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日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多家境外媒体联合采访,就北京奥运,、中国发展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胡锦涛表示，北京奥运会属于中国人民，更属于世界各国人民；每一次奥运会的主办国在举办的过程中都有它独特的关切，中国政府的独特关切是什么呢？我们希望通过举办北京奥运会推动城市的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这是中国最高首脑首次就北京奥运问题公开发表讲话。尤其是其中关于“北京奥运会属于中国人民，更属于世界各国人民”的表述，从中国最高首脑的口中得以表述，更是引人注目。
不同背景，导致中西认知差异
北京奥运筹办至今，尤其在最近一年时间里，在不同文化、体制和价值观方面引发了激烈的冲突，其背景十分微妙、复杂，但归纳起来，围绕着北京奥运而发生的种种风波，其实只是一些个案，其折射的则是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各种心理冲击，以及中国如何面对和调整自身的思维与策略。
必须承认，中国崛起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集体心理冲击波。这不但由于中国崛起的规模和速度，而且更由于中国迄今依然坚持的政治体制。假若中国不是今天的政治体制，而是西方价值体系的一员，中国崛起给西方带来的冲击是否将由此而减轻？笔者曾与不少西方学者讨论过这一问题，其结论因人而异，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再加上在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上与西方的距离，因而导致中西之间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出现。
北京奥运使这些平日散见于各处的心结和矛盾，集中浮现并发生冲突。虽然“不应将奥运政治化”在中西之间是一个共识，但“奥运政治化”置于中西目前错综复杂关系的背景下，实际上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在这方面，中西双方都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有一些认知定式，并随之而产生对奥运的期待；殊不知，由于认知定式不同及其导致的期待不同，最后的的冲突客观上不可避免。关键是：当连串风波过后，双方都有必要沉下心来，从认知定式入手，试图发展出一套未来中西建设性互动的新的模式。
从西方来说，由于奥运起源和发展于西方，因此西方世界长期来有一套价值观与奥运会暗中相连，其中除了和平、团结、正义之外，还包括同样起源和发展于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这些理念虽颠扑不破，但套用在中国崛起，尤其是由中国崛起而导致的双方种种难言的情绪背景下，却可能出现某种偏差。
从中国来说，奥运之梦连接着民族的百年兴盛之梦。这无论对中国的执政党还是普通民众而言，其份量之重乃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体会。因此，“西方的傲慢遭遇到中国的悲情”，不但是西藏和奥运火炬传递风波给人们留下的教训，同时也将延伸到奥运期间乃至后奥运时代的中西互动。
今日中国：“非典型国家”的困惑
因此，对于奥运能给中国带来什么，中西双方的人们都须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估计。有评论认为奥运使中国的全能主义政府形态受到挑战，原因在于以开放、多元为特征的奥运使得试图主导一切的全能主义政府形态进入进退失据的状态；也有学者将北京奥运与日韩和前苏联的奥运模式相比较，以揭示北京奥运究竟将象日韩奥运那样使中国更上一层楼，还是将如前苏联奥运那样对政治演化无推动作用。
其实，无论是日韩还是前苏联模式都不适合于今天的中国：日韩主办奥运时虽处于崛起（这一点与今天中国类似），但这两个国家当时基本上全方位拥抱西方价值观；而莫斯科奥运会时，前苏联则完全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换言之，无论是奥运促进日韩体制演进，还是未能促进前苏联的进步，其实其最终因素并非奥运本身，而是这些国家自身的发展逻辑。
今天的中国，在各个领域里都可谓“非典型国家”：在经济领域里，虽经历十六年市场经济发展，但政府角色依然存在，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早期资本主义的现象；在社会和政治里，三十年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十六年的市场经济，已令中国公民社会清晰可见，民众享有的各种自由均非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相比。
转型期：观念转型的艰难
过去三十年，如果说中国发展最快的是经济，那么改革最慢和最艰难的则是政治体制；如果说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最多、最快的是观念，那么在涉及到现代文明、法治和开放的问题上，中国人变得最少、最慢的也是观念。虽然体制的改革是过去三十年留下的最大问题，但比体制改革更难的问题则是人们在某些领域里观念的改变或进步。
因此，过去三十年，人们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可以持续观察到的就是新旧观念的博弈，前者代表中国改革所必然面向的现代文明、法治和开放；而后者则代表体制残留下来的传统思维方式。没有人质疑中国对举办北京奥运以及与世界接轨的诚意，也没有人质疑北京奥组委对国际媒体采访自由的承诺，但事情往往在执行的过程中走样，其根源并非官方的诚意，而是体制遗留的习惯思维。
客观地看，北京奥运可能不会对中国的体制改革起到直接推动作用，但是否将对中国因体制而遗留下来的传统思维习惯造成冲击，则大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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