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下的事，找古人来受过。这种思维太陈旧了。堂堂清华大学教授也这么看，就叫本人有些心忧。宫鹏教授称孔子和庄子文化崇尚孤立，抑制好奇心，对科学研究没有好处。这类说法，看起来有些道理。但脱离了问题的本质，是绕着弯兜圈子，永远走不进中心点。

稍微回顾下历史就可以看明白，不需要往回走多少年。晚清后期，中国用现代教育体系取代过去的科举制度。庄子、孔子未能干预。仅十多年时间，中国教育就开始出成果。不仅教育出不错的学生，而且也改造了教师。教师如胡适、蔡元培、章炳麟等，学生如傅斯年、罗家伦、叶公超、老舍等，遂成重塑中国人文精神的人物。这也包括陈独秀、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朱光潜等一系列人物在内。

教育先改变的是人文，然后就是科技。再用了十来年时间，中国大学教育就涌现出大量成果。中国现代科技，就在这时候有了重要的的人才基础。也就是说，民国时代的教育是成功的。众所周知的中国“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23位，几乎都是民国教育打下的基础。民国教育还产生了数位诺贝尔科学家，尽管他们都是到美国接受进一步教育才获得的，但民国教育打下的底子非常关键。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均是如此。相反的，1949年照搬前苏联那一套，加上毛某人搞反右、文革等错误运动，令中国教育出了严重问题。

民国时期处于乱世，但民国科学家还是在战争的夹缝中取得令世界惊讶的成果：

陈建功(1893—1971)，我国著名数学家。他于1928年在日本发表的论文《具有绝对收敛富里埃级数的函数类》达到当时国际数学研究先进水平。主要著作有《三角级数论》《实函数论》等。

苏步青(1902—)，我国著名数学家。大学三年级时，他用英文撰写了论文《一个定理的扩充》，在日本数学界引起轰动。

李四光(1889—1971)，主要著作有：《中国北部之科》(1927年)、《中国地质学》(1939年)、《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1945年)、《冰期之庐山》(1947年)、《地质力学概论》(1962年)等。

华罗庚(1910—1985)，1938年回国任西南联大教授，这期间写有《堆垒素数论》，他的《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获1956年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论、矩阵几何等许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

竺可桢(1890—1974)，主要著作有：《中国气候区域论》(1930年)、《东南季风与中国雨量》(1934年)、《中国气候概论》(1935年)、《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1944年)、《物候学》(1963年，和宛敏渭合写)、《中国气候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1964年)、《我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之初步研究》(1966年写成，1972年补充修改定稿)。

侯德榜(1890—1974)，1933年，出版了震惊世界制碱界的巨著——《制碱》，将索尔维制碱技术系统向全世界公开，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世界制碱权威的崇高地位。1937年，他创建的我国第一座大型化工联合企业——南京永利氨厂建成。至此，化学基础工业的两翼——碱和酸，在中华大地崛起，为我国现代化工事业奠定了基础。

吴有训(1897—1977)，我国著名物理学家。1937年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不久任西南联大校长。吴有训对物理学的贡献是从20年代起，就对x射线散射理论进行研究。

茅以升(1896—1989)，1933年任杭州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1937年9月，大桥落成，桥长1322米，是我国工程技术人员自己设计的第一座铁路、公路双层大桥。主要著作有《桥梁应力》《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中国古桥与新桥》《茅以升文存》《茅以升科普著作选》等。

梁思成(1901—1972)，1944年，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中国建筑史》在他笔下诞生。

民国工业并非曾经传说的一穷二白。在21世纪的中国，发现很多桥梁随意垮塌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茅以升1937年建成的钱塘江大桥至今仍在使用，并且仍无安全之虞。

在晚清洋务运动的基础上，民国现代工业发展是很快的。纺织业、制革业、粮食加工业、机械制造业等按当时的水准，有很多方面与世界的差距是很小的。

1924年，中国有了第一台重型柴油机，为5种规格的低速重型柴油机，上海新样机器厂出产。

1929年，中国有了第一辆汽车，65马力，载重为1.8吨，沈阳辽宁迫击炮厂出产。

1918年，中国有了第一台万能铣床，上海王岳记机器厂出产。

1919年，中国第一架投入使用，叫做甲型一号水上飞机，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出产。至1930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已生产出教练机、侦察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7种飞机。

