主体制的一个步骤。日前，包括中共中央纪委以及国家信访局在内的几大政府部门联合颁布《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对于滥用警力对付上访群众的官员进行惩处。根据这一规定，在处置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滥用警械，强制措施，或者违反规定携带、使用武器的，以及在信访工作中有失职、渎职行为，引发信访突出问题或群体性事件的，视情况的严重程度，对负有直接责任者，将给予各种纪律行政处分。

颁布这一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制，惩处信访工作违纪行为，维护信访工作秩序，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上述规定，有助于缓解社会不满情绪，对滥用暴力以及引发社会暴力冲突的行为可以起到遏制作用。

从过去几年的实践来看，地方政府在很多群体事件中滥用警力，其实就是不尊重人权的具体表现。他们不会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反而把一些矛盾激化，然后又滥用警力，这对中国社会的安定和进步都是不利的。所以，这样一个规定，实际上来自中央政府对基层政府的约束；也是中央政府尊重人权的举措。如果能够有效地起到作用，实际上对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以及民主、人权、法治的进程都是有帮助的。

人们说，中央的政策、法律和法规都是好的。然而，每每落实到基层，往往就会被贪官污吏所扭曲。具体落实到民众，真正落实到基层，民众能够亲身体验的，却是与中央的声音背道而驰的噪音；所得到的效果，与中央的期待恰恰相反。贪官污吏所把持并扭曲的政策、法律和法规，使得访民无处投诉，不得不进京上访，从而加重北京的压力。而且，地方的暴政，又将上访民众视为犯罪分子，进行关押甚至寻找借口判刑。

对此，受苦受害的老百姓，没有感受到有什么人权可言。

现在，中共中央纪委以及国家信访局在内的几大政府部门联合颁布了这么一个规定，可人们还有疑虑：如果底下的官员不执行怎么办？中央不可能亲自动手解决每一个人信访老百姓的问题，总归是要地方政府来解决的。但是，地方政府用什么姿态和方法来解决实际的问题呢？比如，中央政府已经规定不能滥用警力对付信访群众，不能使用武力来镇压和殴打上访人员；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可以不直接动用警察或者防暴部队，却可以动用黑社会和流氓，或者让人装成黑社会流氓来进行恐吓殴打。对此，又有什么办法来制止呢？！

所以，政策定得再好，如果缺乏社会监督和制衡机制，永远都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民主的制度性建设，就显得无比的重要了。

中国的现有政治体制，是沿袭毛泽东时代的。在经济相对落后，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借鉴苏联因为计划经济而集中财力、物力、人力进行经济建设方面的突破，对提高国力确实产生了短期积极作用的经验，实行了计划经济；并且在政治体制上，也选择了和苏联一样的模式，即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民主没有了而仅剩下集中。这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长远来看，苏联模式是难以成功的。而事实上，计划经济的失败，同样也宣布了伴随计划经济而诞生的政治体制的失败。

苏联解体后，社会的变革有过十年的阵痛。当时前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状况，整个东欧的状况，国家的混乱和人民生活的痛苦程度，令人心惊肉跳。

睿智的邓小平，在苏联解体前就深刻地认识到了计划经济的失败，提早十年就开始推进改革开放，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模式，使得中国经济领域得到飞跃性的发展成就。但当时，却没有象苏联当时完全否定斯大林那样否定毛泽东，党仍然强调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只是在经济领域，离开了毛泽东的制度，取消人民公社，展开经济局部私有化。毛泽东思想，如党的群众路线，让政策与群众利益结合起来等等，一直被沿用着；一些毛泽东的口号，比如为人民服务等，也一直保留了下来。人们认为，今天的中国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不过，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人们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在很多官员的心目中已经成了一个笑话。而毛泽东，也仅仅被很多官员当成国家的缔建者而尊崇，被作为他们的政治合法化的形象来利用。

