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６月出版的《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第一辑）刊载了乔清举先生题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引入与接受“日丹诺夫模式”始末考》一文。其最后一段云：

“中国哲学把日丹诺夫所代表的苏共中央的观点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接受。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为止，中国哲学史通史仍是按照两军对垒、思想与政治的同构的思路编写的。这固然提供了一个认识中国哲学史的视角，但事实上也给理解和研究中国哲学带来了不少深刻的、难以消除的消极影响。进入新世纪，全面深入地梳理、审视和反思那一段历史，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是会有所裨益的。”

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如何影响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乔先生的研究值得留意的主要内容如下：

1949年后，随着中共政权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取代其他各派范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首要任务。中国哲学史研究也不例外。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新范式是通过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引入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思想改造、院校调整、对唯心主义的批判等一系列活动而确立的。这些事件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

对中国哲学研究研究影响最大的事件，毫无疑问是日丹诺夫定义的引入。但是，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究竟是怎么引入中国的，学界是怎么接受的？关于这个问题，虽然经过了1957年、1977-1980年前后两次反思，都没有做一个较为实证的考察。

一、             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的翻译出版情况

1947年6月20日，时任苏共中央书记、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日丹诺夫在苏共中央审查亚历山大所著《西方哲学史》一书的会议上，“作了近乎总结性发言，全面深刻地检讨了亚氏一书的缺点”。李立三于同年11月为这个发言写了《翻译前记》。经过查阅北京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等，发现从1948至1954年，中文翻译的这个发言，共有11个版本，除四个版本没有印数之外，有印数的合计为68000册，其中1950年和1954年的两个版本印数总计为35000册，二者都是配合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后者配合思想改造的意图尤其明显。这两个版本直接把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引进到了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哲学史界。

二、             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的基本内容

（一）关于编写哲学史的意义

“是一个有重大科学意义和政治意义的任务”，是给“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干部、我们的青年一种新的强有力思想武器，同时也就是在发展马克思、列宁哲学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

（二）关于编写哲学史教材的条件

“第一、哲学史教科书需要对与哲学史这门科学下一个确切的定义。第二、哲学史教科书必需是合乎科学的，也就是说要以现时所达到了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底成就为基础。第三、哲学史的叙述应当是创造性的，而不应是繁琐哲学式的，必须与现时任务直接联系，以便说明这些任务，并指出哲学继续发展的前途。”

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关于哲学史的定义：

“必须从马、恩、列、斯所下的定义哲学之为科学的定义出发。……因此，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李立三译，苏联哲学问题，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５页）

（三）哲学史的党性原则与客观主义

日丹诺夫批评亚历山大《西欧哲学史》“把哲学底历史当作是各种哲学派别的逐渐更替”，“他把俄国哲学与一般哲学史分开，人为地把哲学史分为西欧哲学和俄国哲学，实际上是接受了‘资产阶级把文化划分为“西欧”文化和“东方”文化的观点，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年成是“西欧”的地方性思潮’”。

日丹诺夫认为，马列主义经常与一切唯物主义敌人进行激烈的、不调和的斗争，给敌人以“致命的批评”；可是，亚历山大洛夫在教科书中宣传对哲学敌人的慈悲观念，教科书对各种哲学观点的叙述“是抽象的、客观主义的、中立的。各种哲学派别在这本书中是一个一个先后排列或比肩并列的，却不是互相斗争的”，“而马克思主义却是在与一切唯心主义派别代表作无情斗争中发生、生长和获得胜利了的。”

（四）反对思想的“超历史性”

在日丹诺夫看来，亚历山大洛夫的哲学史承认“思想具有超历史性”，滑到“哲学思想发展具有独立性和超历史性的观点上去了，而这种观点就是唯心主义哲学具有的特别标志”。

（五）关于哲学史研究的目的

“就是继续发展已成为科学的哲学，找出新的规律，在实践中检阅旧的原则，用新的原则代替已经陈腐的原则”。但是，亚历山大洛夫却仅仅注意到哲学史的文化教育意义，把哲学史研究当成了“消极观察的学院式研究”，与“马列主义所规定的哲学之为科学的定义不相符合”。

（六）哲学史和科学的联盟

亚历山大洛夫认为“辩证法是‘十八世纪后半期’的自然科学成果已经准备起来了的”，这与恩格斯著名的学理根本矛盾。日丹诺夫对苏联哲学界现状也提出了批评。

总之，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发展史的目的论史观、唯物唯心斗争史观、哲学也是一门科学、哲学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服务史观、反对哲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反对学院式的纯文化教育意义的研究、反对思想的超越历史条件意义、坚持哲学史研究中的自觉的党性原则、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是找出哲学的规律、哲学界也是一条“战线”、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等等，是日丹诺夫讲话给中国哲学史界带来的新范式，成为此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和基本话语。

三、             学术界对日丹诺夫讲话的接受

从1949年5月24日起，郑昕和金岳霖即召集有关学者举行座谈会，讨论哲学和哲学史问题。此关会议共召开了32次，“其中有三次讨论日丹诺夫的哲学定义”，第“28-32次讨论哲学史课程提纲”。

关于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分别于1950年2月12日、3月5日召开过两次会议，参加者有金岳霖、冯友兰、朱光潜、汤用彤、张岱年、郑昕、齐良骥、王太庆、胡绳等。讨论前由马特拟了讨论提纲，发给大家参考。提纲共列了四个问题，（１）关于哲学史的定义问题；（２）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关系问题；（３）关于哲学中的党性原则问题；（４）关于研究哲学史的任务问题。