1920年，中国有了第一艘万吨轮，排水量14,750吨，时速10.5海哩，远洋运输轮，这可是出口到美国的哟。此后，这样的尤吨轮又生产了3艘。

1949年之后，尽管我们错误地照搬了前苏联的错误模式，错误地搞了反右、文革那些政治运动，但由于民国教育的老底子在，即民国时代的三分之二以上重要知识分子愿意跟着共产党搞建设，所以，中国有能力搞出两弹一星，恢复了建造万吨轮的能力，也能在当年中苏关系破裂，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基础工业体系。但到20世纪80年代初，就难以为继了。1984年大学毕业，我去一家当时算较大的机械厂工厂。工厂里的基本加工设备，机床什么的，都是三四十年以上的老古董，我们出来的产品也是老东西，技术落后，质量差。那个厂周边的大型钢铁厂、水泵厂、化工厂等，都是如此。1986年，我那个厂买来几台日本的车床、铣床，把厂里的科技人员羞死了。

1980年代，我国科技人员有一股报国情怀，所以开发新产品的热情很高。可渐渐地，体制问题开始起反作用了。有人干得欢，有人却捣乱。一个科技人员再有能力，领导不待见，干了是白干。要求消除官本位的呼声很强烈。但官僚体系很顽固，难以改变。一些有才华的人，就在这个时候，想办法出国发展。出了国的，过了一些年基本都很风光。这样，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优秀的人才跑出去很多，反制官僚体系的力量也大大削弱。因为有能力的人说话毕竟有分量些，没能力的人是不敢和领导对抗的。再加上极左思想没有得到清算。再过了一些年，教育、科技界，官本位思想更浓了。这是逼着人争相做官。同时，官员利用权力优势，抢夺学术和职称荣誉，又直接损害一线科技、教育工作者的自尊心。渐渐地，官本位的游戏变成个人利益的争夺。要想做事，先得当官；当了官之后，没有心思做事，又变成学霸。于是，欺骗和造假越来越成为常态，很多人根本没有心思搞学术和科研了。

这便是当前中国教育、科技的真正状态。争权夺利，庄子最反对，孔子也不认可。读读《论语》、《庄子》，就可以看清楚。相反的，庄子想象力丰富，对科学是很有帮助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汤川秀树发明的粒子论，就曾受到庄子哲学的启发。著名科学家如英国卡普拉、英国李约瑟、比利时普利高津，也对老庄大加推崇。普利高津因为提出“耗散结构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论文集《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在中国出版，他在《序言》特意写下这句话：“在西方，文明很熟悉中国庄子所写的一段名言：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他引用的庄子名言出自《庄子》的《天运》篇。

在西方人文和科学界，老子和庄子受到很大推崇，被认为能够启发智慧，但对孔子不那么认同。中国在国外办孔子学院，若改成老庄学院，倒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宫鹏教授把庄子和孔子一起拿出来当作中国科技问题的反面因素，我人为是不智也不负责任的判断。这样的清华教授，除了降低清华的学术思想水平外，我看不出还能有什么有益的作用。就因为中国教育和科技体制出了大问题，有能力的人无法在这个体制中闪光，无能力的庸碌之辈，却可以凭着他们拥有的职位而不是学术水平胡说。如此下去，中国教育、科技还能给人多少希望呢？

就宫鹏教授而言，他可能有些教学、科研成果。但没有科技工作者的大智慧，最多也只有些小术而已吧。当前中国教育、科技界，好多人也只是用小术来糊弄日子。所以，重要的具有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在落后的官本位体制束缚下，总是出不来。年年诺贝尔奖，不见中国大陆科学家的名字；年年世界性的最重要科技成果，也几乎不见中国大陆科学家的名字。可是，中国已授予各类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逾2100万人，近三年，全国每年平均授予博士学位约4.8万人，而美国一年也才5.1万人，中国已在人数上赶超美国了。2010年，中国招收博士生，已达6.2万人。批发博士文凭是很容易的，要保持博士水平是很难的。所以，中国官员，有博士文凭的越来越多。捞个文凭去当官，教育、科技，是别人的事。而别人，跑去美、欧、日本、澳洲、加拿大了。中国人努力为外国创造科技新成果，然后中国又忙不跌去到外国买技术。人家还拿架子，不随便卖给我们。欧美对中国的歧视性技术贸易限制，至今未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