在今天，舆论中提到毛泽东，更多的是看到一种民族主义的背景。当代的许多年轻人，他们跟毛泽东之间，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只有年纪较大的人群中，特别是年纪较大的下岗、失业的工人，他们还可能怀念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

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思想中，有一个非常中心的思想，就是他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英雄，历史是人民群众来创造、来推动的。所以，毛泽东一生中最喜欢的就是人民战争和群众运动，从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直依靠的就是“人民，只有人民”。但现在，这个人民群众的思想概念，无论在经济体制里，还是在政治体制里，都已经变得非常淡薄了。现在强调的是国家机器，人民群众，反而成了相对于政权的一种消极对象。

从经济体制上说，毛泽东的完全废除私有制，取消私有财产及私有生产资料、土地；甚至对农村的家庭经济也说那也是资本主义的。应该说，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应该抛弃。

此外，毛泽东性格中的美猴王孙悟空精神，对法制和法治的建设也毫无益处。这种在中国持续了几千年的对法治的拒绝传统，对造反与对“如来佛”、“青天大老爷”的依赖，是群体性事件和“上访”情势严重的内在根源之一。

尽管毛泽东观念中有不少值得抛弃的东西，但毛泽东的人民群众观念，无论如何是不能抛弃的。在毛泽东时代，尽管强调了集中，但也有不少填补缺失的措施。比如，时常推行的群众运动，对贪污腐化的起到了强大的抑制作用；比如自由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不受限制的游行示威活动，对舒解民怨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还能体现到人民的民主。

但改革开放后，因为过于看重这种人民民主造成的混乱，就取消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放弃了群众运动，对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也严厉控制。虽然这样做，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后果是使得人民民主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贪污腐败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人民群众的声音，没有表达的渠道。

民权、民主的削弱，贪渎腐败的流行，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就必然地形成中国目前的局面。人们享受社会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无法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不能依法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就积淀着怨恨；这种怨恨，反而会冲淡政府多年来主导的经济成就对老百姓带来的富足感，进而走向与政府的对立。

本来，按照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国领导人的设想，中国已经开始走在合乎国情的民主政治体制之路上。但前苏联和东欧的情况，客观上又影响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现在想来，虽然前苏联和东欧政治体制的变革，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一定时期的困扰与混乱，但是否，一定时期的困扰与混乱，也正是民主进程与社会管理所必须付出的合理成本？就是现在，西方的选举也经常造成混乱，但并不影响其国家政治生态的有序与人民群众生活的正常，更没有因此而导致过社会的断裂与经济的衰退。

而中国，却由于削弱了人民民主，腐败才越来越严重；社会不公才越来越突出，腐败财产也越来越合法化，而伸张正义却越来越成为常人难以攀越的喜马拉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使得社会阶层相互剥离，阶层之间的对抗日盛。于是，民主如幻，人权成空，民生益艰，老百姓与政府的对立情绪日烈；并且这样的状况，似乎一发不可收拾。

好在中央的领导人头脑十分清醒，并坚持着毛泽东的人民群众理念。国家也不时地出台着维护老百姓权益的规定与政策。

然而，实践证明，诸多的规定和政策，只是治标不治本的药方。碰到狡诈的地方官僚，诸多的规定和政策甚至连标都不能治。

唯一治本的方法，看来只有彻底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权于民，以人为本，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决策者和监督人。

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安定，人民满意，国运昌隆。

现在，国际形势对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非常有利，民众的积怨也并没有到达全面喷发的临界点，政府的主导作用仍然强大，人民对执政党也充满着信心和期待。这些，都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有力的动因，并且，同时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保障。

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牵动着人权、民主的步伐；而只有在人权、民主成为中国政治体制内涵的时候，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才能够保持长期不衰的势头。

毫无疑问，也只有在市场经济和人权、民主在中国大陆鼎立的时候，国家的统一，才能够水到渠成，民族的复兴才有希望。

所以，笔者说，实现中国的强国梦想的途径，应该是：市场经济＋民主＋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