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眼

程亚文 北京学者

　　今年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制造业的生存危机，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近期中央高层已密集赴东南沿海调研，为广东、浙江等目前中国最发达地区及其中小企业寻找出路。

　　以数据来说明问题。今年上半年，东莞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出现30年来首次负增长，签订投资合同减少了57宗，负增长幅度为13%～14%，1月到5月，全市关停、转移外资企业共405家，同比上升36.4%。（央视7月27日报道）

　　沿海制造业今天所遭遇的困境，可以认为是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后的一种必然。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物质和资本交换，企业的生产成本已不可避免会深受世界经济的影响。石油和其他矿物质价格的快速上涨，提升了企业的原材料和运输费用；世界粮价上涨抬高了员工的生活费用进而提高了劳动价格；而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则又削弱了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已使以往的劳动和要素价格优势不复存在。

　　加入全球经济大循环后，想长久维持低成本“比较优势”，并没有可能。“比较优势”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日本、韩国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初，都曾经历过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的阶段。当时这些国家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可用，土地、原材料价格也比较便宜，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陆续都提升了产业层次，摆脱了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随经济发展，企业生产成本也在提高，再继续维持低成本已无相应资源可以支撑。

　　对中国来说，在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后，过去那种以低成本取胜的经济发展模式，差不多快走到了尽头。别的不说，仅从中国的人口结构看，中国目前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农村可以进城打工的一般劳动力已基本挖掘殆尽，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比例关系的变化，也使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必须创新模式。

　　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一样，中国是从1970年左右进入“人口红利”期的，这一“人口红利”到2015年左右即将结束，在此之间的45年左右时间，是中国人口结构最为合理、总抚养比相对较小的时期。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到来，欧洲和日本老龄化社会在经济发展上的一些劣势因素，也将很快会在中国出现。从这个角度说，如果中国不从现在开始就抓紧时间推进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就难以很好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危机。

　　不过，产业升级不是说做就能做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产业升级，都经历了比较痛苦的历程。一些产业的凋零，在一段时间内会使经济发展减速，也会增加失业率、加剧就业压力，还会给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带来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社会、企业都需要有高度的危机意识和推进产业升级的紧迫感，并协调好彼此的相互连接，以共同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创造条件和资源。

　　虽然古典经济学主张要将经济发展交给市场，但发展经济学还是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有着本质区别，没有国家宏观政策的介入，后发国家要想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就没有可能。对此，我国的政府、社会和企业，还需早做准备。

　　程亚文 北京学者