马特指出，亚历山大洛夫的哲学史定义是“人类对于周围世界的知识之前进上升、发展的历史”，其根本错误在于忘记了阶级斗争在哲学史上的反映。马特根据毛主席的话指出，“从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的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民族斗争知识也包括在里面……哲学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总结”，“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也就是唯物主义怎样克服唯心主义的历史”。这可能是见诸记录的哲学史界第一次将毛泽东的话语作为哲学史研究的元语言。

关于党性问题，马特指出，“党性便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党性原则的斗争表现为唯物论与唯心论两大阵营的斗争”。关于哲学史的任务，马特重申了日丹诺夫对亚历山大洛夫的批评，指出哲学史研究一方面要批判旧哲学体系，一方面要发展马克思主义。

张岱年指出，“日丹诺夫的定义是很正确的，也可以用到中国哲学史方面。其中历史观尤其重要，譬如孔子和老子都有两方面，必须看他的思想在哪一方面，才能决定其进步或落后”。胡绳指出，哲学“不复是科学知识的总和，而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一种方法论和世界观，其任务在于分析人类认识历史发展的过程”。其次，哲学史不是平静的进化史，“而是互相对立的思想各不相容的斗争史”。汤用彤对日丹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以往哲学的“否定”进行了解释，指出“否定”是“在新的更高的综合中吸收，批判地改造和联合人类历史上所达到的进步的前进和进步的一切”。朱光潜说，哲学体系是“整体”的。能否保留一部分和去掉一部分，对此有些怀疑。齐良骥对批判地接受也提出了疑问。过去哲学家在这一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还能做什么？马特指出，批判地接受不是机械的，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无疑是反动的唯我论命题，但当时有宣传理性主义的作用；不能脱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谈论其辩证法等。金岳霖指出，批判必须有立场，“我们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然后再去看哲学上的体系，那时我们便会不把它们当作体系看；否定，就是把原来的体系完全抛开”。贺麟对客观主义问题进行了检讨，说自己过去只知道辩证唯物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不知道也反对客观主义。反对客观主义是强调立场和观点，亚历山大咯夫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以，必须站稳立场，掌握好辩证唯物论，做到“主客合一”。

3月5日召开的第22次座谈会，就哲学史的党性和哲学史研究的任务问题进行了讨论。马特提出，关于党性问题，可以和文化统一战线问题结合起来讨论。新民主主义制度下，除了领导政党之外，还有其他学派，“是否也还有非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存在的可能呢？”贺麟指出：“哲学的党性，广义说来就是阶级性。”“每一个哲学一定代表着某一种利益说话，为某一种制度辩护”。任华认为，哲学的阶级性活生生的是社会经济意义，学派性注重的是政治意义。讲哲学史应先从哲学家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哲学讲起。金岳霖指出，自己过去是反对党性的，也不喜欢哲学史，问题把哲学看作一套抽象的思想结构。从抽象的角度是看不出党性的，所以决定先研究历史唯物论，再来研究哲学，这样也许能把握住党性。马特指出，即使二加二等于五之类的抽象命题，其背后也有唯物和唯心不同的立场。贺麟强调，无产阶级是最大多数人，所以不会偏；金岳霖所讲的抽象的立场，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侯外庐辨别了党性和阶级性的不同。他指出，各阶级都有自己的立场，只有无产阶级大公无私，所以其世界观――辩证唯物论――是“平实不虚”的。“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阶级性反映上去，成为意识形态，集中为党性，再反过来指导社会政治，……党性的根本精神是在做实际斗争的，我们今天所要的党性，就是辩证唯物论，是一种斗争的武器，批判的武器”；“党性的特征，则是把理论的结果化为斗争的武器。”对于唯物论在政治上进步的观点，张恒寿提出了较为慎重的看法。他指出，“历史上的哲学体系之中，是否唯物论完全与进步的阶级结合，唯心论是否完全怀不进步的阶级相结合，似乎也不能机械地看，恐怕还要仔细弄清楚历史社会条件的细节，才能见其大体。”对此，侯外庐指出：“我认为历史上的唯物论大体上是代表进步阶级的，唯心论则视其时代而定其进步性。大体上唯心论的世界观总是反动的。”

艾思奇也参加了讨论会，他认为，日丹诺夫的哲学史是唯物主义的发展史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史的定义是正确的。“这个定义应该对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引起一个认识上的根本变革”，只有坚持这个定义，“才有可能把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当作科学的工作来处理，……才能掌握哲学思想发展的真正的规律”。“反动的剥削阶级需要经常地对于自然界、客观世界的某些真相加以隐瞒、夸大和曲解，因此就要坚持唯心论的世界观，反对唯物论的世界观。因此，哲学史的发展，……是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以全部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做基础，以一切人类科学的成就作为基础”，“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成为一种科学”。关于哲学的党性原则，艾思奇指出，“首先就是表现在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派别之间不调和的斗争性。……使哲学史成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学派斗争的历史”；哲学的党性还不仅是纯粹的思想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在本质上，唯物论反映着进步的、革命的阶级立场，唯心论反映着保守的、反动的或反革命的阶级立场。”

关于研究哲学史的任务，艾思奇认为是“为着解决现有的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克服旧封建中国社会遗留下来的唯心论影响和五四以来从帝国主义国家广泛流传进来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影响的问题”；在中国哲学方面，要研究万事太平天国革命以来以及近代思想发展史，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思想史；在西洋哲学方面，则应着重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进行研究，用唯物主义的方法重新整理中外哲学史课程，“多讲一些唯物主义派别的课程，而减少不相干的唯心主义派别的课程”。

艾思奇的发言是单独发表的。鉴于他当时的身份，这篇文章也具有总结或结论的性质，并且也代表了中共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